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出版于2008年，作为一本跨学科合作作品由比较法学家乌戈· 马太和法律人类学家劳拉·纳德合作而成。这本著作以其丰富的案例论证和极具战斗性的观点对“法治”这一概念的神圣性发起了挑战，揭示了其与当代帝国主义掠夺的强烈关联性。在本文中，笔者将着重于对本作人类学一侧的分析，从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出发，通过解释作者之一的纳德之学术思想，结合她在本作中对法治进行的解构和再建构，彰显现代法治同时存在的积极与消极意义，以及法治在社会正义伦理层面基于立场的辨证发展。AbstractionPlunder: When the Rule of Lawis Illegal was published in 2008 as an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betweencomparative jurist Ugo Mattei and legalanthropologist Laura Nader. This workchallenges the sanctity of the concept of the“rule of law” with its rich case argumentsand combative perspectives, revealingits strong relevance to contemporaryimperialist plunder. In this article, theauthor will focus on the anthropologicalside of this work, starting from the contextand intention of its creation, explainingthe academic thought of one of the co-authors Nader, and combining it with her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rule of law in this work, which highlightsthe simultaneous positive and negative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rule of law, aswell as the discursive development of therule of law based on the position of theeth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justice.一、作者创作《掠夺》的用意（一） 创作背景如果想要对《掠夺》中有关法治的论述进行彻底的理解，就必须要对了解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作者的学术理念及理念。本书在距今并不算久远的2008年成书于美国：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于这一年带着“将军队撤出伊拉克”的政见成为了这个同时出兵多个中东国家的总统（尽管如此，他也在就任总统的下一年宣布向阿富汗大量增兵）1
《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出版于2008年，作为一本跨学科合作作品由比较法学家乌戈· 马太和法律人类学家劳拉·纳德合作而成。这本著作以其丰富的案例论证和极具战斗性的观点对“法治”这一概念的神圣性发起了挑战，揭示了其与当代帝国主义掠夺的强烈关联性。在本文中，笔者将着重于对本作人类学一侧的分析，从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出发，通过解释作者之一的纳德之学术思想，结合她在本作中对法治进行的解构和再建构，彰显现代法治同时存在的积极与消极意义，以及法治在社会正义伦理层面基于立场的辨证发展。AbstractionPlunder: When the Rule of Lawis Illegal was published in 2008 as an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betweencomparative jurist Ugo Mattei and legalanthropologist Laura Nader. This workchallenges the sanctity of the concept of the“rule of law” with its rich case argumentsand combative perspectives, revealingits strong relevance to contemporaryimperialist plunder. In this article, theauthor will focus on the anthropologicalside of this work, starting from the contextand intention of its creation, explainingthe academic thought of one of the co-authors Nader, and combining it with her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rule of law in this work, which highlightsthe simultaneous positive and negative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rule of law, aswell as the discursive development of therule of law based on the position of theeth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justice.