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源之所以是沂源，自然有其专属的历史
记事和地理特征。它是山东省平均海拔最高的县地，现今隶属淄博市。在人类学的论域内，以沂源童话作为研究对象，其实就是要把目光投向沂源的地方性知识。所谓地方性知识，是指某种文化通常会跟它的诞生地紧密绑定，由此决定着它是一种最容易被其诞生地居民获知和运用的知识类型。1
同时还应看到，作为实物的古树和坟墓等，原是历史文化的硬件表现。它们的最初落成和古今存立，免不了还运载着相关的儒释道传统文化。传世古籍同样是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载体。若要追问那些文化是否仅以古籍和其他硬件作为载体，答案恐怕又是否定的。正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所言：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与诸子登岘山》）。古人古事入史，就此即使不宜冒然断定今人今事全都如史，但今人围绕历史文化遗存所能表达出的思考未必不会苟同于古人。
恰似今人亦会登临古人曾经登临的胜迹，难保不会产生相同或相似的切身感受，构成了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软件表现。就此最容易让人觉察到的便是时空游离论，即随着时间入史的仅是古人，他们的故事和今人今事则会在古今存留的那块空间上汇合。更有村名和地名等，早已化作历史文化的叙事符码，动辄就会出现在当地百姓的日常言谈中，极力表明童话故事同样是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软件表现。
如是观之，确有必要深入探究普通百姓到底如何看待历史层面时间和空间的游离。隐藏在背后的恐怕正是软件文化在民间的借机扎根。因软件扎根自会附随硬件，贴合时空游离，俨然属于软硬文化同时在民间扎根要共同遵循的规律。如果说任何人都无法撼动时间和空间原有的不同属性，那么软硬文化在民间扎根就必然建基在时空的原有属性上，并且人们如何看待时空游离亦是如此，说明时空的原有属性本身就是一种极具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力量。遍布在沂源的历史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不妨暂且聚焦其中的三种，再适当配以相关类项和故事。
，因有九顶而状如莲花，故此名叫九顶莲花山。山上有一座寺庙，名为弥陀。寺内有一棵参天银杏树，3号称银杏王，每年都结满硕果。周边百姓将其视为弥陀寺护法神树。逢年过节，总有人去朝拜祈福。树前告示牌上记录着一则简洁的历史故事，即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莒鲁会盟时，该树由鲁隐公栽植。以史料为证，隐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来，已成纪好（《左传••隐公八年》）。史料另记，鲁国正卿季武子（执政时间在公元前568-535年）曾伐莒取郓，莒人告于会。莒鲁争郓日久（《左传• 昭公元年》）
。
现今的日照市莒县同样有一座浮来山，上有一棵参天银杏树，
34444当地百姓历来认定具体是在莲花山。5
尤其是那块告示牌，更应引起注意。无论面对何人，它都会通过显眼的文字直接展开无声的言说，并且还会借着故事提醒游客：即使大家眼下能跟大树共享同一块空间，甚至可以借树荫遮阳，但在时间上根本无法同日而语。
