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是枝裕和导演的电影《怪物》的三重视角进行重新整合与细节梳理，分析主人公行为动因以及其所代表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在对影片结尾重生剧情的解读中，本文回应了电影的主题，并通过影片与观众的互动将主题扩展到了日常生活，同时点明了本文的法律人类学意义。最后，本文尝试提出了破解怪物式困境的方法，即跨越边界的人类学视角。Monster: the Child Trapped byBorders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Law, LundUniversity, Yao Huang【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motivationsof the protagonist's actions and thewider social phenomenon they representthrough a reintegration and detailing ofthe triple perspective of director HirokazuYae's film Monster. In its interpretation ofthe rebirth plot at the end of the film, thepaper responds to the themes of the movieand goes beyond the movie itself to furtherilluminate the legal anthropologicalsignificance. Finally, through the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ovie and theaudience, the paper tries to propose a wayto crack the Monster-like dilemma, i.e., an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that crossesboundaries.枝裕和导演的电影《怪物》运用了罗生门式的叙事方法，在一部影片中就同一故事以三种角度展开情节，也是本篇的亮点之一。当观众怀揣着“谁是怪物？”的问题观看这部影片时，会不自觉地陷入到导演布置下的“真相”里，寻找到一份足以让人满意的答案。而正当观众洋洋得意自己已经理解了电影的主旨时，下一重视角又逐渐铺开。随着观众先前的认知一点点地被动摇推翻，也逐步逼近了那个影片中真正的“怪物”。一、孩子为什么会撒谎？家校关系下失语的孩子们在电影的第一部分，早织注意到了儿子凑的异常行为，并为此连续多次找学校理论。当孩子出现异常行为时，家长总是习惯于先入为主，以一种惯性的思维认为既然孩子在学校，那所产生的一切问题都与学校有关，并将矛盾指向学校、老师以及同学，进而抹去了孩子表达真实想法的机会。但其实家长在学校的暴怒会让孩子更难堪，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家长主义式的做法。毕竟孩子才是会继续留在学校与其他人交往的人，是真正处于家校关系枢纽的人，而家长在发作之后拍拍屁股便可以离开。“威慑”也许是一支止痛剂，但从不会真正治好病症。而孩子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便会不愿再想与家长分享秘密，因为他们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渐渐地他们学会了一种名为撒谎的外交技艺来保护自己，将自己隔在学校与家长之间，一层厚障壁就此产生。这是孩子们心照不宣的秘密，他们会在有些时候故意撒谎，以提供给大人一个他们想要的答案。毕竟，在大人的眼里，某些结果的发生一定是因为那几种原因罢了。回到影片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凑如何向早织“坦白”学校发生的事，而只看到了早织以极为强硬的态度向学校理论。也许我们会困惑，为什么凑不愿告知早织真相？明明他们的母子关系似乎如此融洽。但正如影片中多次提及的，早织是一位单亲母亲。在承担更多的压力的同时，她也比其他人更加希望孩子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当母亲在车上向凑喃喃自语，自己会坚持到凑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那种随处可见普通的家庭就好了。懂事的凑又该如何面对母亲这一点“简单的”期许？更不用说那个“无处不在的”父亲，早织总是试图借着他的名义行使着“父爱式”的监控，试图打探着凑的秘密——于是他选择跳车逃离。尽管母亲只是在以此种形式表达爱意，但对于凑来说这更像是一种暴力，在通过对子女愧疚感的营造而让子女变得更加听话。所以，与其坦白一切，让母亲接受自己的“不正常”，不如给母亲一个她可以接受的解释异常行为的理由，而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老师描述为一个“怪物”。二、被抹去的真相：权力与大众传播当早织找到了学校，学校的处理方式非常有趣。校长及老师从始至终就是坚决的道歉，不做过多解释，甚至不愿给保利老师回应的机会。这是校长处理此类纠纷的经验，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规则”，且按照老师们的说法，像早织这样的单亲母亲，“是很不容易的”。换句话说，他们虽然了解保利老师视角下的“真相”，但也已经默许了早织前往学校发难的权利。在他们的眼里，早织就像是一个需要照顾的小孩，他们应当拿出最大的耐心与宽容，无条件地支持她。这同样是一种典型的家长主义做法，也让早织距离事件的全貌越来越远。在校方鞠躬的阴影下，早织再要求什么似乎都显得无理取闹。早织不理解校方为何没有了“人情味”，这一刻她似乎成了弱势者，尽管她可以指着校方的鼻子一顿臭骂。当事情闹大后，校长更是毫不犹豫地将保利老师推出去，毕竟这似乎就应该是早织最想要的结果——事实上，这不应该是所有家长都希望的吗？对于校方而言，如早织这样的家长就是真正的“怪物”。而他们为了守住学校，不得不做出牺牲与让步。但这真的是早织想要的吗？其实也只是她的无奈之举，毕竟一个只会鞠躬道歉的校长没办法给她想要的“真相”，而我们总是会更相信舆论的力量。而在此过程中，真正的受害者保利老师却从未有任何为自己发声的机会。一开始遏制住他的还只是校长的权力与已经制度化了的家校纠纷调解习惯。而当此事成为媒体热点，就如校长所说，“真正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在此刻，仿佛遵从甚至推崇这一套秩序，为了学校声誉而选择牺牲老师的校长才是那个“怪物”。当事件被定性为是一个老师体罚、侮辱学生，一切都在开始向着失控的方向发展。保利老师变成了一个大众用来宣泄情绪的符号，就如同他先前被人议论经常前往风流场所一样。当他们讨论保利老师时，他们讨论的从来不是保利老师本人，而是他身上所被绑定的诸多标签，“一个在学校打骂学生、下班后经常前往风流场所的老师”。那个善良的、关心同学的保利老师呢？他已经被解雇了，女友离他而去，甚至还有人向他家门口挂猪脑以作攻击。在媒体时代，体系性的暴力来的如此轻松与迅速，却可以将一个人的生活彻底摧毁。【评论】法律人类学观察：跨越边界 文脉 法律人类学特刊 2024三、但孩子呢？长了“猪脑”的人还是人吗故事似乎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孩子的异常行为在家长那里找到了解释，并在学校得以将情绪释放。虽然保利老师被迫下岗，但这样的冤情似乎仍在社会的可控范围内，不是吗？影片在这里进入第三重叙事，即凑的视角。凑对自我的认知是借助依里这一他者实现的。依里来到新班级后一直在受到班里同学的霸凌，只是因为他偏女性化的形象。