一、作者创作《掠夺》的用意（一） 创作背景如果想要对《掠夺》中有关法治的论述进行彻底的理解，就必须要对了解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作者的学术理念及理念。本书在距今并不算久远的2008年成书于美国：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于这一年带着“将军队撤出伊拉克”的政见成为了这个同时出兵多个中东国家的总统（尽管如此，他也在就任总统的下一年宣布向阿富汗大量增兵）1
《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出版于2008年，作为一本跨学科合作作品由比较法学家乌戈· 马太和法律人类学家劳拉·纳德合作而成。这本著作以其丰富的案例论证和极具战斗性的观点对“法治”这一概念的神圣性发起了挑战，揭示了其与当代帝国主义掠夺的强烈关联性。在本文中，笔者将着重于对本作人类学一侧的分析，从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出发，通过解释作者之一的纳德之学术思想，结合她在本作中对法治进行的解构和再建构，彰显现代法治同时存在的积极与消极意义，以及法治在社会正义伦理层面基于立场的辨证发展。AbstractionPlunder: When the Rule of Lawis Illegal was published in 2008 as an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betweencomparative jurist Ugo Mattei and legalanthropologist Laura Nader. This workchallenges the sanctity of the concept of the“rule of law” with its rich case argumentsand combative perspectives, revealingits strong relevance to contemporaryimperialist plunder. In this article, theauthor will focus on the anthropologicalside of this work, starting from the contextand intention of its creation, explainingthe academic thought of one of the co-authors Nader, and combining it with her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rule of law in this work, which highlightsthe simultaneous positive and negative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rule of law, aswell as the discursive development of therule of law based on the position of theeth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justice.一、作者创作《掠夺》的用意（一） 创作背景如果想要对《掠夺》中有关法治的论述进行彻底的理解，就必须要对了解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作者的学术理念及理念。本书在距今并不算久远的2008年成书于美国：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于这一年带着“将军队撤出伊拉克”的政见成为了这个同时出兵多个中东国家的总统（尽管如此，他也在就任总统的下一年宣布向阿富汗大量增兵）1
康涅狄格州Cheshire Academy
时》出版于2008年，作为一本跨学科合作作品由比较法学家乌戈· 马太和法律人类学家劳拉·纳德合作而成。这本著作以其丰富的案例论证和极具战斗性的观点对“法治”这一概念的神圣性发起了挑战，揭示了其与当代帝国主义掠夺的强烈关联性。在本文中，笔者将着重于对本作人类学一侧的分析，从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出发，通过解释作者之一的纳德之学术思想，结合她在本作中对法治进行的解构和再建构，彰显现代法治同时存在的积极与消极意义，以及法治在社会正义伦理层面基于立场的辨证发展。
Abstraction
Plunder: When the Rule of Lawis Illegal was published in 2008 as an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betweencomparative jurist Ugo Mattei and legalanthropologist Laura Nader. This workchallenges the sanctity of the concept of the“rule of law” with its rich case argumentsand combative perspectives, revealingits strong relevance to contemporaryimperialist plunder. In this article, theauthor will focus on