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生死教育对每一个人来说，生死体验是“大”体验，因为是关乎“天命”（之谓性）的。相应的，生死学问是人类的“大”学问，因为是关乎“率性”（之谓道）的。而生死教育也是人类的“大”教育，因为是关乎“修道”（之谓教）的。王治军教授的《孟子与保罗生死伦理比较研究》，立足于生死体验诠释生死学问的基础，将人性论、生命价值与生死超越打通为一展现生死学问的建构，在比较中别异求通，最后落脚在现实中国人生死安顿的生死教育上，呈现了当代中国生死学研究的切实画面。
，凡是有生死“大学问”者，一定是有生死“大体验”者。孔子、孟子、王阳明如是，弘一法师、唐君毅也如是；苏格拉底、尼采、海德格尔如是，耶稣、保罗、释迦牟尼也如是。生和死本来就不是“抽象”的生命学问，而是“现实”的生命呈现。
而且，作为现实的生命呈现，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特殊的、唯一的。但是，大智慧者，往往能够体验到一般人体验不到的“生”“死”经验，并且升华为具有“普遍性”的生死大智慧。
“生死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局限于书本的形而上问题，而是产生于思想家对现实人生的思考与关怀。”
孟子生死伦理思想中的性善学说和仁政思想既是对传统儒家人文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战国时代诸侯国的暴政、国家之间战争频仍所造成的百姓生命朝不保夕状况的一种哲学反思。正是这样的现实状况与个人的特殊生活经历，激起了孟子深刻的生死关怀意识，成就了他用性善论安顿生命和提升人性的理论，成就了他试图用仁政改变社会现实，使百姓“养生送死而无憾”，最终达至让“让天下人举安”的崇高理想。孟子的生死关怀，是他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的回应，是他为社会病症所开具的药方。所以，尽管孟子的生死伦理思想生死体验、生死学问与生死教育——评《孟子与保罗生死伦理比较研究》产生于战国时代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但也同时包含着“他对个人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的反思与省悟”
保罗生死伦理中人的罪性、律法与恩典、耶稣的救赎、“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为主而活为主而死”、“与神同工”、“应当存永生的盼望”等思想，与保罗所生活于其中的分崩离析的犹太教与犹太人社会状况直接相关，是这种社会现实在保罗身上的反映。这些思想与保罗所传教地区多种宗教盛行和道德颓废的现实直接相关，是保罗提出的解困之法。
但与此同时，这些思想也与保罗的个人身份与独特的经历息息相关，“是保罗深受重重苦难四处传教，乃至遭受捆锁、面临死亡时，对自身境遇的一种反思。”
通过对孟子和保罗各自所处的社会条件、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及生命体验的分析，作者找到了研究生死伦理的一把钥匙，那就是：不是就概念分析理论，就逻辑展示理论，而是必须回到时代中、回到社会中、回到生活中、回到个人的生命体验中。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敞现和理解“这样的”思想家所阐发的“这样的”思想，也才能够在这样的阐发中做出真正具有意义的比较分析。
诚如作者所指出的，“孟子与保罗所生活的不同时代背景和生命经历，形成了二人对于生死的不同思考，呈现出迥然有异的生死伦理思想。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他们自身对于生死的独特态度，更集中地表现在他们关注生死
的不同视角，表现在他们对于民众生死关怀的不同向度，这是孟子与保罗生死伦理的最大特色。”
这也是生死学问研究的根本价值所在。二、别异与求通：生死学问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是一般比较文化研究者很容易去揭示和阐释的重点，也是最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研究模式，特别是在今天我们更加强调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但是，人之为人，都将面临“生死议题”，这一点又是根本相同的。因此，生死学问的东西方比较，除了应该阐释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理解及其特点外，还应该揭示在面对人之为人的“生死大事”上所可能具有的相通性，以敞现人类共同的生死课题、生死议题、生死智慧。在这一点上，作者既有高度的自觉，也有非常细致深入的呈现。
一方面，通过展现和分析孟子和保罗各自生死学问的特殊性，以“别异”；另一方面，又随时彰显和提炼保罗和孟子面临的生死课题、安顿生死的任务的普遍性，以“求通”，“力求在此具体而细微的比较之下，达到两人生死伦理在终极层面的会通，领悟到中西哲人‘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生命智慧。”
生死学问关注的是人的生死，因此，对生死的理解在根本上是建立在对人的理解的基础上的。由此而言，“关于人性的不同界定，不仅是孟子与保罗生死伦理的基础，也是二人整个思想的核心部分。”
由于在人性论上的不同，两人在生命价值论上也有根本差异。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指出，每一个人都应当修身立德，在家庭和社会中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士君子应当辅佐君王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圣人之徒则必须以辟邪说暴行、弘扬孔子之仁义思想、教化后知后觉为自己的使命。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与此相对，保罗则是在继承《旧约》人有罪的前提下，强调耶稣的死而复活成就了上帝与人订立的《新约》，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主人还是奴隶，无论是男是女，都可以通过信靠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的圣灵入住，通过与神一同做工，而转变自己的生命。进而通过在基督中的爱和各种品德，成就自己的新生命，在奉献神的事工中，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像耶稣那样，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服务于神的拯救事业。
