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与仕合”的循吏成长路径（二）——从汪辉 祖《双节堂庸训》与《病榻梦痕录》中的“读书应世” 切入

注释

1. 鲍永平称《病榻梦痕录》与《梦痕录余》均为：“汪辉祖自定年谱，是他晚年回顾一生而写的自传。”胡适在《中国的传记文学》中甚至认为“二千五百年中，只有两部传记可算是第一流：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及《梦痕录余》，王懋竑的《朱子年谱》”。转引自韦力：《【书楼】汪辉祖环碧山房：出为师爷，退隐著藏（下）》，https://mp.weixin. ↩
2.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第6页。 ↩
3.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第7页。 ↩
4.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第7页。 ↩
5. 乾隆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汪楷卒于南海旅邸。乾隆六年四月丧归。汪辉祖：《病榻梦痕录》，第7页。 ↩
6.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第7页。 ↩
7.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第8-9页。 ↩
8.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第10页。三、 “学与仕合” 的实现《病榻梦痕录》对研究汪辉祖和了解他为学、为幕、为官等处境及所处时代情况等都非常重要，(1) 本章据此观察汪辉祖成长经历中的知识获取 （广义的 “读书” ） 、 技能掌握 （以 “读律”和 “奉法” 为核心） 及贯穿其求学、 入幕、 求仕、入仕全过程的品格塑造。 ↩
9.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第11页。 ↩
10.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第11-12页。 ↩
11. “幕客佐吏，全在明习律例”,为了作幕而读律，就能与“士人干讼”划清界限。汪辉祖本人在《病榻梦痕录》余（清道光三十年龚裕刻本）中记录自己曾经表态“官事非绅士可阻，越俎多事，实干例禁”，但“闻者不以为然”。结果是“既而郡尊临县劝谕，颇费周章”。他因而感叹“读书万卷不读律，东坡所虑远矣”。这种对读书人“多事”阻碍地方官治理的警惕，一定程度上正是基于儒者对法律知识的复杂态度。 ↩
12.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第12页。 ↩
13. 藏书家韦力先生曾关注汪辉祖的故居、著述与藏书。嘉庆年间，汪辉祖退休返回家乡，整理藏书编成《环碧山房书目》。序中写道：“余小孤露，先世手泽仅坊刻《古文阶凤》《陈检讨四六》二书。《纲鉴正史约》一部，假诸舅氏，未几归焉。年十四五，见《五经类编》，如得琅嬛秘简。既补博士弟子，家奇贫，衣食出两母十手指，力不能具一卷书。间从友人借读经史古文选本，率意抄撮，不终卷辄索去。已而读律餬口，寄迹官中，主人有插架书，稍稍翻阅，官事不易了，未能卒读，读亦无所得也。忝赋鹿鸣，年已三十有九。游京师，侧闻大人先生绪论，甚愧向学之晚，亟走琉璃厂西门，市得《汉书》，归寓读之。”韦力：《【书楼】汪辉祖环碧山房：出为师爷，退隐著藏（上）》，https://mp.weixin.qq.com/s/MspnuMm3ilOygjsDH3K4yQ， 2018年 4月10日访问。他的儿子汪继培、汪继壕在续补病榻梦痕录时记叙，汪辉祖“生平略无嗜好，惟癖耽经籍。向幕游时，暇即浏览书史。归里后键户读书，往往至夜分不止。尝笑曰：‘吾依书为命，子但见吾废书，当为料理后事。’易箦前三日，犹坐堂中看书。数数折角若将复阅者。”韦力：《【书楼】汪辉祖环碧山房：出为师爷，退隐著藏（下）》， https://mp.weixin.qq.com/s/LEApjhZkEZ8qHAqMGxOzFw，2018年4月11日访问。 ↩