the anthropologicalside of this work, starting from the contextand intention of its creation, explainingthe academic thought of one of the co-authors Nader, and combining it with her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rule of law in this work, which highlightsthe simultaneous positive and negative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rule of law, aswell as the discursive development of therule of law based on the position of theeth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justice.一、作者创作《掠夺》的用意（一） 创作背景如果想要对《掠夺》中有关法治的论述进行彻底的理解，就必须要对了解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作者的学术理念及理念。本书在距今并不算久远的2008年成书于美国：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于这一年带着“将军队撤出伊拉克”的政见成为了这个同时出兵多个中东国家的总统（尽管如此，他也在就任总统的下一年宣布向阿富汗大量增兵）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全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为谋求经济上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展开了国际干预，其中以中东地区诸国最为显著。实际上，南美诸国早在19世纪就逐渐受到美国政治/ 资本势力的经济帝国主义干涉（这一点也和美国的门罗主义政治方针有很大联系），诸如联合果品公司这样的经济巨头逐渐掌控了洪都拉斯等国的经济命脉，并由此进一步介入了当地政坛。由于裙带资本主义下的联合，大公司不仅得以在当地政坛拥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其背后更是有美国官方政治势力的支持。为了保护本国资本在拉美诸国的利益，美国政府在20世纪先后以或公开或秘密的形式参与了拉丁美洲9 个国家的政变，并在当地扶植了亲美的傀儡政权，由此达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殖民。由于一方面控制了本国的政治系统（其中自然包括军队），另一方面受到美国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保护，受利益驱动的公司得以不计后果剥削当地劳动力，以最大化收益。美国对拉美诸国的压迫的最直观体现可以从1928年的哥伦比亚香蕉大屠杀中看出：由于受联合果品公司雇用的当地工人在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后发起了持续数周的罢工。作为回应，联合果品公司向美国官方报告了这起“颠覆性的共产主义政变“
，世界在经历了20世纪轰轰烈烈的去殖民化斗争后，原教旨意义上的殖民主义大势已去，而新殖民主义也被人们所认识，更有联合国这类国际组织维护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合法权益。那么，为什么美国能够这样明目张胆地在21世纪做出在实际上和17世纪欧洲殖民者相差无几的行径，却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呢？这个问题，恰恰就是本书作者在这本书中想要探讨的。
劳拉· 纳德和乌戈· 马太同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两人在一次有关全球经济化和法制改革的学术交流中意识到了这一课题中蕴含的深刻的政治意义，并决定合作一部相关的专著。作为各自领域的专家，比较法学家马太和法律人类学家纳德虽然专精的学科领域并不
【评论】
法律人类学观察：跨越边界 文脉 法律人类学特刊 2024相同，却同样对法律的黑暗面、以及利用法律损害他人利益者有着清晰的认知，而其中体量最大的，无疑是国际上的“合法”殖民主义侵害；这一侵害被作者定为本书的核心概念：掠夺，也就是霸权国家通过恃强凌弱满足己方利益需求，造成资源分配不公
，笔者将从作者本身的学术生平和意识形态出发，进一步分析作者在整体上的学术抱负，以及其与这本书的联系。在本文中，笔者将着重从人类学一侧的作者入手，即对劳拉·纳德进行分析。
1930年，劳拉·纳德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个中产家庭，自幼便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对政治产生了兴趣。根据她本人的观点，小时候与自己聊天的双亲是自己在社科领域的启蒙导师。1961年，师从以研究美洲原住民纳瓦霍人闻名的人类学家克莱德 ·克拉克洪，纳德在哈佛大学拉德克里夫学院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
纳德最为人所知的是她在墨西哥瓦哈卡州的萨波特克村落开展的田野调查。她注重研究当地人民的冲突及其解决方法，并通过比较研究提出“和谐意识形态”的概念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Random House.