大树牵古连今，伴随和贯穿了岁月流逝，人们则只能立足于世世代代的今。牌上的文字越醒目，就越会让人知晓，如今的你我和当年的鲁隐公，在空间共享的层面上，纵然都可以成为树前人员，但空间共享只是暂时的。哪怕你我还会在时间上如同鲁隐公，由今人变成古人，但永远都会间隔着时间上的两千多年。毫无疑问，围绕那棵树，古人今人的空间距离可以化约为零，但时间距离却会永存。
恰如宋代道教人物白玉蟾诗云：长天滑如纸，皓月寒如水。今人成古人，人生复能己（《秋宵辞》）。诗中的那份苍凉与其说是针对天地空间而发，莫不如说是在慨叹时间流逝总让人产生丝丝无辜感。同时，告示牌还会产生规训寓意。具体言之，人们每次走到近前，难免都会接受一次历史知识的讲授和学习。哪怕你我对那些知识并不陌生，走到近前则又无异于温故和巩固已有的知识储备，直至产生永久记忆。如此说来，你我每次拉近跟历史遗迹的空间距离，牌上的文字就会越发告诫乃至警示你我，空间上靠近并不等于时间上拉近。甚至可以说，空间距离越近，反倒越会逼显出时间距离坚不可摧。那番规训虽是悄悄静默的，却未必不严肃。
正因为时间层面的大树年龄远非人类寿命可及，转入人们的心中，大树耸立总能产生召唤寓意，吸引人们前来跟它共享空间，直至跪拜在树周，谋求能共享更长的时光，抑或诉诸拟人化构思，渴盼它能赐福，分享寿命。由此构成了人们前来朝拜的打底缘由。因古树受保护，善男信女便把一些红绳或红丝带挂在周围的树上，让此树替代彼树。通过采访获知，在人们的理解中，红色毕竟是血液的颜色，把红绳或丝带挂在树上，取其寓意，宛若跟树木具有了血缘关系。既然古树能长寿，跟它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亦可谋求长寿。隐藏在背后的则是天父地母的观念。天为父，地为母，天地间的万物无不同父同母，但人和树怎会具有真切实际的血缘关系，因而不妨借用红绳或丝带塑造出来。在沂源，除了莲花山上的银杏古树以外，其他地方的树木，举凡枣树或皂角树等，若同样偌大，历经几百年的历史，亦会引人朝拜挂绳。诸如此类，本质上无非都是要通过空间共享切近时间共享，最基本的前提预设即是确认历史层面的时间和空间并非铁板一块。
由硬件转入软件，植树结盟的故事自然有其暗语。具体说来，且不论当年鲁隐公到底出于何种考虑而植树，故事本身则会告诉人们，既然那棵银杏树是鲁隐公在莒鲁会盟时栽下的，那么鲁隐公必然是要借此表达永结盟好的意思，以树木成长比拟友谊培育。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的两国相邻宛如现今的各家相邻，因地段接壤，免不了会在各种事情上交涉。若不能确保和睦，那就无异于出门即遇障碍，故此与其纷争不断，莫不如通过各种办法修好。
如此暗语，隐含着儒家文化的要义。孔子曾指出：君子和而不同（《论语• 子路》）。孔门弟子有若则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 学而》）。清晰明了，儒家最擅倡和。朱熹指出：和者，无乖戾之心（《四书章句集注• 论语集注》）。如何确知交往各方的心中不生乖戾，不可谓全无难度。若以树木比拟各方内心应当如何，未尝不可。难道树木还会生出乖戾之心？
植树结盟的故事经久流传，所能产生的教科书寓意，明显在于使人知晓你我交往理应讲求和睦，甚至已经把鲁隐公打造成了可以供后人追寻和睦而慕学的榜样。鲁隐公哪怕身在历史时间的遥遥前端，但他的事迹光辉却会跨越两千多年而遍洒至历史时间的后端。人们一旦以历史人物作为榜样，那就确切肯认了古人今人无法共享同一段时间，但在空间上鲁隐公又宛若近在眼前。于此说明贯穿古今的不仅是时间，还有古人事迹的光辉，并且越是在空间上靠近古人事迹，就越会激发今人应在做事谋求上跟古人苟同。一言以蔽之，时间上固然可以分出古时前端和今时后端，但空间上却会古今叠合。正是同一块空间，承载起了世世代代的人们理应保持趋同的认知观念。传统文化的软件表现，的确会跟它的硬件表现分享共同的时空游离逻辑。