而长期以来被母亲灌输要过“正常”生活的凑，为了在此时显得“正常”，也加入到了不时戏弄依里的队列。事实上，这样的性别主义观在影片中多次体现，如保利老师在体育课上告诉伊里“你可是男人啊”，在伊里与凑打架后告诉他们要“像男子汉一样握手言和”。对于孩子而言，教育是弥散化的，正是这样的只言片语构建出了他们对“正常”的想象，也让凑越来越难以面对那个被传染了“猪脑”的“不正常”的自己。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究竟是哪句话彻底击垮了凑，也许只是在影片开头，当凑试探性地向早织问道“被移植猪脑的人是猪还是人”时，早织敷衍的那一句“那根本就不是人类”罢了。社会需要“怪物”以及对“怪物”的恐惧来让一切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每个人都在成为“怪物”与塑造新的“怪物”之间来回摆动。但在凑与依里之间尚不存在“谁是怪物”的问题，尚不存在正常人与怪物的分野，特别是当他们逃到废弃列车上之后，这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猜词游戏。依里较早地接受了自己的身份，但这是在他父亲疾病隐喻下的畸形认知。除了要接受父亲的“治疗”以及偶尔扮作正常人外，他在学校这个微型社会中、在保利老师的男性气质下、在同学的欺凌与议论间仍然需要扮演好“怪物”的角色。但凑仍然处在对自我的懵懂之中，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样的人才是正常人。甚至相比于因先天原因被视为“怪物”的依里，他所面临的令人窒息的爱更加残忍。能带来最刻骨铭心的伤痛的人只会是身边最亲密的人，而非那些从未走进自己心里去的人，而凑身边的便是早织——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但幸运的是凑遇到了依里，一个知道花名的男孩子。在一个台风天，凑找到了依里，与他共同逃离这个由大人以及即将成为大人的人的世界——一个充满了“怪物”的世界。四、死亡与重生：在阳光下奔跑在电影的结尾，意识到真相的早织和保利老师在暴雨中来到了凑与依里的栖息地，却怎么也无法抹净泥泞的窗户看到列车内的景象。而在下一个镜头，雨过天晴后，凑与依里爬出列车，仿佛“重生”了一般。依里：我们重生了吗？凑：我想我们没有。依里：没有嘛？凑：没有。我想我们和原来一样。是的，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和原来一样，但的确有一些东西发生了变化。就如同凑将依里从浴缸中拉了出来一样，他们救赎了彼此，更重要的是接纳了自己。即使外界试图改变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但总有那么一个只属于我们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找到自己——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间，我们也可以在阳光下奔跑。“如果有任何不能说的秘密，那就吹响长号吧”，那不是怪物的低鸣，而是对自我的告白。就像校长所揭示的道理一样，“如果只有一部分人拥有的那就不算幸福，幸福是要所有人都能拥有”。它的获得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力、物质或他人，而只是从自己心头涌出的一股力量，驱使着我们继续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通过与他者的互动能够获得的只是一种对幸福的想象与模拟。“怪物”不是某一个、某一群人，而是四处弥散的偏见与边界，阻碍了人们对真实的感知力。转生所指向的正是一个没有“怪物”的世界。但“怪物”从未消失，他们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里，存在于你我他之间，只不过“怪物”已经无法影响到他们并让他们感到恐惧了。他们奔向了没有栅栏的铁桥，也奔向了没有阻碍的未来。这是“怪物”的死亡，也是他们的重生。五、反思“怪物”：一个法律人类学故事以上的讨论似乎和法律没什么关系，而更像是日常生活中一个简单故事的缩影吗，但笔者认为这正是我们应当反思的视角。我们应将法律回归到生活中去，以关注更多被困住的人。本部影片其实就是一个母亲向学校“维权”的故事，最终通过诉诸公共舆论也形成了类似于法庭审判一样的强制力——甚至比法庭审判更为可怕。但故事从不会在一场审判做出后就戛然而止，其所留下的伤疤需要更多的时间与耐心来治愈，甚至有时会被揭开而后知后觉出真相，而这往往才是最重要却又总是被忽视的。法律应然式的家长主义倾向需要我们时刻警惕，其是否能够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抑或只是法官赶着截止期限内做出的一个强制解决方案而已？其是否能达到如诞生时所预期的那样美好的效果，抑或只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妥协？这些问题不会动摇法律存在的根基，但却让我们必须更加谨慎、更加认真地对待法律。在这一层意义上，法律绝不仅仅是文本上的内容，而也包括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偏见、潜在的思维模式与行为规则以及随之而来的傲慢。这些在我们的社会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我们需要怀疑有些法律文本是否就是他们的固化产物，并将进一步加深他们。且这个过程通常是不自知的，就像开车的人从来不会在意自己走过的路而永远盯着前方。但我们需要不时地停下来，以一种人的而非所谓抽象理性的视角来看看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才能够避免酿成更大的悲剧。六、做无边界的人类学最后，回到影片的叙事结构上，其实观众在每一重叙事下都能与主人公感受到相同的愤怒与不解。请仔细把握以及享受每一份情感，因为他们都没有对错之分。了解事情更多维的视角也并不会否定先前所流露情感的意义，因为他们每一个都如此真实，甚至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达成了微妙的共鸣。每一个人的每一份情感都值得尊重，但我们仍然有必要反思为何这些情感会出现冲突，仿佛有一个无形的边界阻挡了主人公之间情感的传递。回归现实，主人公视角的切换是一种电影的叙事手法，而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即使我们再过卖力地试图体验他人的视角，似乎也无法摆脱只能做自己游戏主人公的命运，其他人终究不过是 NPC 。许多映后的讨论更值得关注，这部剧在许多人的眼里是一部“同性”影片。但需要谨慎对待的是，这何尝不是又一次对影片及两个孩子的施暴？本片旨在反思的正是这种轻易得出的偏见。作为观众的我们真的拥有“上帝视角”吗，抑或只不过是这一场故事的第四重视角呢？我们是如此卖力地将这部影片与我们所熟悉的某种叙事捆绑在一起，而似乎已经丧失了讨论这部影片本身的能力。该如何破局？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将人对待为人。当我们讨论凑时，他首先应该是凑本身，而不是单身母亲早织的儿子，保利老师的【评论】法律人类学观察：跨越边界 文脉 法律人类学特刊 2024学生。过分沉醉于此类身份以及身份背后的意涵只会让我们忽略掉真实的人。而我们需要倡导一种跨越边界的人类学视角，即避免完全从自身的理解与经历出发看待、评判以及影响他人，否则我们只会在无形中一遍又一遍地产生观念的怪物，而进一步压迫别人。这也正是过往许多领域的研究中缺失的视角，观念王国里没有人的位置。在我们无比笃定的知识传统下，诸如公平正义等理念已经逐渐发展出实质性标准，但问题也许并不出在我们如何理解公平正义，而是我们该如何理解人、如何理解人的处境，这也正是法律人类学的意义所在。只有“在场”的研究与无边界的视角，才能让我们看到未被看到的人，才能让我们救出被“怪物”困住的孩子们。■
