Abstract:Legal terminology forms thecore of legal English. Among various legalterms, Latin legal expressions stand outdue to their unique historical backgroundand high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makingthem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legallanguag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changes in the frequency of Latin legalterms in Anglo-American legal texts from1973 to 2024 and explores the underlyingreasons behind these shifts. Over thepast five decades, the use of Latin legalterminology has undergone noticeablechange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three stages: a period of low and stablefrequency from 1973 to 1990, a phaseof rapid increase from 1990 to 2010,and a gradual decline from 2010 to thepresent. Based on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relevant dat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multifacete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setrends, revealing broader tendencies inthe use of legal English in the UK and theUS, and uncovering deeper driving forces.The findings also offer valuable insightsfor legal translation practices in China.
Keywords: Latin terms; word
frequency; Anglo-American legislativetexts一、研究背景世界上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经历演化，不仅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还为了应对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语言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语音、词汇、语法等多个层面的改变。
作为全球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之一，英语无疑经历了多次深刻的演变，其语言结构、词汇体系及语法规则的形成都深受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其中，英语对外来词汇的吸收与本土化，是其演化过程中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
英语最初由安格鲁撒克逊移民带到英格兰岛上，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语言经历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特别是 1066 年的诺曼征服，它使安格鲁 - 撒克逊人的日耳曼语发生了拉丁化的转变
有些外来词则经过了长时间的语言适应和文化接纳，最终转变为本土语言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外来词被直接的英语表述取缔或替代。尽管现代英语中外来语的痕迹不再多见，但是在法律英语这一特殊的英语文本中，仍保留了大量的古旧词汇、拉丁词汇、法语词汇等。律师们对使用这样的法律行话有充足的理由。古老的表达方式比新创造的词汇更受青睐，因为它们拥有数百年的历史，并且具有高度规范化、普遍接受的解释。传统语言特征的延续源于对新术语可能导致歧义的担忧3
然而，尽管法律英语有意地保留了时代性，我们依然能从其不同时期的语言风格发现法律英语内部的演变模式。本研究将聚焦于法律英语中一个显著的特证——法律拉丁术语的使用，依托语料库技术针对法律拉丁术语使用频次变化进行历时性研究，以厘清法律英语中的拉丁术语使用情况的变化并分析决定变化发生的深
做好中文法律文本的英译是做好“法治中国”形象建设的必由之路。要做好中文法律文本的外译，除了要保障词汇、句式使用的准确性和清晰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和达意性，更要仔细斟酌法律术语的选择。
通过对法律拉丁术语这一在法律英语中的突出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本研究也期望能够为我国的法律法规外译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推动我国法律翻译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明确在中文法律文本翻译中拉丁术语的使用规律，还能为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法治理念的理解与接受提供支持。
研究的统计时段范围为 1973 至 2024 年，法律与语言的交响曲：从语言变奏到边界探寻依据美国国会官网的档案数据， 1973 年后的法案资料最为完整，早期的档案资料可能存在缺失。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研究的严谨性，英美两国立法文本的选取时间段统一为 1973至 2024 年。这样做有助于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并避免历史资料不完整对数据分析带来的偏差。