14.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第28-29页。 ↩
15.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第32页。 ↩
16. 张伟仁先生归纳汪辉祖的四类断案依据：（1）律文明确，严加遵守；（2）数条并存，须加甄别选择；（3）律文不够明确，须加诠释；（4 ）法无明文，援引别条、成案和礼经、道义。在此基础上，徐忠明教授收集35个汪辉祖断案故事加以编排和统计，“单单援引法律的裁判只有8件……再加同时援引经、情、礼的2件，也只占总数的29%不到，但是，没有提到任何裁判依据或者仅仅以经、礼、情理、酌情乃至《北溪字义》为依据的裁判，却占总数的71%有多”。徐忠明对统计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有清晰的认识：“这一统计只是一种形式化的分析，仅仅根据案件叙述是否出现律例、经义和情理作出的概括，而没有对案件内容细加辨析。事实上，有些援引律例的案件，也未必抛弃了经义和情理上的衡量。”徐忠明：《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2期。 ↩
17. 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50页。验证。乾隆二十一年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他对案件办理等地方公事的辨析说理，“颇为抚军知”，即通过辅佐州、府级别的官员，而得到省级官僚如庄有恭的关注与认可。其过人之处，体现在不止“循例”，而能把握关键、“理足词达”上。能做到这种程度，依靠的不仅是刑名知识，更重要的是将各类知识融会贯通、运用自如的实践技能， (8) 因而能从一般的幕友中脱颖而出。 ↩
18. 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56页。 ↩
19. 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57页。 ↩
20. “杀死奸夫”律附一则嘉庆朝定例：“凡童养未婚之妻，与人通奸，本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并有服亲属捉奸，杀死奸夫奸妇者，均照已婚妻例问拟。”后续的法律修订，根据薛允升《读例存疑》：“此条系嘉庆六年，安徽按察使恩长条奏，未婚妻本夫之父母、伯叔、兄弟有服亲属捉奸，杀死奸夫，请定条例一折，奏准定例。”在薛允升看来，“未婚妻系已聘定，尚未迎娶者。童养妻系送至夫家，尚未完婚者。童养之名不见于古，民间贫乏之家安于简陋，遂至相习成风，到处皆然，舍礼从俗，盖亦不得已之意也。”另一道光朝定例即“道光二十三年，安徽巡抚程雷采奏宋忠因奸谋杀未婚夫査六寿身死二案，附请定例”中的规定是：“聘定未婚妻因奸起意，杀死本夫，应照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律，凌迟处死。 ↩
21. “从重”之法，律例不言。相关的是《大清律例通考》中“亲属相奸”律的“第三条例文”：“凡奸同宗无服之亲及无服亲之妻者，各枷号四十日，杖一百。 ”吴坛称，“此条系乾隆元年定例，乾隆五年馆修入律”。（清）吴坛：《大清律例通考校注》，第957页。另，“犯奸”而“枷号一个月、杖一百”的，有康熙朝制定的“犯奸第一条例文”的“军民相奸者，奸夫、奸妇”各受刑，以及“犯奸第三条例文”的男子“和同鸡奸”等。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51页。所以汪辉祖对此案中的通奸者，虽然主张“以凡论”而不判处充军之刑，但“枷号三个月”也不算轻纵了。 ↩