本文通过对是枝裕和导演的电影《怪物》的三重视角进行重新整合与细节梳理，分析主人公行为动因以及其所代表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在对影片结尾重生剧情的解读中，本文回应了电影的主题，并通过影片与观众的互动将主题扩展到了日常生活，同时点明了本文的法律人类学意义。最后，本文尝试提出了破解怪物式困境的方法，即跨越边界的人类学视角。Monster: the Child Trapped byBorders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Law, LundUniversity, Yao Huang【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motivationsof the protagonist's actions and thewider social phenomenon they representthrough a reintegration and detailing ofthe triple perspective of director HirokazuYae's film Monster. In its interpretation ofthe rebirth plot at the end of the film, thepaper responds to the themes of the movieand goes beyond the movie itself to furtherilluminate the legal anthropologicalsignificance. Finally, through the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ovie and theaudience, the paper tries to propose a wayto crack the Monster-like dilemma, i.e., an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that crossesboundaries.枝裕和导演的电影《怪物》运用了罗生门式的叙事方法，在一部影片中就同一故事以三种角度展开情节，也是本篇的亮点之一。当观众怀揣着“谁是怪物？”的问题观看这部影片时，会不自觉地陷入到导演布置下的“真相”里，寻找到一份足以让人满意的答案。而正当观众洋洋得意自己已经理解了电影的主旨时，下一重视角又逐渐铺开。随着观众先前的认知一点点地被动摇推翻，也逐步逼近了那个影片中真正的“怪物”。一、孩子为什么会撒谎？家校关系下失语的孩子们在电影的第一部分，早织注意到了儿子凑的异常行为，并为此连续多次找学校理论。当孩子出现异常行为时，家长总是习惯于先入为主，以一种惯性的思维认为既然孩子在学校，那所产生的一切问题都与学校有关，并将矛盾指向学校、老师以及同学，进而抹去了孩子表达真实想法的机会。但其实家长在学校的暴怒会让孩子更难堪，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家长主义式的做法。毕竟孩子才是会继续留在学校与其他人交往的人，是真正处于家校关系枢纽的人，而家长在发作之后拍拍屁股便可以离开。“威慑”也许是一支止痛剂，但从不会真正治好病症。而孩子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便会不愿再想与家长分享秘密，因为他们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渐渐地他们学会了一种名为撒谎的外交技艺来保护自己，将自己隔在学校与家长之间，一层厚障壁就此产生。这是孩子们心照不宣的秘密，他们会在有些时候故意撒谎，以提供给大人一个他们想要的答案。毕竟，在大人的眼里，某些结果的发生一定是因为那几种原因罢了。回到影片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凑如何向早织“坦白”学校发生的事，而只看到了早织以极为强硬的态度向学校理论。也许我们会困惑，为什么凑不愿告知早织真相？明明他们的母子关系似乎如此融洽。但正如影片中多次提及的，早织是一位单亲母亲。在承担更多的压力的同时，她也比其他人更加希望孩子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当母亲在车上向凑喃喃自语，自己会坚持到凑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那种随处可见普通的家庭就好了。懂事的凑又该如何面对母亲这一点“简单的”期许？更不用说那个“无处不在的”父亲，早织总是试图借着他的名义行使着“父爱式”的监控，试图打探着凑的秘密——于是他选择跳车逃离。尽管母亲只是在以此种形式表达爱意，但对于凑来说这更像是一种暴力，在通过对子女愧疚感的营造而让子女变得更加听话。所以，与其坦白一切，让母亲接受自己的“不正常”，不如给母亲一个她可以接受的解释异常行为的理由，而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老师描述为一个“怪物”。二、被抹去的真相：权力与大众传播当早织找到了学校，学校的处理方式非常有趣。校长及老师从始至终就是坚决的道歉，不做过多解释，甚至不愿给保利老师回应的机会。这是校长处理此类纠纷的经验，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规则”，且按照老师们的说法，像早织这样的单亲母亲，“是很不容易的”。换句话说，他们虽然了解保利老师视角下的“真相”，但也已经默许了早织前往学校发难的权利。在他们的眼里，早织就像是一个需要照顾的小孩，他们应当拿出最大的耐心与宽容，无条件地支持她。这同样是一种典型的家长主义做法，也让早织距离事件的全貌越来越远。在校方鞠躬的阴影下，早织再要求什么似乎都显得无理取闹。早织不理解校方为何没有了“人情味”，这一刻她似乎成了弱势者，尽管她可以指着校方的鼻子一顿臭骂。当事情闹大后，校长更是毫不犹豫地将保利老师推出去，毕竟这似乎就应该是早织最想要的结果——事实上，这不应该是所有家长都希望的吗？对于校方而言，如早织这样的家长就是真正的“怪物”。而他们为了守住学校，不得不做出牺牲与让步。但这真的是早织想要的吗？其实也只是她的无奈之举，毕竟一个只会鞠躬道歉的校长没办法给她想要的“真相”，而我们总是会更相信舆论的力量。而在此过程中，真正的受害者保利老师却从未有任何为自己发声的机会。一开始遏制住他的还只是校长的权力与已经制度化了的家校纠纷调解习惯。而当此事成为媒体热点，就如校长所说，“真正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在此刻，仿佛遵从甚至推崇这一套秩序，为了学校声誉而选择牺牲老师的校长才是那个“怪物”。当事件被定性为是一个老师体罚、侮辱学生，一切都在开始向着失控的方向发展。保利老师变成了一个大众用来宣泄情绪的符号，就如同他先前被人议论经常前往风流场所一样。当他们讨论保利老师时，他们讨论的从来不是保利老师本人，而是他身上所被绑定的诸多标签，“一个在学校打骂学生、下班后经常前往风流场所的老师”。那个善良的、关心同学的保利老师呢？他已经被解雇了，女友离他而去，甚至还有人向他家门口挂猪脑以作攻击。在媒体时代，体系性的暴力来的如此轻松与迅速，却可以将一个人的生活彻底摧毁。【评论】法律人类学观察：跨越边界 文脉 法律人类学特刊 2024三、但孩子呢？长了“猪脑”的人还是人吗故事似乎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孩子的异常行为在家长那里找到了解释，并在学校得以将情绪释放。虽然保利老师被迫下岗，但这样的冤情似乎仍在社会的可控范围内，不是吗？影片在这里进入第三重叙事，即凑的视角。凑对自我的认知是借助依里这一他者实现的。依里来到新班级后一直在受到班里同学的霸凌，只是因为他偏女性化的形象。