笔者认为，结合纳德的生平来看，促使她与马太合作《掠夺》的动机有三：她本人的左翼政治倾向、她在拉美和中东的田野经历、以及她所在领域的专业知识。首先，纳德所提出的“向上研究“的概念涉及对社会权力阶级的洞察，例如对政府和巨型公司的研究，而这一研究不可避免地将触犯这些机构的利益，而她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热情和坚持则说明了其人并非拥护美国体制和资本主义的保守派。事实上，纳德也确实多次表达了她本人的反殖民主义和反霸权主义立场，积极参与涉及解构美国国内体制的研究项目
纳德认为，目前世界上的霸权国家对自身的意识形态以及制度持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慢，并依靠着这种傲慢看似理所当然地通过强制性的经济/ 政治/文化干涉掠夺着更为“劣等”的非霸权国家。霸权国家在掠夺时，总是会强调自身的所作所为是在将先进性赋予非霸权国家，而这些被引以为傲的引进物，比如法律，恰恰是为掠夺行径赋予正当性的必要结构。至此，对诸如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为何能够不受阻碍地进行掠夺的疑问似乎也得到了解答：通过向世界输出对自身有利的文化（对象不仅只有受掠夺的国家，同时还有国际社会；
而这种行为本身也是掠夺的一部分），为掠夺行为赋予正当性。简而言之，在能操控当地及国际法律时，霸权国家的掠夺自然是“合法”而正当的了。在西雅图大学的一次有关本书的演讲中，纳德宣称自己的写作意图，以及致力推动的事业，乃是“减少世界各地的傲慢”
，换言之，即是通过向社会揭露法律在经济帝国主义掠夺中的关键地位，以及政界和学界的“正当化帮凶“身份，引起霸权国家人民的意识，以社会批评为路径阻止进一步的掠夺。二、法治的解构和再建构
的掠夺行为，点出法律在掠夺中所起到的具体作用以及法律沦为殖民工具的具体原因，并揭示一些知名组织在维护国际公平方面的无能性。
作者首先向读者厘清了“掠夺“、”霸权“、”法治“等相关概念，详细介绍了霸权国家殖民主义干涉的多种形式，以及法律被用于将掠夺包装为普遍而自然的固定形象的事实。作者在文中提出了对主流文化中”法治“神圣性的批判，对西方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法治认同发起了挑战。这种由被意识形态俘获而起，并通常会在自发的与”他者“的对比中彰显的强烈认同感和优越感让大众将侵略性的掠夺认知为正当的国际活动。在深受法治意识形态影响的人们眼中，合法的行为必然是正确的，而那些法治缺位（而且仅限霸权文化法
【评论】
法律人类学观察：跨越边界 文脉 法律人类学特刊 2024治）的“落后”国家则理应被霸权国家输出正确的文化和制度
在被法律意识形态俘获的西方社会中，资源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下都受到了法律的保护，由此成为难以根除的顽疾。因此，笔者再一次确认，掠夺的首要矛盾绝非民族或国族矛盾，而必然是阶级矛盾。
接下来，作者从时间和地域两个角度出发，探讨了掠夺的历史和受掠夺地区的特性。本作使用具体事例介绍了掠夺的完整历史，强调掠夺并非近几十年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化而新出现的现象，而是自五百年前欧洲人殖民其他大陆起延续至今的帝国主义活动。针对美国对他国的掠夺，作者讨论了其与欧洲殖民主义一脉相承的文化与制度，以及欧美例外主义及门罗主义等相关概念，主张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延续性。而近几十年高速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则是继承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丰厚历史底蕴，以全新的机构组织、活动形式和正当性继续在全球各地进行掠夺。而作者有关地域的观察角度则注重讨论霸权国家掠夺的资源导向，点出了现代掠夺中当地特定资源的重要性，而文中最为直观的事例自然是美国对在各类正当化理由下中东地区石油的掠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例中的许多细节对前文所述的概念出现了呼应的情况，例如美国政府利用大众的法治认同，将“给落后的中东地区带去民主和法治”
另外，作者还从多个角度详细地阐述了法治如何作为一种技术被用于辅助掠夺。知识产权法这一表面上因其保护知识创造者利益而合法的规则在实际上则是一种受新自由主义法制和现代经济模型强化的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而霸权国家则利用这知识产权法的法治意识形态通过抢夺知识和文化的利用权达成文化霸权，形成对掠夺的有利前提环境。在掠夺实践中，霸权国家则依靠无视地域差异强行向被掠夺地区引进刑事诉讼法等西方化的法律制度，从而通过将权力集中于亲西方精英手中，借此扶植一个个傀儡政府，彻底控制当地经济和政治。另一方面，诸如英属印度的1700号及1720号法案这样的双重标准法律则通过贸易方面的限制以打击被掠夺地区的工业为方法，保护霸权国家自身的工业发展，并由此带来了大规模的社会困境。此外，与贫困地区的贸易协定也有可能成为掠夺者的工具。1992年，墨西哥国会为了适应与北美的经济一体化运动，对保障该国农民利益的第27条宪法法案进行了修改，实行村社土地私有化，鼓励外资投资，由此给掠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合法掠夺造成惨重伤害的同时，本在维护国际资源分配公平性上被给予厚望的国际法之表现却显得不尽人意。无疑，作者有关这一议题的批判是本作的一大重点。在西方法律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国际法作为一个国际体系也随着霸权国家的干涉变得愈发集权，由此导致其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机构可能沦为帝国主义的掠夺工具。当今的国际法带有相当程度的双重标准性，并造成了政治上的不可问责。国际法对美国模式的复制为其带来了一种种族主义和法律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导向，使其落入了国际组织精英的掌控中。