除却隐公植树和儒家文化，莲花山还属于佛道文化圣地。山上告示和碑刻记言，先秦姜子牙点将封神，曾把此山封为黄山。唐代武德二年即公元619年，高祖李渊，想要助益于百姓安居乐业，拨银择址，在山上建造弥陀佛寺。后至武则天，拨银重修弥陀寺，以使儒释道三教合一。弥陀寺历来被视为少林寺下院，称作东少林。到了元代，因寺内又建有十一层双塔，于是莲花山还被唤作塔山。凡此种种，古史文献无记。所谓封神，即是道教文化的典型代表。山上告示还曾记言，东少林之来由，《少林寺志》有记。该书四卷，实际上并没有记述沂源弥陀寺乃东少林。沂水县史志虽曾记述弥陀寺和塔山庙，但又只是记录了二者所在的地理方位。6
佛教原是外来文化。它和本土自产的儒道文化合流，在唐代以前，其实早已开启。以史料为证，南朝陶弘景临终遗言，自己死后，左肘录铃，右肘药铃，佩符络左腋下。绕腰
穿环结于前，钗符于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南史》卷七十六）。因陶弘景本来就是道教人物，他想用道教器物安顿死亡并不意外，但他的思想观念中还有佛教成分。
最显眼的表现便是他想以佛教袈裟覆衾，还以道人道士并称佛道两教。南朝文学家张融临终时交代，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妾二人事哀毕，各遣还家（《南史》卷三十二）（《南齐书》卷四十一）。张融并非儒释道的哪家代表，但他对死亡的安顿却要并置儒释道。
既然三家文化在唐代以前早已开始合流，那就需要考虑唐元年代缘何还要推动？不妨借用敦煌卷子中的两首佛教诗偈予以透视。一曰：上士一决一切了，中下多闻多不信。但自怀中解垢衣，何劳向外夸精进？二曰：迷子常学修禅戒，昼夜披寻圣教文。勤苦虔诚求至道，自心不肯断贪嗔（《心海集• 迷执篇》）
。不难看出，哪怕人人尽在佛教，但彼此的修持仍显差异，难免还会起纷争，更遑论儒释道各有各的信众。三家合流并不意味着世间人人尽相和睦。若因信仰不同频起纷争，还如何安居乐业。建庙造寺，无疑会吸引道教信众和佛教信众前去拜谒，甚至可以算是为他们拜谒和同教聚会提供了专门的空间。以此推动儒释道合流，实际上就是让三家文化的信众能有同一块空间可供汇聚。
更重要的是，在何处建庙造寺，恐怕并不是随意的。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仍是隐公植树。每当三家文化的信众直奔山上，固然越会凸显出彼此持奉的信仰大异其趣，但隐公植树的寓意释放必会搭接着肉眼直观扑面而来。就连莒鲁两国频起战争都可以谋求讲和，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以和为贵。以此审视，前有隐公丨激声特邀丨时空游离论：传统文化的民间扎根与民间历史观植树，后又在山上安顿佛道，尽显妥当。儒家倡和的打底寓意，正如孔子所言，何须惧怵你我不同，只要彼此保持开放，以和相待，必会表明你我都有博大的君子胸怀。往大了说，中国社会缘何能以极强的包容性接纳外来文化，不得不承认儒家文化做了巨大贡献。7
据访谈对象讲述，老老年间，每逢下雨天，人们总能隔远望见三位老翁在山顶上煮茶饮茶。他们皆是满头白发，穿着白色外衣，围坐在平整的石板上。按照常理，无论何人，若要煮茶饮茶，不拘于在家里或山上，难免要躲避雨水。令人诧异的是，三位老翁的头顶上全无任何遮挡物，他们的茶碗里到底是茶水，还是雨水？他们喝到嘴里的难道不是雨水吗？无论是微风，还是飓风，缘何吹不灭他们面前炉内的火苗？种种疑问牵连着人们的好奇心，但从来没有人走到近前一探究竟，只是传言三位老翁不惧风雨。故事结束。