而长期以来被母亲灌输要过“正常”生活的凑，为了在此时显得“正常”，也加入到了不时戏弄依里的队列。事实上，这样的性别主义观在影片中多次体现，如保利老师在体育课上告诉伊里“你可是男人啊”，在伊里与凑打架后告诉他们要“像男子汉一样握手言和”。对于孩子而言，教育是弥散化的，正是这样的只言片语构建出了他们对“正常”的想象，也让凑越来越难以面对那个被传染了“猪脑”的“不正常”的自己。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究竟是哪句话彻底击垮了凑，也许只是在影片开头，当凑试探性地向早织问道“被移植猪脑的人是猪还是人”时，早织敷衍的那一句“那根本就不是人类”罢了。社会需要“怪物”以及对“怪物”的恐惧来让一切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每个人都在成为“怪物”与塑造新的“怪物”之间来回摆动。但在凑与依里之间尚不存在“谁是怪物”的问题，尚不存在正常人与怪物的分野，特别是当他们逃到废弃列车上之后，这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猜词游戏。依里较早地接受了自己的身份，但这是在他父亲疾病隐喻下的畸形认知。除了要接受父亲的“治疗”以及偶尔扮作正常人外，他在学校这个微型社会中、在保利老师的男性气质下、在同学的欺凌与议论间仍然需要扮演好“怪物”的角色。但凑仍然处在对自我的懵懂之中，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样的人才是正常人。甚至相比于因先天原因被视为“怪物”的依里，他所面临的令人窒息的爱更加残忍。能带来最刻骨铭心的伤痛的人只会是身边最亲密的人，而非那些从未走进自己心里去的人，而凑身边的便是早织——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但幸运的是凑遇到了依里，一个知道花名的男孩子。在一个台风天，凑找到了依里，与他共同逃离这个由大人以及即将成为大人的人的世界——一个充满了“怪物”的世界。四、死亡与重生：在阳光下奔跑在电影的结尾，意识到真相的早织和保利老师在暴雨中来到了凑与依里的栖息地，却怎么也无法抹净泥泞的窗户看到列车内的景象。而在下一个镜头，雨过天晴后，凑与依里爬出列车，仿佛“重生”了一般。依里：我们重生了吗？凑：我想我们没有。依里：没有嘛？凑：没有。我想我们和原来一样。是的，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和原来一样，但的确有一些东西发生了变化。就如同凑将依里从浴缸中拉了出来一样，他们救赎了彼此，更重要的是接纳了自己。即使外界试图改变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但总有那么一个只属于我们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找到自己——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间，我们也可以在阳光下奔跑。“如果有任何不能说的秘密，那就吹响长号吧”，那不是怪物的低鸣，而是对自我的告白。就像校长所揭示的道理一样，“如果只有一部分人拥有的那就不算幸福，幸福是要所有人都能拥有”。它的获得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力、物质或他人，而只是从自己心头涌出的一股力量，驱使着我们继续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通过与他者的互动能够获得的只是一种对幸福的想象与模拟。“怪物”不是某一个、某一群人，而是四处弥散的偏见与边界，阻碍了人们对真实的感知力。转生所指向的正是一个没有“怪物”的世界。但“怪物”从未消失，他们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里，存在于你我他之间，只不过“怪物”已经无法影响到他们并让他们感到恐惧了。他们奔向了没有栅栏的铁桥，也奔向了没有阻碍的未来。这是“怪物”的死亡，也是他们的重生。五、反思“怪物”：一个法律人类学故事以上的讨论似乎和法律没什么关系，而更像是日常生活中一个简单故事的缩影吗，但笔者认为这正是我们应当反思的视角。我们应将法律回归到生活中去，以关注更多被困住的人。本部影片其实就是一个母亲向学校“维权”的故事，最终通过诉诸公共舆论也形成了类似于法庭审判一样的强制力——甚至比法庭审判更为可怕。但故事从不会在一场审判做出后就戛然而止，其所留下的伤疤需要更多的时间与耐心来治愈，甚至有时会被揭开而后知后觉出真相，而这往往才是最重要却又总是被忽视的。法律应然式的家长主义倾向需要我们时刻警惕，其是否能够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抑或只是法官赶着截止期限内做出的一个强制解决方案而已？其是否能达到如诞生时所预期的那样美好的效果，抑或只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妥协？这些问题不会动摇法律存在的根基，但却让我们必须更加谨慎、更加认真地对待法律。在这一层意义上，法律绝不仅仅是文本上的内容，而也包括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偏见、潜在的思维模式与行为规则以及随之而来的傲慢。这些在我们的社会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我们需要怀疑有些法律文本是否就是他们的固化产物，并将进一步加深他们。且这个过程通常是不自知的，就像开车的人从来不会在意自己走过的路而永远盯着前方。但我们需要不时地停下来，以一种人的而非所谓抽象理性的视角来看看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才能够避免酿成更大的悲剧。六、做无边界的人类学最后，回到影片的叙事结构上，其实观众在每一重叙事下都能与主人公感受到相同的愤怒与不解。请仔细把握以及享受每一份情感，因为他们都没有对错之分。了解事情更多维的视角也并不会否定先前所流露情感的意义，因为他们每一个都如此真实，甚至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达成了微妙的共鸣。每一个人的每一份情感都值得尊重，但我们仍然有必要反思为何这些情感会出现冲突，仿佛有一个无形的边界阻挡了主人公之间情感的传递。回归现实，主人公视角的切换是一种电影的叙事手法，而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即使我们再过卖力地试图体验他人的视角，似乎也无法摆脱只能做自己游戏主人公的命运，其他人终究不过是 NPC 。许多映后的讨论更值得关注，这部剧在许多人的眼里是一部“同性”影片。但需要谨慎对待的是，这何尝不是又一次对影片及两个孩子的施暴？本片旨在反思的正是这种轻易得出的偏见。作为观众的我们真的拥有“上帝视角”吗，抑或只不过是这一场故事的第四重视角呢？我们是如此卖力地将这部影片与我们所熟悉的某种叙事捆绑在一起，而似乎已经丧失了讨论这部影片本身的能力。该如何破局？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将人对待为人。当我们讨论凑时，他首先应该是凑本身，而不是单身母亲早织的儿子，保利老师的【评论】法律人类学观察：跨越边界 文脉 法律人类学特刊 2024学生。过分沉醉于此类身份以及身份背后的意涵只会让我们忽略掉真实的人。而我们需要倡导一种跨越边界的人类学视角，即避免完全从自身的理解与经历出发看待、评判以及影响他人，否则我们只会在无形中一遍又一遍地产生观念的怪物，而进一步压迫别人。这也正是过往许多领域的研究中缺失的视角，观念王国里没有人的位置。在我们无比笃定的知识传统下，诸如公平正义等理念已经逐渐发展出实质性标准，但问题也许并不出在我们如何理解公平正义，而是我们该如何理解人、如何理解人的处境，这也正是法律人类学的意义所在。只有“在场”的研究与无边界的视角，才能让我们看到未被看到的人，才能让我们救出被“怪物”困住的孩子们。■