22. “犯奸”律条的规定是“奸妇从夫嫁卖，其夫愿留者，听”。（清）吴坛：《大清律例通考校注》，第950页。本案中直接判令离异，丈夫另娶，应是考虑到童养媳与夫家亲属通奸，直接离异，可防后患。 ↩
23. 《病榻梦痕录》，第13-14页。胡公呈稿之后， 庄有恭注意到 “此稿另一手笔”，询问钱粮幕友是否换人。胡公回复此稿为汪辉祖所做，庄有恭记起汪辉祖在浦姓案中的表现“甚有胆识”，指名要求“将来条议，当令此君为之”。(6)再如乾隆二十五年，汪辉祖在长洲县作幕。 ↩
24. 《病榻梦痕录》，第17页。在汪辉祖看来，陈宏谋“事皆亲办，凡上控之案，莫不批查 ”，如遇错漏，“戒官而兼训幕，故一时吏治，无不肃然”。 ↩
25. 所谓“保辜”，律注释曰“谓殴伤人未至死，当官立限以保之。保人之伤，正所以保己之罪也”。结合案情，卢标殴伤余某后，求医问药，能够保余某不死，就可以避免被追究“殴人至死”之责，也就是“保己之罪”。依照《大清律例·刑律·斗殴》的“保辜限期”条，律文规定：“手足及以他物殴伤人者，（其伤轻），限二十日（平复）。”但如果认定余某受了不易痊愈的致命重伤，“折跌肢体及破骨坠胎者，无论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22页。 ↩
26. 所谓绞罪，依“保辜限期”律文：伤者“辜限内皆须因（原殴之）伤死者，（如打人头伤，风从头疮而入，因风致死之类）以斗殴杀人论（绞）”。所谓“奏请”和“减流”，或为吴坛按语所言明代“嘉靖四年六月内，都察院题准改正旧例”的“保辜限期第三条例文”即“ 斗殴伤人，辜限内不平复延至限外，若手足、他物、金刃及汤火限外十日之内……果因本伤身死、情正事实者，方拟死罪，奏请定夺”与“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钦奉恩诏”定例的“保辜限期第四条例文”即“原殴伤轻不至于死者，越数日后，或因伤风身死，将殴打之人免其抵偿，杖一百、流三千里”。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23页。 ↩
27. 汪辉祖所认定卢标之罪“法止于笞”，依据是“保辜限期第四条例文”的后半段“其因患他病身死与本伤无涉者，虽在辜限之内，仍依律从本殴伤法”与律文“其在辜限外，及虽在辜限内，伤已平复，官司文安明白，别因他故死者，各从本殴伤法”。律注中还举例说明，“谓打人头伤，不因头疮得风，别因他故而死者，是为他故”。《大清律例通考校注》，第822页。在汪辉祖看来，卢标踢伤余某，但余某死于伤寒，而非外伤，明显是“因他故死者”，卢标不应抵命。“本殴伤法”，即“斗殴”律条所规定的以手足殴人成伤，“笞三十 ”。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16页。 ↩
28. 《病榻梦痕录》，第38页。 ↩
29. 审案的委员为迎合臬司，片面采信“方骨”为证，将“法止于笞”的卢标，“入之于绞”，在汪辉祖看来，已经是办案违规、不遵律例的了。但汪辉祖无权改变，无能为力。有研究者从道光年间德清命案的审理切入并揭示“《洗冤录》的内容并非全然精确，难以在客观上真正区别部分尸伤和死因，故官吏得以在权威文本的背书下混淆案情、改换死因。而审转制下，官员出于利己或规避司法责任，其对《洗冤录》的运用与解释时有恣意和庸俗化之虞，使之成为粉饰案情的工具与回避问题的借口”。孟孜谦：《“洗冤”还是“沉冤”：案例所见< 洗冤录>与清代命案检验实效》，载《南大法学》2024年第3期。 ↩
30. 《病榻梦痕录》，第39页。请， 罪可减流”即余某实际可能被减死从流为由，(3)反倒认为是王晴川、汪辉祖二人固执。但汪辉祖偏要坚持原则：“吾以律例佐吏，知奉法耳。 ↩
31. 《病榻梦痕录》，第39页。 ↩
32. 《病榻梦痕录》，第56页。 ↩
33. 《病榻梦痕录》，第57页。 ↩
34.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汪辉祖被“奉旨革职”。《病榻梦痕录》，第90页。前一年他已被臬司严责和弹劾。湖南省多位长官，对他的褒贬不一。他自己的剖析是“藩司专钱谷，以余清查积欠为功。臬司专刑名，以余不速检办为罪。两姑之间难为妇，信矣”。《病榻梦痕录》，第83页。 ↩