表面上看去，冒雨饮茶的确违背常理。借用莲花山上的历史文化遗存予以审视，故事中的三位老翁恐怕正是隐公所植银杏树、姜子牙所封黄山和弥陀寺的化身。在常理的层面上，树木、山体和寺庙伫立在天地间，原本就需要沐雨，似人饮茶，又何须避雨。以此追索故事的来由，毫无疑问，应是莲花山周边百姓对山上的历史文化遗存做了拟人化描摹。既然如此，故事内容便不再违背常理。故事究竟由何人原创，则无从查考。原创作者缘何要让三位老翁以白衣配白发，而不是以青衣配青丝或其他，无非是要借此凸显山上的历史文化遗存由来已久，经岁月磨蚀，渐显苍白。鉴于莲花山上的历史文化遗存携载着儒释道三家文化，因而故事中的老翁还是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化身。
调研采访时，周边住民曾说，旅游业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古人古建筑尚且迎接天南海北的游客，我们又何须打怵来者具有不同信仰。昭昭此言，无疑契合两则故事本身自带的暗语和它们在民间流传所能释放出的教科书寓意。游客一旦奔着山上的历史文化赶去，无非仍是要在空间上近距离接触古人古建筑和传统文化，但终究不会再在时间上走到古人面前。
搭接着空间上的近，脑海心中难免越容易浮现出儒家的倡和理念抑或佛道信仰。古人今人的安身立命差异即使会被冲淡，却永远无法消弭时间上的距离。正是得益于时空两立，各有依循，越发刻画出了软硬传统文化同时在民间扎根之景象。
，韩国张良，字子房，经历国破家亡，曾拉拢项伯助刘邦于鸿门宴脱身，后又语刘邦重用韩信击楚，还曾助吕后保住刘盈的皇储位置。类似事迹，不必数尽，就足以表明张良于汉有功，另有谋圣之称。史书记载，汉六年正月，封功臣。高帝刘邦曾说：“运筹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之功。
自择齐三万户。”张良谦虚回复：“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往后行迹，留侯张良曾言：“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张良死后，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史记••留侯世家》）。史书又记，彭城郡留县有张良冢祠（《魏书• 地形志中》）
。由是而起，张良墓冢到底在哪里，众说纷纭。学者翻阅史料而发现，自清代以来，山东济宁微山、陕西咸阳和汉中、山西襄陵龟山、河南兰考曹辛庄、湖南张家界、江苏徐州沛县等地，皆有冠名留侯张良的墓冢，并且各有各的文献记述或实物遗存。8
聚焦沂源遗存，张良村的村民并不以张姓为主。有的人认为，全村半数以上都是当年守墓者的后代。有的人认为，就连墓冢的真假都存疑，当年岂会有守墓者。有人坦言，即使墓冢是假的，安排人守墓，岂不越会让人信以为真？有人强调，村周有墓冢，系因历史上有
据访谈对象讲述，很久很久以前，每逢下雨天，人们总能隔远望见一群人排着队在行走。他们各有各的装束，时而出现在村内街巷中，时而出现在村外原野上。那群人不是张良，却如同张良，应是历朝历代仰慕张良的村民，因而他们同时出现宛若一群张良在排队。
故事结束。一群人只在雨天出现的暗语，无疑是要借雨帘遮挡，以使人无从辨认他们分别来自哪朝哪代，藉此更容易给人留下一种他们全都如同张良的整体印象。清晰可见，该故事在民间流传的教科书寓意在于激发人们追比先贤。
考索故事的文化负载，儒家曾言：见贤思齐（《论语• 里仁》）。汉儒扬雄曾把孔子视为“习周公者”（《法言• 学行》）。无可辩驳，孔子仰慕周公，堪称儒家人物追比先贤的典型事例。孔子本人曾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论语• 泰伯》）。依循此言，任何人纵有周公的才学，若还存在骄傲和吝啬的毛病，优点再多，都不足丨激声特邀丨时空游离论：传统文化的民间扎根与民间历史观观，但已经透露出孔子对周公赞赏有加。12