本文通过对是枝裕和导演的电影《怪物》的三重视角进行重新整合与细节梳理，分析主人公行为动因以及其所代表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在对影片结尾重生剧情的解读中，本文回应了电影的主题，并通过影片与观众的互动将主题扩展到了日常生活，同时点明了本文的法律人类学意义。最后，本文尝试提出了破解怪物式困境的方法，即跨越边界的人类学视角。Monster: the Child Trapped byBorders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Law, LundUniversity, Yao Huang【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motivationsof the protagonist's actions and thewider social phenomenon they representthrough a reintegration and detailing ofthe triple perspective of director HirokazuYae's film Monster. In its interpretation ofthe rebirth plot at the end of the film, thepaper responds to the themes of the movieand goes beyond the movie itself to furtherilluminate the legal anthropologicalsignificance. Finally, through the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ovie and theaudience, the paper tries to propose a wayto crack the Monster-like dilemma, i.e., an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that crossesboundaries.枝裕和导演的电影《怪物》运用了罗生门式的叙事方法，在一部影片中就同一故事以三种角度展开情节，也是本篇的亮点之一。当观众怀揣着“谁是怪物？”的问题观看这部影片时，会不自觉地陷入到导演布置下的“真相”里，寻找到一份足以让人满意的答案。而正当观众洋洋得意自己已经理解了电影的主旨时，下一重视角又逐渐铺开。随着观众先前的认知一点点地被动摇推翻，也逐步逼近了那个影片中真正的“怪物”。一、孩子为什么会撒谎？家校关系下失语的孩子们在电影的第一部分，早织注意到了儿子凑的异常行为，并为此连续多次找学校理论。当孩子出现异常行为时，家长总是习惯于先入为主，以一种惯性的思维认为既然孩子在学校，那所产生的一切问题都与学校有关，并将矛盾指向学校、老师以及同学，进而抹去了孩子表达真实想法的机会。但其实家长在学校的暴怒会让孩子更难堪，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家长主义式的做法。毕竟孩子才是会继续留在学校与其他人交往的人，是真正处于家校关系枢纽的人，而家长在发作之后拍拍屁股便可以离开。“威慑”也许是一支止痛剂，但从不会真正治好病症。而孩子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便会不愿再想与家长分享秘密，因为他们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渐渐地他们学会了一种名为撒谎的外交技艺来保护自己，将自己隔在学校与家长之间，一层厚障壁就此产生。这是孩子们心照不宣的秘密，他们会在有些时候故意撒谎，以提供给大人一个他们想要的答案。毕竟，在大人的眼里，某些结果的发生一定是因为那几种原因罢了。回到影片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凑如何向早织“坦白”学校发生的事，而只看到了早织以极为强硬的态度向学校理论。也许我们会困惑，为什么凑不愿告知早织真相？明明他们的母子关系似乎如此融洽。但正如影片中多次提及的，早织是一位单亲母亲。在承担更多的压力的同时，她也比其他人更加希望孩子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当母亲在车上向凑喃喃自语，自己会坚持到凑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那种随处可见普通的家庭就好了。懂事的凑又该如何面对母亲这一点“简单的”期许？更不用说那个“无处不在的”父亲，早织总是试图借着他的名义行使着“父爱式”的监控，试图打探着凑的秘密——于是他选择跳车逃离。尽管母亲只是在以此种形式表达爱意，但对于凑来说这更像是一种暴力，在通过对子女愧疚感的营造而让子女变得更加听话。所以，与其坦白一切，让母亲接受自己的“不正常”，不如给母亲一个她可以接受的解释异常行为的理由，而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老师描述为一个“怪物”。二、被抹去的真相：权力与大众传播当早织找到了学校，学校的处理方式非常有趣。校长及老师从始至终就是坚决的道歉，不做过多解释，甚至不愿给保利老师回应的机会。这是校长处理此类纠纷的经验，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规则”，且按照老师们的说法，像早织这样的单亲母亲，“是很不容易的”。换句话说，他们虽然了解保利老师视角下的“真相”，但也已经默许了早织前往学校发难的权利。在他们的眼里，早织就像是一个需要照顾的小孩，他们应当拿出最大的耐心与宽容，无条件地支持她。这同样是一种典型的家长主义做法，也让早织距离事件的全貌越来越远。在校方鞠躬的阴影下，早织再要求什么似乎都显得无理取闹。早织不理解校方为何没有了“人情味”，这一刻她似乎成了弱势者，尽管她可以指着校方的鼻子一顿臭骂。当事情闹大后，校长更是毫不犹豫地将保利老师推出去，毕竟这似乎就应该是早织最想要的结果——事实上，这不应该是所有家长都希望的吗？对于校方而言，如早织这样的家长就是真正的“怪物”。而他们为了守住学校，不得不做出牺牲与让步。但这真的是早织想要的吗？其实也只是她的无奈之举，毕竟一个只会鞠躬道歉的校长没办法给她想要的“真相”，而我们总是会更相信舆论的力量。而在此过程中，真正的受害者保利老师却从未有任何为自己发声的机会。一开始遏制住他的还只是校长的权力与已经制度化了的家校纠纷调解习惯。而当此事成为媒体热点，就如校长所说，“真正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在此刻，仿佛遵从甚至推崇这一套秩序，为了学校声誉而选择牺牲老师的校长才是那个“怪物”。当事件被定性为是一个老师体罚、侮辱学生，一切都在开始向着失控的方向发展。保利老师变成了一个大众用来宣泄情绪的符号，就如同他先前被人议论经常前往风流场所一样。当他们讨论保利老师时，他们讨论的从来不是保利老师本人，而是他身上所被绑定的诸多标签，“一个在学校打骂学生、下班后经常前往风流场所的老师”。那个善良的、关心同学的保利老师呢？他已经被解雇了，女友离他而去，甚至还有人向他家门口挂猪脑以作攻击。在媒体时代，体系性的暴力来的如此轻松与迅速，却可以将一个人的生活彻底摧毁。【评论】法律人类学观察：跨越边界 文脉 法律人类学特刊 2024三、但孩子呢？长了“猪脑”的人还是人吗故事似乎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孩子的异常行为在家长那里找到了解释，并在学校得以将情绪释放。虽然保利老师被迫下岗，但这样的冤情似乎仍在社会的可控范围内，不是吗？影片在这里进入第三重叙事，即凑的视角。凑对自我的认知是借助依里这一他者实现的。依里来到新班级后一直在受到班里同学的霸凌，只是因为他偏女性化的形象。而长期以来被母亲灌输要过“正常”生活的凑，为了在此时显得“正常”，也加入到了不时戏弄依里的队列。