从表面看来，孟子秉承人性善，强调人的性可以不断完善，保罗倡导人的罪性，强调人的堕落性，似乎是截然相反的观点。“二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界定人性：孟子从人与禽兽的
在人性论上，无论是孟子还是保罗，都坚信人性背后具有一个超越性根源，这是人性区别于他物的内在根据：在孟子是人与禽兽之区别，在保罗则是人与神的区别。同时这一超越性也是人性能够提升的根据所在。这个形上的根据，在孟子那里就是天道，在保罗那里就是神。超越性根源是人性之所由来；这种超越性是人性得以提升的依据；这一超越性的根源是玄奥神秘而不可测度的，人永远处于对这一形上本体的认识当中，但是又永远不能达到对它的彻底认识。与此同时，孟子的人之善性与保罗的人之罪性，虽然存在诸多分歧，但是他们都承认人性具有的巨大潜能，那就是人性可以提升、可以完善。而且他们的整个理论都是致力于阻止人性的堕落与沉沦，极力发掘人性中的积极因素，引领人弃恶从善。这一终极目标上的相通，弥合了他们巨大的差异。而且，无论是孟子还是保罗，都超出了民族种族和国家的狭隘界限，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普世情怀；
孟子与保罗都有着普世情怀与崇高理想，坚信实现理想的渠道只此一条旁无他路，将其他的学说一概斥为异端邪说，表现出在反对异端邪说中捍卫真道的特点；孟子和保罗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人敬仰的圣人。
在生命价值论上，孟子和保罗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人生经历出发，都主张生命的神圣与人格的平等，强调生命的责任与担当。他生死体验、生死学问与生死教育——评《孟子与保罗生死伦理比较研究》们都看到了，每一个人都是通过自身所从事的职业和工作来实现生命的价值，因而强调了职业对于人之生命的重要性。他们都强调艰难困苦具有的正面价值，同时给予了人们面对苦难的智慧与勇气。在生命神圣与人格平等、生命的责任与使命、职业（工作）对于生命的意义、艰难困苦对于生命的正面价值等诸多方面，具有共通性。
正是透过“相通性”的揭示，我们可以洞见中西哲人对于生命之关切的普世性。宋儒陆九渊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年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这也是我们可以透过东西方宗教、哲学所呈现的生死学问获得生死安顿的前提。
，根本目标应该是对个人的生死安顿，也就是生死超越。因为“生死学问”不是一般的经验学问或者理论知识，本身就源于个人对生死问题的强烈体验和感知，以及应对生死问题的生命需要：打通世俗的现实性和价值的超越性。在这一点上，作者作为一位资深的生死学研究者具有高度的自觉和责任意识，在书中对此也特别着力。
由于人性论的理论基础和生命价值追求的不同，孟子和保罗在生死超越问题上也呈现了根本不同的路径与方式。孟子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心性与天的关系，而保罗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则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孟子通过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的一系列修养功夫来克服个体私欲，从而达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的超越生死境界，通过建立历史的功业，“为法于后世”，超越肉体生命的有限性，来实现在历史中不朽；而保罗则强调对神的信仰，对神的委身，通过与神同工，通过做神的义器，依靠神的圣灵的永恒性，来实现人的超越性。孟子要实现的超越与不朽是现实人类世界、历史世界的不朽；保罗所要实现的超越与不朽，不是在历史中实现，而是通过死后复活，在天国里成为属灵的“新造的人”来实现。
孟子的生死超越是围绕着天人之间关系展开的。人性的善良端芽来自天道天命，通过“存养充扩”的修养功夫，人之性可以与天道天命相互贯通实现天人合德。体悟出天道作为无限超越性的存在，乃是人之道德的根源。同时人通过尽心知性和存心养性的道德实践，不仅能够超越自然本能，还能够超越天人之不可逾越的隔阂，而实现“知天事天”，此即为超越生死。在孟子看来，人禽之别，即人能够超越动物本能的内在物质基础与心理结构，奠定了人之生命提升的起点；天人合德则解决了人性的来源与归属问题，论证了人性与超越本体的一致，解决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宇宙无限性的矛盾。换言之，人禽之别，是人的生命可以提升的起点；天人合德，则是人之生命提升的来源与终极目标。存心养性与知命立命主体有了对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体认，再通过持续不断地道德修养，努力使自己的心性合于天道，就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境界。这个过程一方面要求主体通过存心养性来“知天事天”，不断加深对于天命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要求主体希圣希贤、知命立命，自觉地肩负起上天赋予的历史使命。正是这种永恒的使命感遮蔽和冲淡了死亡，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