在数据提取过程中，本研究采用了每 2 年一次的时间间隔进行统计，以便通过更加密集的数据分布清晰地呈现出使用频率的变化趋势，且能更好地捕捉到语言变化的短期波动。此外，2 年为单位的时间区间还能有效减少极端数据的影响。通过这种时间区间设置，本研究能够在保证数据精度的基础上，确保对法律语言演变的观察更加全面和细致。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数据量大幅领先于英国，其中的原因有：第一，美国国会的网站包含了美国全域的 50 个州的文件；第二，国会网站中收录的是全部被提出的法案，因此会包括未被通过的法案。但是法案的提出也是立法过程的一部分，因此这些未被通过的法案也应被计入有效数据。
折线图表 3 英国拉丁术语词频法律与语言的交响曲：从语言变奏到边界探寻表 4 英国拉丁术语词频折线图根据图片数据，英美两国在拉丁术语的使用频率上表现出显著的共性，整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3-1990 年的低频稳定期 、 1990-2010 年的快速上升期以及 2010 年以后的逐步下降期。
第一阶段是 1973-1990 年的低频稳定期 。在这一时期，两国拉丁术语的使用频率普遍较低且波动不大，呈现出平稳趋势。以折线图中较为突出的数据为例， 在美国， “bona fide”（ 善意）在 1973-1974 年为 75 次，而英国为 11 次。
“quorum”（法定人数）在两国的使用频率分别为 58 次和 13 次， 而术语如 “certiorari”（调卷令）和“corpus”（人身保护令）的使用频率基本维持在个位数或低位。这表明，在这一阶段，拉丁术语在英美立法文本中的使用范围有限，其重要性尚未凸显。
第二阶段是 1990-2010 年的快速上升期 。从 1990 年开始，两国的拉丁术语使用频率显著上升，大多数术语在这一阶段迎来了高峰。例如 ，美国的 “ bona fide”从 1991-1992年的 194 次快速增长至 2005-2006 年的峰值3239 次，英国的“quorum”则从 1991-1992年的 22 次增长到 2005-2006 年的 100 次。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拉丁术语在英美两国法律文件中的使用变得更加普遍，术语使用量显著提高。
第三阶段是 2010 年以后的逐步下降期 。从 2010 年开始，英美两国的拉丁术语使用频率均进入下降阶段 。这一趋势在 2020 年以后尤为明显 。美国的 “ bona fide”从 2019-2020 年的 1165 次下降到 2023-2024 年的 381次，而同样，英国的“ quorum”则从 2019-2020 年的 27 次下降至 2023-2024 年的 14 次。
这一阶段两国均呈现出拉丁术语使用量减少的共同特点，尤其是在疫情之后下降更为显著。英美两国拉丁术语使用频率的变化呈现出高度一致的规律性，即经历了稳定期、快速上升期和下降期三个阶段。尽管具体术语的使用频率在两国间有所差异，但其总体趋势具有很强的同步性。这种趋势反映了英美两国在法律语言使用上的某种一致性，同时揭示了拉丁术语在法律文本中逐渐从重要走向边缘化的过程。
术语早在 17 世纪开始就有官方记载的使用记录，但是始终没有被立法机构大面积使用，直到 2000 年代以来，英国立法文本中拉丁术语的词频才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说明。
（1）全球化与国际法律合作1973 年，英国成为欧盟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员。罗马法作为欧洲大陆法系的基础，深刻影响了欧陆国家的法律体系，《十二铜表法》和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的《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为现代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法律编纂方面产生影响8
欧共体的许多法律概念、规则制定逻辑以及法典结构，都能看到罗马法的痕迹。因此，罗马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通过罗马法复兴时期的文化传播而影响各个欧陆国家，并构成了存在于不同国家内的法的 “共同” 核心， 例如法律术语、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体系和制度等9
而拉丁语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罗马法的许多重要文本都以拉丁语书写，这为后续的法律传承奠定了基础，也为欧共体和后来的欧盟的立法语言中拉丁术语的大量使用奠定基础。1986 年， 欧共体颁布了 《单一欧洲法》 （SingleEuropean Act），该法案中已经开始强调各成员国与欧洲议会的合作，如第 100A 条：理
2000 年代也是美国立法文本中拉丁术语词法律与语言的交响曲：从语言变奏到边界探寻频大幅提升的十年，美国的这一变化同样与全球化与国际法律合作密不可分。然而，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并非欧盟成员，因此没有受到欧盟法律体系的影响。通过表格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尽管英美两国的拉丁术语使用都在 2000
（2）英美两国全球金融中心地位21 世纪是法律全球化的世纪。这种全球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20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数据，美国GDP 在 2000 年约为 10 万亿美元，到 2010 年已增长至约 15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比重保持在 20%-25% 之间。且在此期间，美元继续作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约 60% 的国际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