，《掠夺》以详尽的分析解释了掠夺的严重后果以及现代法治的阴暗面，以此向读者，尤其是来自霸权国家的读者，揭露了诸如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在外交领域一些看似正常而合法的行为之真实意图及手段。然而，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提及的一些例子可以被视作对为恶之法治的反向利用，为受剥削者争取利益。这说明了一点：法治在伦理上的性质呈现一种不断否定自身的辩证发展的趋势。
在前现代时代，法律最明显的特征是保护贵族这一既得利益阶级的权益。但在近代激进
如今的法治在经过发展后，又一次成为了既得利益阶级压迫和掠夺的工具。然而，正如黑格尔的历史观所主张的，人类社会是呈螺旋上升式发展的
尽管两位作者都对现代的法治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们却并没有否认通过改革活动将法治重新归还民众的可能性。首先，受到社会正义动机驱使的一部分当今学者呼吁通过类似冷战中出现过的文化或政治改革，对环境成本责
【评论】
法律人类学观察：跨越边界 文脉 法律人类学特刊 2024任进行再分配，并辅以劳动法和税制的改革，将掠夺机构或个人所得的利益转化为对公共利益制度的资助。这类改革将再次将能够挑战法律专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限制，将利益转向大众。其次，强化对由民众掌握的地方法治的利用能有效遏制来自更高层叙事的法治对掠夺的正当化。这里，纳德使用了在她田野上所发生的例子：瓦哈卡州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起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来自美国的掠夺，使这个本来独立的社区丧失了其自治性，变得的对外界资本极其依赖，最终成为了墨西哥最贫困的州。作为对这一掠夺的回应，当地人民基于当地对于集体责任和习惯法的理解，组建民众议会以通过战斗性的对立政治尝试重建该州司法，并将弹劾涉嫌贪污和暴力镇压的州长。另外，基于地方的反生物剽窃网络和互联网上的开源项目则通过民众、政府和知识分子的联合将知识的所有权从既得利益阶级掠夺者的手中夺回，具体的例子有秘鲁针对玛卡专利的工作小组，以及维基百科
然而，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要挑战当前法治这一庞然巨物必然需要长久的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今的人们只能在法律的裹挟下受到看似理所当然的掠夺。对法治的反向利用是一种常见且有效的斗争手段。在经济被新自由主义政策严重打击的阿根廷，当地工人以反霸权方式利用国家法律，建立阿根廷自主性网络，为国内的劳工群体争取权利
结论鉴于《掠夺》是一部跨学科合作的著作，其必然不可能以民族志形式呈现给读者。尽管如此，纳德依旧展现了她作为人类学巨匠的素质，以大量的田野案例（其中也包括她自己的）对法治在掠夺中的角色做了详尽而生动的解释，向学界再一次展示人类学在社会批判领域的巨大价值。这些源自田野的事例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角度：许多案例并非停留在宏观叙事上的政府/ 公司机构之间的互动，而是从微观的角度切实地反映收到掠夺影响的人们的生活现状以及他们自身对此的反应与行动。因此，这部作品的一大价值在于源自其说服力的批判性作用。
在书中，两位作者对前人的理论做出了不同态度的回应。一方面，马克思和葛兰西等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在本作中被肯定为具有极大参考意义。可以说，作者对法治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政府和公司对人民的剥削及帝国主义法律的压迫性实质之洞察而进行的。另一方面，作者专门以一章的篇幅点明了法学家、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为掠夺提供正当性的帮凶身份，批判了韦斯利·鲍威尔和朱利安·斯图尔德等人类学家理论的民族中心主义，以及其在美国掠夺印第安人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相应的，作者也回应了过去对这类学者的批判，并通过引用格拉克曼等反进化论人类学家的理论和田野案例，证伪了西方社会法治的优越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的另一大价值体现在其对于社会科学伦理的深刻反思。
这部作品向读者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一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社会结构也可能蕴含着对特定社群的不公，而社会精英则很可能会利用这一结构扩大分配不平等的差距，以服务自身阶级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持有左翼社会正义立场的学者对抗这一现象的方法论，正如两位作者在本书中所做的，就是在反思学术界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和立场的同时，唤醒公众对法治辩证性的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发动群众的力量，以达成对法治的改革。■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