保罗的生死超越理论建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人类的始祖是上帝用可以朽坏的泥土所创造的，因而人的肉体是有死的。同时每个人都遗传了从始祖亚当那里而来的罪，所以每一个人都受到死亡的节制与束缚，具有死亡意识，充满对死亡的恐惧，这就是“向罪而死”。但是人却可以通过信仰神来摆脱自己身上的罪，借助上帝圣灵的充满而实现与神同在的永生状态，从而摆脱死亡的束缚，这就在精神上超越了死亡，实现了“向神而活”。在保罗看来，基督徒必须依靠神，必须具有一种超越的精神力量，才能对付生活中的各种疑难，才能超越死亡。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每时每刻都在腐蚀败坏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种精神生命来改变我们的自然生命，我们就永远是一个罪人，就永远不能摆脱罪的辖制，永远不能超越肉体生命有限性的束缚，永远不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死后可以进入上帝掌权的永恒国度，即上帝的国或天国。“通过这种对死后天国的盼望，基督徒超越了此生的有限性，超越了生活的苦难，坚定了生活的信心，从而活在一种与神同在的永恒的生命体验中。”
很明显，孟子与保罗的生死超越理论，有着截然不同的前提与基础、动力与目标，在生死超越的生命体验上也大相径庭。超越的前提与基础不同：孟子主张的是“天人合德”，保罗坚持的是“神人相像”；超越的途径与方式不同：孟子的主张是个人“自我振拔”，保罗强调的是“神人同工”；超越的目标与极限不同：孟子的主张是“内圣外王”，保罗的主张则是“神人和好”；生死超越的境界与体验不同：孟子主张的是“历史不朽”，保罗坚持的则是“来世永生”。
但是，在这些显性差别的深层，则存在着诸多的相通之处，恰恰是这些相通处给人提供了“生死超越”的想象。孟子与保罗都承认，人可以借由一种永恒的精神来超越肉体的有限性，从而淡然地面对生死。孟子在承认生死必然的前提下提出：通过家族内部血缘的延续与精神传承可以超越个体生命的有死，通过积极的人生实践创造出为世人永恒记忆的功业，
孟子和保罗的相异之处是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差异的具体体现，而它们的相通之处则反映了人类不同文化与文明的相通之处。在当今社会，个体生命的安顿与提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仅仅依靠物质的丰盈是不能安顿人生命的，物质的保障不能消除精神的焦虑。
孟子和保罗告诉我们，人唯有在他的信仰中才能获得精神力量，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并不断地提升自己。精神信仰可以超拔苦难，精神信仰可以防止生命的堕落，精神信仰赋予人生以使命感。因此，在生死安顿这一“人生大问题”上，诚如作者强调的：“我们要充分利用宗教的与非宗教的，传统的与现代的思想资源，来解决现代人的生命意义问题。”
元哲学”意义上的纯粹理论，尤其是本身就带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生死伦理”学问。因此，作为研究孟子与保罗生死伦理思想的著作，最后将落脚点放在现实的生死教育上，就特别展现了作者作为一位“生死体验、生死学问与生死教育——评《孟子与保罗生死伦理比较研究》生死学”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强烈现实关怀。
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没有二元对立的此世彼世、此岸彼岸信仰，强调的是在此世此岸同时解决一切人生大问题。在生死问题上，诚如孔子强调的，是“未知生焉知死”，而不是要对死后的“彼岸世界”有过多着力。而此世此岸有太多的“诱惑”，往往会让人“眼花缭乱”而忽视了“生死大事”而不成其为“人”。所以，孟子才特别强调：“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管子也说：“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天的中国，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实现了“小康”后，人们对生命的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了时代话语。而死亡品质，也就是传统文化中“五福”之一的“考终命”（善终）自然而然成为了新时代生死学问的热门话题，特别是伴随老龄化社会到来以及国家安宁疗护事业的推展，生死议题更成为新时代的热门话题。而要根本上解决人们的生死困惑，既需要相应的政策、体制的保障，但更重要的则是全民的生死教育。
在一定意义上，大力普及生死教育，应该是当下社会生死关怀的根本着力点。不管是安宁疗护事业的推展还是人们对死亡品质的追求，或者是珍爱生命、追求生命意义实现的价值倡导，对生命、死亡以及生死议题的充分理解都是前提。而这，恰恰必须通过生死教育来落实。作者将一部理论著作的落脚点放在极具现实性的生死教育上，是很有深意的。作者强调的对传统文化生死智慧的弘扬，对哲学与宗教的生死智慧的学习，恰恰也彰显了开展生死教育的根本路径。
普及生死教育，要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中
要建构当代中国的生死观，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儒释道生死观的基础上，也必须积极吸收和借鉴基督教中具有的生死智慧。诚如作者强烈主张的：“生死教育应当发展成为面向全民的终身教育。生死是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生死教育不能只是局限在学校面对学生，还应当充分发挥医院、养老院和殡葬场所的作用，让这些地方成为生命教育的基地。生死教育应当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尤其是殡葬场所的生死教育，应当与敬畏生命的教育、感恩父母亲人的教育、人生责任教育和人生规划教育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