事实上，这样的性别主义观在影片中多次体现，如保利老师在体育课上告诉伊里“你可是男人啊”，在伊里与凑打架后告诉他们要“像男子汉一样握手言和”。对于孩子而言，教育是弥散化的，正是这样的只言片语构建出了他们对“正常”的想象，也让凑越来越难以面对那个被传染了“猪脑”的“不正常”的自己。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究竟是哪句话彻底击垮了凑，也许只是在影片开头，当凑试探性地向早织问道“被移植猪脑的人是猪还是人”时，早织敷衍的那一句“那根本就不是人类”罢了。社会需要“怪物”以及对“怪物”的恐惧来让一切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每个人都在成为“怪物”与塑造新的“怪物”之间来回摆动。但在凑与依里之间尚不存在“谁是怪物”的问题，尚不存在正常人与怪物的分野，特别是当他们逃到废弃列车上之后，这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猜词游戏。依里较早地接受了自己的身份，但这是在他父亲疾病隐喻下的畸形认知。除了要接受父亲的“治疗”以及偶尔扮作正常人外，他在学校这个微型社会中、在保利老师的男性气质下、在同学的欺凌与议论间仍然需要扮演好“怪物”的角色。但凑仍然处在对自我的懵懂之中，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样的人才是正常人。甚至相比于因先天原因被视为“怪物”的依里，他所面临的令人窒息的爱更加残忍。能带来最刻骨铭心的伤痛的人只会是身边最亲密的人，而非那些从未走进自己心里去的人，而凑身边的便是早织——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但幸运的是凑遇到了依里，一个知道花名的男孩子。在一个台风天，凑找到了依里，与他共同逃离这个由大人以及即将成为大人的人的世界——一个充满了“怪物”的世界。四、死亡与重生：在阳光下奔跑在电影的结尾，意识到真相的早织和保利老师在暴雨中来到了凑与依里的栖息地，却怎么也无法抹净泥泞的窗户看到列车内的景象。而在下一个镜头，雨过天晴后，凑与依里爬出列车，仿佛“重生”了一般。依里：我们重生了吗？凑：我想我们没有。依里：没有嘛？凑：没有。我想我们和原来一样。是的，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和原来一样，但的确有一些东西发生了变化。就如同凑将依里从浴缸中拉了出来一样，他们救赎了彼此，更重要的是接纳了自己。即使外界试图改变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但总有那么一个只属于我们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找到自己——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间，我们也可以在阳光下奔跑。“如果有任何不能说的秘密，那就吹响长号吧”，那不是怪物的低鸣，而是对自我的告白。就像校长所揭示的道理一样，“如果只有一部分人拥有的那就不算幸福，幸福是要所有人都能拥有”。它的获得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力、物质或他人，而只是从自己心头涌出的一股力量，驱使着我们继续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通过与他者的互动能够获得的只是一种对幸福的想象与模拟。“怪物”不是某一个、某一群人，而是四处弥散的偏见与边界，阻碍了人们对真实的感知力。转生所指向的正是一个没有“怪物”的世界。但“怪物”从未消失，他们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里，存在于你我他之间，只不过“怪物”已经无法影响到他们并让他们感到恐惧了。他们奔向了没有栅栏的铁桥，也奔向了没有阻碍的未来。这是“怪物”的死亡，也是他们的重生。五、反思“怪物”：一个法律人类学故事以上的讨论似乎和法律没什么关系，而更像是日常生活中一个简单故事的缩影吗，但笔者认为这正是我们应当反思的视角。我们应将法律回归到生活中去，以关注更多被困住的人。本部影片其实就是一个母亲向学校“维权”的故事，最终通过诉诸公共舆论也形成了类似于法庭审判一样的强制力——甚至比法庭审判更为可怕。但故事从不会在一场审判做出后就戛然而止，其所留下的伤疤需要更多的时间与耐心来治愈，甚至有时会被揭开而后知后觉出真相，而这往往才是最重要却又总是被忽视的。法律应然式的家长主义倾向需要我们时刻警惕，其是否能够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抑或只是法官赶着截止期限内做出的一个强制解决方案而已？其是否能达到如诞生时所预期的那样美好的效果，抑或只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妥协？这些问题不会动摇法律存在的根基，但却让我们必须更加谨慎、更加认真地对待法律。在这一层意义上，法律绝不仅仅是文本上的内容，而也包括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偏见、潜在的思维模式与行为规则以及随之而来的傲慢。这些在我们的社会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我们需要怀疑有些法律文本是否就是他们的固化产物，并将进一步加深他们。且这个过程通常是不自知的，就像开车的人从来不会在意自己走过的路而永远盯着前方。但我们需要不时地停下来，以一种人的而非所谓抽象理性的视角来看看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才能够避免酿成更大的悲剧。六、做无边界的人类学最后，回到影片的叙事结构上，其实观众在每一重叙事下都能与主人公感受到相同的愤怒与不解。请仔细把握以及享受每一份情感，因为他们都没有对错之分。了解事情更多维的视角也并不会否定先前所流露情感的意义，因为他们每一个都如此真实，甚至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达成了微妙的共鸣。每一个人的每一份情感都值得尊重，但我们仍然有必要反思为何这些情感会出现冲突，仿佛有一个无形的边界阻挡了主人公之间情感的传递。回归现实，主人公视角的切换是一种电影的叙事手法，而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即使我们再过卖力地试图体验他人的视角，似乎也无法摆脱只能做自己游戏主人公的命运，其他人终究不过是 NPC 。许多映后的讨论更值得关注，这部剧在许多人的眼里是一部“同性”影片。但需要谨慎对待的是，这何尝不是又一次对影片及两个孩子的施暴？本片旨在反思的正是这种轻易得出的偏见。作为观众的我们真的拥有“上帝视角”吗，抑或只不过是这一场故事的第四重视角呢？我们是如此卖力地将这部影片与我们所熟悉的某种叙事捆绑在一起，而似乎已经丧失了讨论这部影片本身的能力。该如何破局？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将人对待为人。当我们讨论凑时，他首先应该是凑本身，而不是单身母亲早织的儿子，保利老师的【评论】法律人类学观察：跨越边界 文脉 法律人类学特刊 2024学生。过分沉醉于此类身份以及身份背后的意涵只会让我们忽略掉真实的人。而我们需要倡导一种跨越边界的人类学视角，即避免完全从自身的理解与经历出发看待、评判以及影响他人，否则我们只会在无形中一遍又一遍地产生观念的怪物，而进一步压迫别人。这也正是过往许多领域的研究中缺失的视角，观念王国里没有人的位置。在我们无比笃定的知识传统下，诸如公平正义等理念已经逐渐发展出实质性标准，但问题也许并不出在我们如何理解公平正义，而是我们该如何理解人、如何理解人的处境，这也正是法律人类学的意义所在。只有“在场”的研究与无边界的视角，才能让我们看到未被看到的人，才能让我们救出被“怪物”困住的孩子们。■
