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通过分析普通法权利、宪法权利与制定法权利的本质，认为法定权利是实在法对
作者通过分析普通法权利、宪法权利与制定法权利的本质，认为法定权利是实在法对
作者通过分析普通法权利、宪法权利与制定法权利的本质，认为法定权利是实在法对
有学者
将上帝承认为一切世俗规范与法律的最终来源，使新旧经院哲学独具特色，尤其是在其应用于法理学问题的时候。那个统一性原则给予整个体系彻底的连贯性与一致性。没有这个原则的支持，不太可能构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性的法理学体系。人权的起源问题就可以作一个说明，尤其是当我们超越有关它们起源的一般理论，并且观察创设统治我们的法律者的实际行为时。我指的不仅包括法院的实际判决，也包括立法成员必须作出的决定，即在他们使用投票权或影响力帮助制定法规的时候。首先先谈一谈一般理论。
“权利”术语是如此基础，以至于以属加种差的常规方式，发现一个更全面的定义“权利”的术语，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极度困难的。任何这样做的尝试，结果似乎都是要么具有误导性，要么晦涩难懂的词语堆砌。例如，采纳里卡比神父的定义：“权利是内在于人的道德权能，凭借这种权能，他的行为与其他事物都归属于他，这些事物相较于他人，都优先归属于他。”一定是极其敏锐的读者，才能相信那个定义传达了清晰地含义。我更喜欢通过参考其本质上的伴随条件来定义这个术语，尤其是义务与法律。习惯上讲权利与义务是相关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权利与法律也是相关的，因为法律是每个权利的本质条件与伴随物。没有规则或规范对权利加以确定，权利是无法想象的。
所谓我有权利，就意味着，存在某种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或者法律，为了我的利益规定了另一个人的某种行为方式。另一个人有义务；二十世纪初期的自然权利证成我就有权利。我不喜欢像勒伯夫神父一样称它为权力，因为根据对这些术语的一般理解，一个人是否有权力做某事根本不同于一个人是否有权利做某事。因此，尝试一个形式定义无需通过一个更为全面的术语来指称我们称为“权利”的事物，如果我们讲权利就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法律为了他的利益而规定的另一个人的行为方式，这将符合一切实践目的。
还有一点需要在此指出。权利与义务具有相关性是基本知识，但是人们有时候忽视了这种相关性也让它们同时产生、共时并存。人们有时候认为，法律创设义务，权利仅仅作为义务的结果而产生。这一假设会使得任何法律案件的关键取决于被告的义务违反。然而，新近判例的趋势是，将举证责任施加给原告，即证明他享有受到侵犯的权利。甚至名称来源于旧有观点的侵权法， 在威格莫尔与 《法律重述》
的影响下，正日益将原告权利放置于核心考量，因而从原告的权利受到侵害推理出被告违反了义务。换句话说，最近判例的趋势改变了原来的假定；确定原告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不是通过考察是否被告做了错误的事情，而是通过考察是否被告侵害了原告的权利以确定被告是否做错了。逻辑上讲，从义务推理权利可能是更可取的，但是应当记住的是，从产生过程来看，它们其中没有一个先于另一个。它们是法律同时创设的产物， 而非具有先后。 同一个事实情况，揭示其中一人的义务，也能揭示另一人的权利。权利来源于法律，不仅仅是作为义务创设的间接结果，而是通过直接操作。的确，就所讨论的行为而言，权利与义务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它们仅仅是同一人类行为的不同方面。因此， 如果A 有一个义务， 并且B 有相对应的权利，它们都需要关联于相同行为：义务是实施该行
因此我倾向于避免使用这一术语，而主张法律权利是由国家提供强制保障的道德权利。勒伯夫神父
我想要强调和阐明的观点，正是勒伯夫神父的进一步主张