世人究竟如何追比先贤？在起点上，明显指向言行的可复制性，即他人（先贤）能做出的，我何尝不能做出，以使同样的言行出现在许多人的身上。在过程中，指向规范的可挪移性，即他人何以能做出某种行为，必是因为受到了道义规范的支撑，在我复制他人言行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支撑着他人言行的规范挪移到我的身上，并且可被挪移的规范能在不同人的身上产生等量齐观的效力，方才引出同样的言行。在终点上，指向人际交往秩序状态的重新整合，即你我以前如何交往不等同于眼下如何交往，经由言行复制和规范挪移，我的言行毕竟已经雷同于榜样人物。榜样即使不在眼前，仍可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倘若就在眼前，无疑能让心中所思获得眼前所见的确证。13
无论是张良村的由来，还是前揭故事的流传，都隐含着特定的历史观。具体言之，张良作为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生命终止在公元前185年。无关乎他的真墓到底在哪里，各地今人都无法跟他共享时光，意指时间一经流淌，古人就会跟后世所有人保持距离。毋庸讳言，仅凭时间流淌，丝毫不需要再额外附加
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 万章上》）。朱熹注曰：不能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能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四书章句集注• 孟子集注》）。
就此看来，若要了解古人，除了需要全面掌握文献记事，更需要凭借今人的己意去贴合古人的志趣和志向。故事中的一群张良排队前行，恰是历朝历代的人因要承续张良的志向而聚集为一队。历朝历代从前到后，恰又刻画着时间流淌的记年刻度。故事的流传遵循时间流淌的原有次序，自古至今，探究故事的诞生，则需要自今追溯至古。由于故事的诞生依附张良和张良村，据此可以断定它最早应是诞生在汉代。随着故事代代流传，故事中的人物固然可以跟故事的代代受众共享时光，但故事的跨时代流传足以表明故事本身宛如时间流淌的抛弃物。
再来看空间问题，张良墓冢无论在何地，免不了都会让张良本人作为历史的叙事符码跟当地今人共享空间。就基本表现来说，墓冢构造通常在地面上下，地上若没有土堆，反倒是今人行走的道路，那就会借由地表而能区分清楚古人的死后所居和今人的行走所依。于此造就的正是古人今人通过上下各不妨碍的方式共享同一块地段。固然各有各的空间，但上下仅隔着地表，宛若楼房住户的上下邻居，再怎么各不妨碍，仍是共用同一座建筑物。地上若有土堆，那就更会跟今人共用空间。无论是在原野上，还是在农田包围中，抑或在山上，都会成为周边居民所在空间的已有构成。人们出入行走，一经入眼，便会发现一座古墓宛若一位两千多岁的老人站在不远处凝视、守护和无声言说着滔滔岁月。更有甚者，那片空间一旦有了古墓，就不再属于纯粹的自然界，而是早已被皴染上了历史文化的色彩。古墓存立的时间越长，越会映衬出它所在的那片空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累。观望者甚至可以就地取材，借助古墓，展开对自然界的无声驯化，促使眼前的空间转瞬变成厚重历史的硬件载体，继而可以通过眼前的实物直接触摸到历史。古墓久存，更会映衬出承托着它的空间无比稳固，自然会让观望者感受到自己所在的空间整体上安全无虞。墓冢和村庄共存，再配以故事，更是刻画和凸显着张良的追慕者以代代接力的姿态在同一片地域空间繁衍生息。
追索张良墓冢遍存的历史起源，按照夜造八百的说法，恐怕始于汉代。迄至清代，越会发现遍存，则透视出曾经隐于历史的事物逐渐获得确认。如果遍存景象原本就始自清代，那就说明各地都曾圈定空间而伪造。夜造八百的说法，还会透视出张良真墓在各地皆是无所在，貌似表明张良本人不会跟今人共享任何地理空间，但墓冢作为实物却又无所不在。