35. 例如乾隆五十三年郴州寡妇为夫选立侄儿（独子）为嗣引发争议，“诉县及州，越四年，诉本道，发余关讯”，汪辉祖辨析经典所言“已孤不为人后”的原义，并申明律法规定，强调“例得出继，天子之命也”。以此解决纠纷，获得认可。长官以此提醒地方官：“若此一批可结，何至延案累民。律例未明，便不能制断。诸君可竟委幕友乎？”《病榻梦痕录》，第70页。 ↩
36. 《病榻梦痕录》，第12页。 ↩
37. 事实上，汪辉祖对“刑名幕友”方面技能的学习，固然是积极自觉的，但在师从的人选上也是挑剔的。“幕途甚杂……生平所师事者一人，诸暨骆炳文先生”。《病榻梦痕录》，第41页。 ↩
38. 《病榻梦痕录》，第40页。结论要想研究古代个人的“读书—读律”抉择与生涯， 如 “学” 如何 “致用” ， “知” 与 “行”能否合一等，作为一位“读书”自觉与“读律”尽职的主体，兼著有“官箴”“自传”“家训”等类型作品的汪辉祖，是不可错过的研究对象。 ↩
39. 《病榻梦痕录》，第41页。 ↩
40. 乾隆中后期生，嘉庆、道光时在山东各地担任幕友的王贤仪，理刑近四十年，奉汪辉祖言行为准绳。“王贤仪将刑幕定义为弥补主官司法能力欠缺的‘刑名专家’，认为合格的刑幕除需具备审状折狱的基本能力外，还要通晓经济典则，接触幕馆当地的社会风俗，使裁处时无纰漏。”邵剑书：《清代山东刑幕王贤仪的生活世界——以〈家言随记〉为中心》，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 期。“学者服古人官簿书未谙，惧或枉法而诬民也，乃延刑名专家相助为理，一状之来，必质其隐；一狱之折，必循其指。决大疑，临大事，定大计，筹之于帷幄而著之为章程，分以重禄，尊为宾师”。周生杰、周恬羽整理：《家言随记》，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45页。这一“宾师”的定位，即幕友相对于官员，亦宾亦师，幕友要有真才实学，用心辅佐官员，“州县官随处用心，即可以随处造福。佐治者，更当然也”（周恬羽整理：《家言随记》，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76页），正是继承了汪辉祖的“佐治之道”。“在实现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意义上，古代幕友职业伦理与当代法律职业伦理有相通之处”。陈新宇：《中国传统法律职业伦理及其现代价值——从〈佐治药言〉中的刑名幕学谈起》，载《法治日报》2025年9月24日。 ↩
41. 《病榻梦痕录》，第25页。 ↩
42. 从史籍来看，正如“官”时常强调“幕”的刻板印象，包括汪辉祖在“引律”“避律”等方面也会提及幕友、书办“照章办事”、不知变通的特点，其实幕友群体也或多或少以自身知识、技能为豪，为此也会与表面上位尊的官员相比，并强调“居官者不善读律”从而不得不依赖幕友帮助。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论及读书，讲到“高古”而“无能”者，既考虑到了在野的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恐怕也暗指那些科举出身但只尚空谈、不谙实务的在朝为官之人，后者“读书”而“无用”的消极影响无疑是更大的。 ↩
43. 阮元的《循吏汪辉祖传》记载了汪辉祖包括办案特长在内的一系列治理成绩：打击首恶、迅速解决前任失控、姑息的“多讼”等问题，以诚相待、温和化解民间的“积逋”问题，断案公正、惩恶扬善，使两造乃至旁观者都信服，倡导礼教、移风易俗，使百姓知礼义廉耻，自然能守法远罚，这些都表现了施政的实效，使百姓“相戒无负好官”，“人藉藉颂神明”，“他邑有讼，闻移君鞫之，则喜”，“政声大播”。阮元对汪辉祖传记的总结，突出了汪辉祖因其“以身作则”“知行合一”的特点，强调他能够成为寄托传统儒家“州县尽得孝廉者治之”“良吏之所以必举于孝廉”理想的榜样。(清)阮元：《揅经室集•二集》，邓经元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