对于执业律师而言，勒伯夫神父的观点可能有些出人意料。例如，他们认为普通法权利某种意义上是自然权利，但是通常并不认为其是不可剥夺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很多普通法规则随时可能由制定法所改变。从所有权利都是由法律创设的这个正确主张出发，人们认为他们最熟悉的三种权利——普通法权利，宪法权利，和制定法权利——分别由普通法，宪法和制定法创设。让我们看看在多大程度上这是正确的。
那么，一个不属于任何实在法——无论是宪法还是制定法——管辖范围内的案件，管辖法律是什么呢？它一定是在行为发生时即刻生效的法律；否则将会受到事后追溯（ ex postfacto）的批评。如果判决有利于原告，合理依据只能在于，法律创设了一项在原告提起诉讼时就已经存在的权利。在成千上万的此类案件中，没有一个案件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进行，即司法判决本身创设了作为裁判基础的权利。一项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必然意味着他的权利在行为发生时就已存在；并且因为权利只
以财产所有权为例。如果我们将所有权定义为关于财产的权利束，并且承认这些是自然权利，那么对于法院而言，在特定案件中确定何种权利被包含在这个权利束中就是必须的。庇护十一世
另一方面，财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被包含二十世纪初期的自然权利证成在称为所有权的权利束中，然而法院在遭遇法谚“行使自己的权利，不得损害他人的权利”之前，就无法在应用这项普遍规则上行进的很远。这一点在相邻土地支撑权案件中得到了很好的举例。作为适用自然法——其在所有权的概念中包含了财产使用和收益权——的结果，普通法已经建立了规则，即每个土地所有权人有权从相邻土地上获得足够的相邻支撑，以维持其土地的自然状态。
我只谈了财产法案件，同一命题也可以由合同法举例。我们讲，合同权利由合同创设。某种意义上完全正确，对于未深入研究者而言也是一个充分的解释。法院很少超出这个假定。如果查明某项协议符合有效合同的要件，则推定这项协议必然创设权利与义务。如果我们不再询问为什么合同能够创设一项权利（或义务），进一步的解释就是必须的。合同无法因自身效力（proprio vigore）而运作，因为它是合同当事人的创设物，我们没有制定法，宪法条款，或任何实在法规定，要求人们必须履行合同。因此我们又回到了自然权利与自然法的理论及其绝对命令：契约必须严守（ Pactasunt servanda）。这是交换正义的要求，其被普遍接受以至于法院从没有进行过讨论。它是普通法体系中整个合同法的基础。
，那么宪法权利呢？宪法权利时常被认为是由宪法创设。这是一种彻底的误解。确实有一些宪法创设的权利，像陪审团审判权，
因此，我们把这类条款称为“保障条款”。它们是权利保障条款，这些权利由超越所有人类立法的更普遍法创设；这些权利在宪法制定之前就已存在，并且被我们的先辈极力主张。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种为后世阐明了这些权利的一般表述，即所有人都被造物主授予不可剥夺的权利。结论再一次证明，宪法权利的起源不是宪法，而是自然法。
，至少我们的制定法权利来源于实在法规范。某种程度上这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不是通常所认为的程度。 在中立情形中，很多权利仅仅是衍生权利。交通规则提供了最佳例证。例如，假设 A 与 B 在道路交叉口相遇。如果我们根据交通法规认定 A 有“交通通行权”，那便意味着 A 有继续行进的权利， B有停下来让 A 通行的义务。制定法或条例在这里创设 A 的权利，并不是为了支持他的其他权利。这项权利仅仅是在中立情形下，创设规则过程中导向他的必然结果。如果他们从一条道路的相反方向而来，道理是一样的。如果都向右转或者向左转，他们就能避免相撞，但是为了让他们提前知道向哪转， 交通法规规定了 “向右转”。
实际上，我们的其他制定法权利都应当由这些词汇来描述，即从属性的、辅助性的或附随性的，因为它们被制定法创设仅仅是为了保护和执行更为基本和自然的权利，这些权利在制定法被制定之前就已存在。以整个诉讼法为例，不管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都是如此。