一旦遍存，反倒越发增设了空间占用。任凭张良当年如何想要从各界肉眼可见的空间中隐遁出去，抑或早就把墓冢安置在了不易被人发现
的地方，关键问题是，但凡墓冢安置需要占用地理空间，哪怕始终没有被人发现，其实仍会涉及古人今人共享空间的问题，只是未必早已显性表现出来而已。甚至可以说，张良真墓到底在哪里的历史谜团越是难以破解，就越会促使古人今人的隐性和显性空间共享保持更长时间。
综上可见，张良墓冢作为历史文化的硬件表现，围绕它，历史上人群聚集而形成了村庄，表明一座墓冢因其跟历史人物绑定，作用于公共空间的打造，功不可没。同时，张良本人作为民间记史的叙事符码，属于历史文化的软件表现，借助于他，村民们可以在认知观念和文化记忆上保持团结。毋庸置疑，村庄作为公共空间，立基于社会建构，具有时间性和社会维度，蕴含在其中的公众记忆则又具有文化性、社会性和集体性。16
，还能包藏犯了滔天大罪的人员。狸猫换太子一案，挂靠宋代，经世流传。追索故事的造就，反倒是元代丨激声特邀丨时空游离论：传统文化的民间扎根与民间历史观剧本《金水桥陈琳抱妆盒》（作者于史无记）
开始拿宋仁宗的身世做文章，讲述李美人给宋真宗生下太子，刘后嫉妒在心，秘遣宫女寇承御刺死太子，寇和内使陈琳却把太子藏于妆盒内送出。刘后后来察觉，逼问寇陈二人，甚至逼死了寇。此太子正是日后的宋仁宗。他登上帝位，方使前案昭雪。明代文学家安遇时写作《包公案》专辟《桑林镇》一章，推动了《狸猫换太子》底稿的诞生。晚清说书艺人石玉昆讲述《龙图公案》轰动一时，旋即有人把石氏口述整理为《龙图耳录》，再由问竹主人和入迷道人把《耳录》改编为《三侠五义》，促使故事内容越发完备和精彩。17
18清晰可见，官史仅记仁宗身世稍乱，未言其他。转入《狸猫换太子》却说，刘妃为了争当皇后，跟太监郭槐密谋，在李妃产子时，使用剥了皮的狸猫骨肉换下孩子，送出抚养，后又赶走了李妃。仁宗临朝，包公断案，方从桑林镇迎回了真实太后李妃。犯了滔天大罪的不仅有刘妃，还有郭槐。
行走在沂源，恰巧有人宣称自己是郭槐的后代。所在村庄唤作葛庄村，而村名同样藏有故事。据访谈对象讲述，郭槐本人虽是宦官，但他有家人，故此才有后代。当年随着李妃沉冤昭雪，郭槐见事不妙，悄悄逃出。他足够机警，并未逃回故乡即现今的河北省，而是带着家眷前往沂源，投奔母亲的娘家。村庄原本只以地理位置冠名，叫做河前村或河后村。相较于原有的徐姓住户，反倒是后来的郭家，枝庶
越发繁盛，就改叫郭家村。又因郭家人来此定居原是避祸，岂敢通过村名露馅，便又谋求改名。考虑到郭字和葛字的读音相近，方才让村庄叫做葛庄村。同时，郭槐还让他的族众全都改姓其母舅姓氏，故此现今依然流传着“郭家坟、徐家上”的说法，意指表面上的徐家坟其实埋着郭家人，而后来的徐家人上坟其实就是在祭奠早前的郭家先祖，甚至已经成为了当地特有的习俗。
追索故事发生的政治背景，历代皇帝固然会指向具体某人，但皇位设置是一项制度。围绕它，上至朝堂，下至县衙，所有制度的运行方有最高驱动力。19
官史记载，宋初，有内班院。淳化五年，改为黄门，九月，又改为内侍省。入内内侍省与内侍省，号为前后省，而入内省尤为亲近。通侍禁中，役县亵近者，隶入内内侍省。拱侍殿中，备洒扫之职，役使杂品者，隶内侍省（《宋史》志第一百一十九《职官六》）。容留宦官在后宫当职，本意是要确保皇家血脉无杂，以使皇位只在皇家内部传承，但宦官未必不会借着出入方便而筹措本职以外的事情。依循成王败寇的逻辑，眼前的非法勾当，极有可能会在日后被评定为大功一件，固然存有风险，但又不妨搏上一把。如此说来，若有太监参与偷换太子一事，并非全无可能，只是不知郭槐当年曾居何职何位。隐于官史的人员，终究在民间记史中浮现了出来。
葛庄村村名由来的故事自然有其暗语，直指皇家后宫争斗的肮脏。争权夺利竟要挑战人伦，总不如百姓以农耕取食，更显干净。郭槐坠入民间避祸，明显背离儒家文化。因为孔子曾言，君子坦坦荡荡（《论语• 述而》）。