法律人类学观察：跨越边界 文脉 法律人类学特刊 2024《怪物》：被边界困住的孩子黄尧 隆德大学 法律社会学系
影《怪物》的三重视角进行重新整合与细节梳理，分析主人公行为动因以及其所代表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在对影片结尾重生剧情的解读中，本文回应了电影的主题，并通过影片与观众的互动将主题扩展到了日常生活，同时点明了本文的法律人类学意义。最后，本文尝试提出了破解怪物式困境的方法，即跨越边界的人类学视角。
Monster: the Child Trapped byBorders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Law, LundUniversity, Yao Hu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motivationsof the protagonists actions and thewider social phenomenon they representthrough a reintegration and detailing ofthe triple perspective of director HirokazuYaes film Monster. In its interpretation ofthe rebirth plot at the end of the film, thepaper responds to the themes of the movieand goes beyond the movie itself to furtherilluminate the legal anthropologicalsignificance. Finally, through the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ovie and theaudience, the paper tries to propose a wayto crack the Monster-like dilemma, i.e., an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that crossesboundaries.枝裕和导演的电影《怪物》运用了罗生门式的叙事方法，在一部影片中就同一故事以三种角度展开情节，也是本篇的亮点之一。当观众怀揣着“谁是怪物？”的问题观看这部影片时，会不自觉地陷入到导演布置下的“真相”里，寻找到一份足以让人满意的答案。而正当观众洋洋得意自己已经理解了电影的主旨时，下一重视角又逐渐铺开。随着观众先前的认知一点点地被动摇推翻，也逐步逼近了那个影片中真正的“怪物”。
？家校关系下失语的孩子们在电影的第一部分，早织注意到了儿子凑的异常行为，并为此连续多次找学校理论。当孩子出现异常行为时，家长总是习惯于先入为主，以一种惯性的思维认为既然孩子在学校，那所产生的一切问题都与学校有关，并将矛盾指向学校、老师以及同学，进而抹去了孩子表达真实想法的机会。但其实家长在学校的暴怒会让孩子更难堪，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家长主义式的做法。毕竟孩子才是会继续留在学校与其他人交往的人，是真正处于家校关系枢纽的人，而家长在发作之后拍拍屁股便可以离开。“威慑”也许是一支止痛剂，但从不会真正治好病症。而孩子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便会不愿再想与家长分享秘密，因为他们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渐渐地他们学会了一种名为撒谎的外交技艺来保护自己，将自己隔在学校与家长之间，一层厚障壁就此产生。这是孩子们心照不宣的秘密，他们会在有些时候故意撒谎，以提供给大人一个他们想要的答案。毕竟，在大人的眼里，某些结果的发生一定是因为那几种原因罢了。
回到影片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凑如何向早织“坦白”学校发生的事，而只看到了早织以极为强硬的态度向学校理论。也许我们会困惑，为什么凑不愿告知早织真相？明明他们的母子关系似乎如此融洽。但正如影片中多次提及的，早织是一位单亲母亲。在承担更多的压力的同时，她也比其他人更加希望孩子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当母亲在车上向凑喃喃自语，自己会坚持到凑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那种随处可见普通的家庭就好了。懂事的凑又该如何面对母亲这一点“简单的”期许？更不用说那个“无处不在的”父亲，早织总是试图借着他的名义行使着“父爱式”的监控，试图打探着凑的秘密——于是他选择跳车逃离。尽管母亲只是在以此种形式表达爱意，但对于凑来说这更像是一种暴力，在通过对子女愧疚感的营造而让子女变得更加听话。所以，与其坦白一切，让母亲接受自己的“不正常”，不如给母亲一个她可以接受的解释异常行为的理由，而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老师描述为一个“怪物”。
，学校的处理方式非常有趣。校长及老师从始至终就是坚决的道歉，不做过多解释，甚至不愿给保利老师回应的机会。这是校长处理此类纠纷的经验，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规则”，且按照老师们的说法，像早织这样的单亲母亲，“是很不容易的”。
换句话说，他们虽然了解保利老师视角下的“真相”，但也已经默许了早织前往学校发难的权利。在他们的眼里，早织就像是一个需要照顾的小孩，他们应当拿出最大的耐心与宽容，无条件地支持她。这同样是一种典型的家长主义做法，也让早织距离事件的全貌越来越远。
在校方鞠躬的阴影下，早织再要求什么似乎都显得无理取闹。早织不理解校方为何没有了“人情味”，这一刻她似乎成了弱势者，尽管她可以指着校方的鼻子一顿臭骂。当事情闹大后，校长更是毫不犹豫地将保利老师推出去，毕竟这似乎就应该是早织最想要的结果——事实上，这不应该是所有家长都希望的吗？对于校方而言，如早织这样的家长就是真正的“怪物”。而他们为了守住学校，不得不做出牺牲与让步。但这真的是早织想要的吗？其实也只是她的无奈之举，毕竟一个只会鞠躬道歉的校长没办法给她想要的“真相”，而我们总是会更相信舆论的力量。
而在此过程中，真正的受害者保利老师却从未有任何为自己发声的机会。一开始遏制住他的还只是校长的权力与已经制度化了的家校纠纷调解习惯。而当此事成为媒体热点，就如校长所说，“真正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在此刻，仿佛遵从甚至推崇这一套秩序，为了学校声誉而选择牺牲老师的校长才是那个“怪物”。当事件被定性为是一个老师体罚、侮辱学生，一切都在开始向着失控的方向发展。
保利老师变成了一个大众用来宣泄情绪的符号，就如同他先前被人议论经常前往风流场所一样。当他们讨论保利老师时，他们讨论的从来不是保利老师本人，而是他身上所被绑定的诸多标签，“一个在学校打骂学生、下班后经常前往风流场所的老师”。那个善良的、关心同学的保利老师呢？他已经被解雇了，女友离他而去，甚至还有人向他家门口挂猪脑以作攻击。在媒体时代，体系性的暴力来的如此轻松与迅速，却可以将一个人的生活彻底摧毁。
【评论】