报告，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 2000年的约 73% 下降至 2010 年的约 62%，但仍保持主导地位23
“金融服务管理局（ The Authority）必须通过规则设立一个机制， 该机制需具备以下功能 ：（a）某些争议可以通过一名独立人士快速且尽量非正式地解决；（ b）当该独立人士认为适当时，可以根据该计划，对某些特定描述的人员做出赔偿裁定。该计划被称为金融申诉专员服务。”24
经济全球化在 21 世纪推动了拉丁法律术语的使用量增长，这种增长主要源于国际贸易、跨境投资和金融市场的复杂化。英美等全球经济中心的法律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采用具有精准性和普适性的拉丁术语进行立法，如“bona fide”等，因其简明且涵盖广泛的法律意义，能够在不同法律体系间建立共识，以保证法律条文的统一性和清晰性。
（3）反恐立法英美两国在 21 世纪初都经历过重大的恐怖袭击。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遭受“ 9·11恐怖袭击”；2005 年 7 月 7 日，英国遭受“伦敦地铁爆炸案”，促进了世界各国反恐立法的颁布落实。反恐立法在 21 世纪显著推动了拉法律与语言的交响曲：从语言变奏到边界探寻丁法律术语的使用量增长，这种增长主要源于反恐需求的复杂化和程序正义的保障要求。随着跨国恐怖主义威胁的加剧，各国尤其是英美法律体系通过立法规范反恐行动中的拘留程序、国际合作与执法权限，不可避免地采用了诸如“habeas corpus”与“certiorari” 等拉丁术语。
在《爱国者法案》（ Patriot Act）中，第 412条（Section 412） 直接涉及人身保护令 （habeascorpus）的适用28
然而，反恐立法的规约也引发了对于政府对个人自由侵害的争议。政府权力也由此不断得到扩展，公民、移民以及外国人的很多合法权利受到压制，恐怖嫌犯的权利几乎被剥夺殆尽29
总结以上三点内容可以发现， 2000 年代，拉丁法律术语的使用率大幅上升，以上三个不同视角背后都有一种共性：即法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适应性变化。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化、经济金融监管的加强以及反恐需求的复杂化等国际交流行为，法律文本对统一性、精准性和权威性的要求不断提高。拉丁术语作为一种历史悠久且具有普适性的法律语言工具，在满足不同法律体系的协作需求、提升立法效率和保障程序正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趋势标志着英美立法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中对法律传统和现代需求的协调适应。
2. 2010 年代由上升转向下跌法律拉丁术语的使用频率经过 1990-2010年代的鼎盛期后，开始进入逐渐下降的过程。近年来，全球化进程的变化以及新的社会需求推动了法律语言的转型，尤其是对于传统法律术语的使用产生了影响。在这一部分中，我将探讨导致这一变化的几种关键因素。
（1）国际合作模式的转变2010 年代开始，世界格局逐渐步入全球化后期。与 1990 年代的全球化时期不同， 1990年代的初期全球化更多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领导下，国际组织（如 WTO、IMF、世界银行等）主导了全球规则的制定。多边主义的框架下，全球治理基本保持稳定，全球经济体系呈现出一定的统一性。进入后期后，国际合作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区域性政治和经济集团（如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开始逐渐取代全球单一的国际规则。国际合作模式更多转向以区域性协定或功能性协议为基础，而非依赖于传统的全球统一标准。区域合作是当前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潮流。区域合作有多种形式，包括建立区域组织、签署合作协议、实施灵活的合作项目和倡议等。在全球多边合作进程遇阻的情况下，区域合作则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成为各国对外关系的重点选择32
（2）文化自主意识的提升在 2016 年，英国通过了脱欧公投，并于2021 年正式退出欧盟。脱欧不仅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决策，更深刻地触及了文化认同与民族主义问题。在英格兰，民众对欧盟的态度与国家认同感密切相关36
特朗普的政治语言和政策中，往往强调美国的独立性、民族认同以及对外来影响的排斥，法律与语言的交响曲：从语言变奏到边界探寻这与英国的脱欧情绪类似，都有着强烈的文化自主意识。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既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反动，也在政治语言上试图强化本国的文化认同和独立性。这种文化自信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单边主义的加剧和国际交流的减少。特朗普政府通过“美国优先”的口号，将美国利益置于全球合作之上，减轻了美国对国际机构和多边合作的依赖，尤其是在外交、经济和安全领域。根据《纽约时报》2017 年的一篇报道，特朗普的政策和言论被视为推动美国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因素38
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主义所带来的文化自信浪潮，正是推动拉丁术语使用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趋势表明，随着国家文化认同的强化，国际法和全球化标准所带来的文化同质化逐渐被本土化的法律语言所取代，拉丁术语的作用逐步被削弱，国家法律体系的独立性得到了更大的彰显。