由制定法创设的所有权利，都是为了保护公正审判的自然权利——这项权利不是由制定法创设，而是直接由自然法推理出来的。虽然这一点在诉答程序与审判程序所创设的制定法权利中体现的更为明显，但绝不意味着仅限于这些制定法。禁止欺诈性财产转让的制定法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虽然通常不被视为程序法，但本质上是救济法。人们应当承认，在合理限度内，债权人有一项自然权利，即使债务人的财产清偿其债权。但是假设债务人没有使用他的充分财产清偿债务，反而以逃避债务为目的将他的财产转移给第三人。债权人的自然权利仍然存在，但是在债务人缺乏财产的情况下，债权人无从实现其权利。这就是禁止欺诈性财产转让法的来源。它给与债权人撤销转让行为的权利。在权利是由制定法创设的意义上，这严格来说是一项制定法权利，但是仅仅附属于在制定法制定之前就已存在的基础性权利。
另一个例子是选举权，不管把它视为是由制定法创设还是宪法条款创设。无论哪种情形它都是实在法创设的产物，但它本身不是创设的目的，而仅仅是作为保护更基础性权利的手段。耶稣会士约瑟夫 ·基汀
存在其他制定法，如果我们能清楚的了解到，它们创设权利的目的仅仅是将其作为保护更基本自然权利的手段，那么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法律的精神与目的。我们不妨把这个理论应用于欺诈法与时效法之中。
以欺诈法中的保证条款为例。除非当事人事实上签署了保证合同，任何人都不应当作为保证人承担责任。但假设在一场基于所谓保证
我个人确信，相同的理论能够适用于时效法，通过解释该理论可以说明，这部法律的设计不是通过时效占有来创设所有权，而是保护所有权这一自然权利免受虚假主张的伤害。对其应当作出如下解释，该法不是把所有权从正当权利人那里转移给不法行为人，而是建立一项证据规则，以确定在诉讼的时候谁是真正的权利人，是在占有状态下以所有权人的身份主张拥有十年以上权利的人，还是所有权的唯一证据只是一个十年以上财产转移契据的人。如果说该法的效果是将所有权从一个人那里剥夺并且授予另一个人，将是非常糟糕的，如果说该法的效果是将所有权从正当权利人那里剥夺，并且授予除不法行为外没有其他主张基础的侵权者，就是荒谬的。这无异于说，如果一个人实施了不法行为，他将遭受处罚，如果它持续实施了九年的不法行为，他将遭受更严厉二十世纪初期的自然权利证成的处罚，但是如果他持续实施了十年的不法行为，他将不仅逃脱处罚，而且因为他的坚持不懈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很难再有对法谚“法律扶助警醒者，而非沉眠者”更大的歪曲了。我清楚的认识到，法院不会把奖励不法行为者视为该制定法的目的，但是通过这样的解释，必然产生那种结果。然而，为了达到制定法的一般目的，即使土地所有权更加确定，这样的解释完全没有必要。他们能够轻易地采纳在时效取得案件中适用的同一理论。一个人完全不需要任何制定法的协助，就能获得时效性权利，依据通说， 理论依据并不是反向使用创设权利 ；
相反的，反向使用作为结论性证据，证明那项权利在以其他方式被创设， 即通过授予的方式。
另一方面，即便转移契据已经十年之久，它就同一问题而言仍然构成证据。现在自然法不会讲，哪一项是更强大的证据，哪一项具有更大的证明力。这是世俗权威通过勒伯夫神父
事实上，法院将时效法的这种解释应用进了合同案件中。在内布拉斯加州，书面合同创设的债五年后失去法律强制力。这并不意味着债因为法律规定或时效届满就会消灭。相反的，
因此合同案件、时效取得权案件与自然法相一致。如果法院在时效占有案件上采纳了相同理论，就能更加清楚地规避与道德法的冲突，并且同等有效的实现制定法的一般目的。顺便可以指出，我们的时效占有法与《天主教百科全书》所载的时效教会法存在显著区别。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对此作出了明确无误的规定。”此外还需存在“正当权利外观”。这在我们的法律中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