法律人类学观察：跨越边界 文脉 法律人类学特刊 2024三、但孩子呢？长了“猪脑”的人还是人吗故事似乎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孩子的异常行为在家长那里找到了解释，并在学校得以将情绪释放。虽然保利老师被迫下岗，但这样的冤情似乎仍在社会的可控范围内，不是吗？影片在这里进入第三重叙事，即凑的视角。凑对自我的认知是借助依里这一他者实现的。依里来到新班级后一直在受到班里同学的霸凌，只是因为他偏女性化的形象。而长期以来被母亲灌输要过“正常”生活的凑，为了在此时显得“正常”，也加入到了不时戏弄依里的队列。事实上，这样的性别主义观在影片中多次体现，如保利老师在体育课上告诉伊里“你可是男人啊”，在伊里与凑打架后告诉他们要“像男子汉一样握手言和”。对于孩子而言，教育是弥散化的，正是这样的只言片语构建出了他们对“正常”的想象，也让凑越来越难以面对那个被传染了“猪脑”的“不正常”的自己。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究竟是哪句话彻底击垮了凑，也许只是在影片开头，当凑试探性地向早织问道“被移植猪脑的人是猪还是人”时，早织敷衍的那一句“那根本就不是人类”罢了。社会需要“怪物”以及对“怪物”的恐惧来让一切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每个人都在成为“怪物”与塑造新的“怪物”之间来回摆动。
但在凑与依里之间尚不存在“谁是怪物”的问题，尚不存在正常人与怪物的分野，特别是当他们逃到废弃列车上之后，这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猜词游戏。依里较早地接受了自己的身份，但这是在他父亲疾病隐喻下的畸形认知。除了要接受父亲的“治疗”以及偶尔扮作正常人外，他在学校这个微型社会中、在保利老师的男性气质下、在同学的欺凌与议论间仍然需要扮演好“怪物”的角色。但凑仍然处在对自我的懵懂之中，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样的人才是正常人。甚至相比于因先天原因被视为“怪物”的依里，他所面临的令人窒息的爱更加残忍。能带来最刻骨铭心的伤痛的人只会是身边最亲密的人，而非那些从未走进自己心里去的人，而凑身边的便是早织——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但幸运的是凑遇到了依里，一个知道花名的男孩子。在一个台风天，凑找到了依里，与他共同逃离这个由大人以及即将成为大人的人的世界——一个充满了“怪物”的世界。
，意识到真相的早织和保利老师在暴雨中来到了凑与依里的栖息地，却怎么也无法抹净泥泞的窗户看到列车内的景象。而在下一个镜头，雨过天晴后，凑与依里爬出列车，仿佛“重生”了一般。
依里：我们重生了吗？凑：我想我们没有。依里：没有嘛？凑：没有。我想我们和原来一样。是的，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和原来一样，但的确有一些东西发生了变化。就如同凑将依里从浴缸中拉了出来一样，他们救赎了彼此，更重要的是接纳了自己。即使外界试图改变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但总有那么一个只属于我们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找到自己——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间，我们也可以在阳光下奔跑。
“如果有任何不能说的秘密，那就吹响长号吧”，那不是怪物的低鸣，而是对自我的告白。就像校长所揭示的道理一样，“如果只有一部分人拥有的那就不算幸福，幸福是要所有人都能拥有”。它的获得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力、物质或他人，而只是从自己心头涌出的一股力量，驱使着我们继续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通过与他者的互动能够获得的只是一种对幸福的想象与模拟。“怪物”不是某一个、某一群人，而是四处弥散的偏见与边界，阻碍了人们对真实的感知力。转生所指向的正是一个没有“怪物”的世界。但“怪物”从未消失，他们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里，存在于你我他之间，只不过“怪物”已经无法影响到他们并让他们感到恐惧了。他们奔向了没有栅栏的铁桥，也奔向了没有阻碍的未来。这是“怪物”的死亡，也是他们的重生。
么关系，而更像是日常生活中一个简单故事的缩影吗，但笔者认为这正是我们应当反思的视角。我们应将法律回归到生活中去，以关注更多被困住的人。本部影片其实就是一个母亲向学校“维权”的故事，最终通过诉诸公共舆论也形成了类似于法庭审判一样的强制力——甚至比法庭审判更为可怕。但故事从不会在一场审判做出后就戛然而止，其所留下的伤疤需要更多的时间与耐心来治愈，甚至有时会被揭开而后知后觉出真相，而这往往才是最重要却又总是被忽视的。法律应然式的家长主义倾向需要我们时刻警惕，其是否能够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抑或只是法官赶着截止期限内做出的一个强制解决方案而已？其是否能达到如诞生时所预期的那样美好的效果，抑或只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妥协？这些问题不会动摇法律存在的根基，但却让我们必须更加谨慎、更加认真地对待法律。
在这一层意义上，法律绝不仅仅是文本上的内容，而也包括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偏见、潜在的思维模式与行为规则以及随之而来的傲慢。这些在我们的社会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我们需要怀疑有些法律文本是否就是他们的固化产物，并将进一步加深他们。且这个过程通常是不自知的，就像开车的人从来不会在意自己走过的路而永远盯着前方。但我们需要不时地停下来，以一种人的而非所谓抽象理性的视角来看看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才能够避免酿成更大的悲剧。
，回到影片的叙事结构上，其实观众在每一重叙事下都能与主人公感受到相同的愤怒与不解。请仔细把握以及享受每一份情感，因为他们都没有对错之分。了解事情更多维的视角也并不会否定先前所流露情感的意义，因为他们每一个都如此真实，甚至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达成了微妙的共鸣。每一个人的每一份情感都值得尊重，但我们仍然有必要反思为何这些情感会出现冲突，仿佛有一个无形的边界阻挡了主人公之间情感的传递。
回归现实，主人公视角的切换是一种电影的叙事手法，而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即使我们再过卖力地试图体验他人的视角，似乎也无法摆脱只能做自己游戏主人公的命运，其他人终究不过是 NPC 。许多映后的讨论更值得关注，这部剧在许多人的眼里是一部“同性”影片。但需要谨慎对待的是，这何尝不是又一次对影片及两个孩子的施暴？本片旨在反思的正是这种轻易得出的偏见。作为观众的我们真的拥有“上帝视角”吗，抑或只不过是这一场故事的第四重视角呢？我们是如此卖力地将这部影片与我们所熟悉的某种叙事捆绑在一起，而似乎已经丧失了讨论这部影片本身的能力。
该如何破局？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将人对待为人。当我们讨论凑时，他首先应该是凑本身，而不是单身母亲早织的儿子，保利老师的
【评论】
法律人类学观察：跨越边界 文脉 法律人类学特刊 2024学生。过分沉醉于此类身份以及身份背后的意涵只会让我们忽略掉真实的人。而我们需要倡导一种跨越边界的人类学视角，即避免完全从自身的理解与经历出发看待、评判以及影响他人，否则我们只会在无形中一遍又一遍地产生观念的怪物，而进一步压迫别人。这也正是过往许多领域的研究中缺失的视角，观念王国里没有人的位置。在我们无比笃定的知识传统下，诸如公平正义等理念已经逐渐发展出实质性标准，但问题也许并不出在我们如何理解公平正义，而是我们该如何理解人、如何理解人的处境，这也正是法律人类学的意义所在。只有“在场”的研究与无边界的视角，才能让我们看到未被看到的人，才能让我们救出被“怪物”困住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