（3）简化立法语言的需要英美国家的传统法律语言以其复杂性和晦涩难懂著称。基于传统法律语言所编写的立法文本通常包含冗长的句子、专业术语、外来词（如拉丁词汇）和重复性表达。这种语言风格不仅让普通公众难以理解，也增加了法律从业者、法官和律师解释法律的负担。法律术语通常依赖于陈旧的术语、不规范的语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目的是通过复杂化的语言达成所谓的 “精确”和 “清晰” ，然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44
许多律师仍然使用法律术语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法律术语使法律写作变得晦涩难懂45
在美国，简化法律语言的努力同样得到了政策层面的支持。 1978 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行政命令 12044》（ExecutiveOrder 12044） ，该命令要求行政机关发布的法规应 “尽可能简单明了” ，并且规定每个机构的负责人应确保 “法规以简明英语撰写 ，并且便于那些必须遵守该法规的人理解”
此外 ，根据表格数据反映 ，可以发现英美两国拉丁术语使用频率在 2020 年以后经历了一次骤降。 2020 年，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迫使各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各国立法数量激增。美国截至 2020 年 7 月 1 日，各法律与语言的交响曲：从语言变奏到边界探寻州政府已发布超过 1000 项法律措施，包括强制居家令、集会禁令、企业和学校关闭以及佩戴口罩的要求
因此，简化立法语言的需求不仅是对复杂法律术语和不易理解的法律写作的应对措施，也为法律拉丁术语使用率的下降提供了合理依据。2020 年的新冠疫情大爆发更是有力地推动了法律写作简化的进程。随着法律写作逐渐趋向简洁明了、更加易于公众理解的方向演变，
，法律拉丁术语作为法律英语文本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使用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术语不仅具备高度精确性，还能够跨越法域界限，促进法律概念在不同司法体系中的一致性。然而，近年来数据的下滑反映了英语国家在法律文本中逐步减少拉丁术语使用、推动简明语言应用的努力。这一趋势表明，法律语言正在朝着更易于公众理解、更具普及性的方向发展，这种变化也与现代社会对法律透明度和可接触性的需求相契合。
对于我国法律人而言，适当学习和了解法律拉丁术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即使法律拉丁术语的词频已然呈下降趋势，但在一些法律文件中，拉丁术语仍然作为某些关键概念的固定表达被保留，其特有的精确性和稳定性在法律体系中依然发挥作用。其在学术研究、国际法律文件以及司法实践中仍有一定的存在感。因此，学习法律拉丁术语不仅是理解国际法律文本的基础，也是拓展法律语言能力的重要环节。
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随着法律语言趋向简明化，过度依赖拉丁术语可能会削弱法律文本的普及性和适应性。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具体需求合理平衡术语的使用，既保持法律文本的专业性，又增强其传播效能。
对于我国法律法规外译工作而言，理解这一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需要在外译时充分把握拉丁术语的适用场景，确保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保留必要的术语规范性。同时，也应避免不加选择地使用拉丁术语，尤其在目标受众为普通公众或非法律专业人士时，应以简洁易懂的表达为主。通过对翻译策略的动态调整，可以在适应国际法律语言变化的同时，提升译文的传播效果。在使用拉丁术语表达一种概念的时候，可以对其进行简明英语的备注以便读者理解
中拉丁术语使用频率变化的历时性研究，揭示了法律语言在全球化和社会需求的推动下所经历的演变。研究表明，法律拉丁术语作为法律英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促进法律概念的一致性和跨法域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际法律合作的加强以及法律语言简化的需求不断增大，拉丁术语的使用频率逐渐下降，反映了现代法律语言向更易于理解和普及的方向发展。
具体来看，拉丁术语在法律文本中的使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首先， 1973 至 1990 年的低频稳定期，拉丁术语的使用频率较低，且没有显著变化，表明当时的法律语言保持较为传统的表达方式；其次， 1990 至 2010 年，全球化、国际金融合作和国际法律合作的加深推动了拉丁术语的使用频次上升；最后，自 2010年以来，法律语言简化的趋势导致拉丁术语的
对于我国法律法规外译工作而言，这一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一方面，拉丁术语在国际法律文献中的规范性作用依然不可忽视，且仍具有精确性和普遍性。因此，在外译过程中，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保留必要的拉丁术语。 另一方面， 随着法律语言简明化需求的提升，我们必须在翻译中注重简洁和清晰，避免过度依赖复杂的拉丁术语，尤其是在面对非法律专业人士和普通公众时，翻译应更加注重易懂性和可接触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为我国法律法规外译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通过对英美法律文本中拉丁术语使用频次变化的分析，揭示了国际法律语言简化的趋势，并为如何在外译过程中平衡术语规范性和语言简明性提供了建议。这对于提升我国法律翻译质量、增强国际传播力和推动“法治中国”形象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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