郭槐既然自知犯了罪，那就应该坦荡担责，而不是想方设法逃避。关键问题在于，郭槐坠入民间还隐含着他要弃暗投明的寓意，无疑又为百姓喜听郭槐旧事提供了前提预设。本故事在民间流传的教科书寓意便是提醒各界，做人莫学郭槐，不能做恶犯罪。如若不然，即使成功躲避了责任承担，终生恐怕未必坦然。正如郭槐，他若坦然，又何须让其入住村庄屡经改名。
晚清经学家俞樾盛赞《三侠五义》事迹新奇，笔意酣恣，算是天地间的另一种笔墨，但认为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殊涉不经”，故此“据史传订正俗说”改编出了今传本《七侠五义》。20
葛庄村一带恰巧另有故事流传，何止配有实物，甚至还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据访谈对象讲述，郭槐临死前定下遗嘱，以求代代相传。遗嘱内容：要把他葬在他自己提前选好的坟址，一定要深掘墓穴。埋好以后，相隔三百年，且等家族中的某位后人死亡，将其葬在郭槐墓的上方。再等三百年，族中的某位后人死亡，将其葬在郭槐墓上方的上方。简言之，就是要在同一坟址叠加三层墓
古坟究竟有何怪异？地面以上原本早已看不出土堆，一经现世，便露出了古时棺椁。经考古队发掘，谁知下面还有一层，继续挖，往下仍是还有一层。最终显示出，三层坟墓的确在同一位置，宛如今人居住楼房那般上下叠加，并且棺椁的摆放方向完全一致，只是棺椁式样、棺内陈设和各种陪葬品完全不同。据考古推断，应是有人最早在那里安葬死者，历经风沙掩埋，直至原址土层积累到了一定厚度，方才又有人在那里安葬死者，再经风沙掩埋，积累至一定厚度，仍有人在那里埋坟。三层墓叠加的形成大致需要千年左右。最下面一层确是宋代的。虽无碑刻记载，但据棺椁使用和陪葬陈设可以断定，最下面一层的墓主绝非普通百姓，亦非显赫一时的达官贵人。村民指认，周围历来属于徐家坟林。倒是没有证据能确切表明那是郭槐的墓。考虑到历史上郭槐的身份和他来此定居的目的，再加上郭槐死前留嘱的故事，不少村民坚持认为那就是郭槐的墓，简直坐实了历史上真有其人其事。
更有人宣称，既然民间久有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流传，那么故事本身岂会空穴来风。哪怕经历了各种添油加醋式的改编，但总有原型故事打底。毋庸讳言，历史故事、改姓上坟的习丨激声特邀丨时空游离论：传统文化的民间扎根与民间历史观俗和怪坟现世一旦汇聚起来，呈现出加总叙事，就极易逼退民间记史的作伪潜质，直至打破当地人脑海中原有的真假游移。如果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和上坟习俗作用于民间的历史记忆，原本就能在村内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那么怪坟现世无疑会对早有的共识和历史记忆产生巩固效应。无论再怎么强调记忆远远不是历史的原材料，甚至只能算是后人针对过去建构出来的意象化理解，22
哪怕找不到官史条目可以拿来印证集体记忆，但百姓却擅长就近取材用来佐证。郭槐虽然不能算是落魄文人，但他至少曾为皇家做事。文人则未尝不会因为没能入登龙门而落魄，故此完全可以跟郭槐作比。葛庄村近邻村庄，恰恰曾有一位文人，历来被视为十里八村百年难见的天才。在其指导下，就连他的表弟都成了擅长查找地下水脉的神童。晚清时，文人走入考场，眼瞅着佳话将成，却被人告发其父是下九流修鞋匠，随即竟被赶出。难道要让半生才学付诸东流？回乡便把全部精力投放在了择选墓址上，既为其祖其父，还为自己。遂有传言，古来文人若不能抬头望天，那就只能低头望地，何不早早选一块绝佳位置，留作死后安寝。23
远去的历史一经各种事物综合调配，固然
再来看历史概念的其他构成要素。在葛庄村，村名和村庄同样属于历史文化的软硬遗存。若要寻找更具有标识意义的软硬历史文化，那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改姓上坟的旧俗和那座怪坟。无论何种习俗，一旦在特定的地域空间和人群中被广泛遵循，免不了都会成为民间习惯法。24
那座古坟即使未曾现世，实际上却早已成为古人今人共用村庄空间的隐性已有构成。随着它的现世，空间共用便由隐性转变为显性。尤其是三层古坟上下叠加，更会昭示出千百年来总有人想要共用那块地理空间。哪怕叠加是在无意中形成的，但迟早会显现出空间共用，甚至隐含着那块空间似有魔力。即使后人早已忘记那里埋有先人，空间共用却总会造就奇特景致。依循故事中的郭槐曾留有遗嘱，如果后人明确知晓那里埋有古人，还要特意选择共用空间，那就昭示出了历史时间在带走古人的同时会留下空间可供后人续用。总体来说，相较于时间流淌无法被斩截，历史概念中的空间要素却会止步停留。恰似一江春水还在流淌，但舟船并非只能继续跟随水流，而是完全可以择时择地泊停靠岸，刻画着如同水和船紧密绑定者仍会彼此游离。历史概念的构成要素可以被拆解分置，着实属于历史文化遗存扎根在民间通常都会显现出来的基本规律。
，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春江花月夜》）。若言山川未必总能依旧，夜空中的明月却是古来未改，都不似时间如同流水那般，极尽活泼地伴随着人世间的青丝转白发。无形的时间总需要有形的空间来承载，否则仅凭人们的肉眼恐怕难以瞄定，故此历史的概念必须同时囊括时间和空间。人们在历史时空中穿梭，古人远去的背影留白尽在时间流逝的长河里耐人寻味，自然而然就会昭示出古人今人总在时间上渐行渐远，触及今人的内心难免会催生出无辜感。今人踏古地或者望古月，反又昭示出今人古人在空间共用共享上如此切近。尤其是古人留下的文化遗迹，还能在眼前的空间里装饰着今人的视界，促使历史岁月任人触手可及，同时还会让人们感受到历史无比厚重。时空分立的那份远和那份近一经交织，还有无辜感和厚重感的一并涌现，终会激发人们的内心酝酿出沧桑感。
普通百姓即使未曾像文学家那样通过优美的诗句表达内心感受，但同样会认识到历史时间和空间的游离。软硬历史文化遗存星罗棋布，无疑会成为人们思索历史的料具。百姓岂会不知自己生死于斯的地方曾是古人刻画生命的展演场，而今人所来属于自古生命在此涌现的持续上演。无论何地，凡有历史文化遗存，实际上不仅会让周边人群具备相应的历史文化知识积累，甚至还会让遗存牵连的古人故事嵌入世世代代当地人的生命历程，并伴随终生。
历来今人似古人，迟早都会入史，伴随终生的历史文化遗存反倒还会继续存立，于此昭示出的仍是人随时间尽去和原有空间可获续存的分离分立。历史文化遗存和周边百姓终生相伴式绑定的背后，则隐含着双方在历史时空的存立上共用同一套逻辑。无可辩驳，时空游离作为传统文化在民间扎根必会遵循的基本规律，还会受到普通百姓生死叙事的拱卫，而且时空游离论亦是伴随百姓生命历程的一种历史观。
究竟是官方修史为民间记史作注，还是民间记史为官方修史作注，向来没有标准答案，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民间百姓早有一套自己的历史观念。综合审视历史概念的三种构成要素，时间尽去，空间存留，古人古事和今人今事尽管会表现出时移世易，但附属在空间上的软硬历史遗存和儒释道文化却会被古人今人共用共享。古人所建可供今人所见，古人所植恰被今人所敬，古人所演仍是今人所赏，古人所思则未必不会成为今人所想。岁月滔滔，终是丨激声特邀丨时空游离论：传统文化的民间扎根与民间历史观时间抛离了历史概念的另外两种构成要素。若从古人今人共享传统文化的角度审视，亦可说是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切近传统文化无形中便抛离了它的古今时间维度，而时间恰恰又是古来人们无法挽留的，故此时空游离论还可等同于时间抛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