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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的“回声室效应”研究

丨风华寻踪丨微博的“回声室效应”研究

微博的“回声室效应”研究

期刊信息

2024年第4期 · 总第8期 / P.116

:随着个性推荐算法等技术的发展,微博等社交媒体利用新技术迎合用户需求,揣测用户喜好,通过网络社交关系来实现平台与用户粘度的提高。这种网络社交关系,包括人们所在的群体、圈子等会提升信息与意见的同质性,从而引发“回声室效应”。包括选择性心理在内的个体与社群因素与包括算法推荐在内的技术性因素都是回声室效应的成因。回声室效应通过影响人获取信息的渠道与信息种类,固化人的思想,产生信息窄化与群体极化的不良影响。信息分发平台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改进算法推荐机制;用户应当反思自己的信息选择行为,监督平台技术改善,将主动性发挥到最大。

正文

,新浪微博在互联网浪潮中上线,掀开了SNS 社交媒体在国内传媒舞台的序幕,并在一系列社会事件中作为第一信源,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进行多路径传播,实现信息的裂变和链式传播,以快速传播的优势打败传统媒体。这使得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主动权向大众回归,使受众拥有更多信息选择的权利。但近些年微博上冲突频现,尤其是不同群体之间矛盾不断,主要原因是信息沟通的不顺畅产生的“回声室效应”。

胡泳首次将这一概念引入国内,他指出“回声室效应”是指信息或想法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强。所谓“回声室效应”,是在一个网络空间里,如果你听到的都是对你意见的相类回响,你会认为自己的看法代表主流,从而扭曲你对于一般共识的认识。31111

2目前我国关于微博的研究成果丰富,例如,学界对微博的文化与传播的研究主要从新闻传播、政治舆论等角度入手。针对微博传播效果,已有研究主要从品牌形象、广告传播效果、政治政务传播效果、某一传播理论视域下的微博传播效果等方面开展研究。但在这些研究中,有关微博的“回声室效应”的研究极少。

互联网时代,用户的地位大大增强。用户不仅是作为受众是传播的接收者与反馈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但另一方面,人在信息的选择上的地位却不升反降:一是人们为满足自身的生存生产,需要面对井喷式增加的信息,不能轻易找到自己需要的,只能更多地借助搜索引擎或平台;二是算法等技术的使用使得大量用户信息被平台掌握,因此主动权仍在技术平台手中。

用户在享受信息满足的同时,要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才能更好地掌握信息。对当前的传播现象与技术进行理性分析与判断,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身认知偏差与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陷阱。微博的“回声室效应”研究二、微博“回声室效应”的产生与运行(一) “回声室效应” 与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是指人们更容易听到志同道合的言论,却也让自己更孤立,听不到相反的意见。在一个网络空间里,如果你听到的都是对你意见的相类回响,你会认为自己的看法代表主流,从而扭曲你对于一般共识的认识。

4444当人们以社交关系构建起自己的信息网络时,也就是建立了一道无形的墙,将一些信息阻挡在外面。这个关系网络中人们越是同质化,那么人们获得的内容在主题和立场等方面也可能更同质化。这就会带来回音室效应,即信息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得到加强。对事件持有积极观点的人,会不断接受到正面的资讯和观点,反之,持有相反观点的人会不停受到负面的咨询内容和反面观点。5

在新媒体时代用户获得了信息获取与传播的主动权,但其中也有因为社交网络、算法以及个人选择等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信息视野狭窄、观点固化等现象。探究微博回声室效应的形成因素及过程,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才能帮助用户在网络信息时代更好地与人相处与自处。

闭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强。这个传播效果的达成是用户个人与传播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回声室效

1.选择性心理机制、 群体压力等个体和社群因素回声室效应不完全等同与信息茧房,这个概念更多地强调群体或系统的封闭,但它和信息茧房有着相似的心理机制。个人总是倾向于接受协调性的信息而避免那些会带来不协调认知的信息。

拉扎斯菲尔德通过伊里调查验证了受众具有选择性心理,即受众会有选择地接触一种媒介,且往往只选择那些能加强自己信念的信息,而拒绝那些与自己的固有观点相抵触的信息。人们往往只能通过大众媒介来加强自己已有的观点,而不是改变与修正自己的观点。

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曾提出一个选择的或然率公式:选择的或然率= 报偿的保证/ 费力的程度。即,面对新媒体的海量信息,人们会更倾向于通过自己的行为惯性去降低获得信息的成本——一个陌生的对象消耗的用户时间与精力显然要更大。选择性心理因素是由来已久的,是伴随着人的本能产生的,但在信息量巨大的今天,再加上用户在传播中的主动性增强,这种因素的带来的影响也被大大加强了。

不过究竟是容忍甚至享受同质化的圈子,还是可以接纳开放的、异质的圈子,也与个人的性格、使用社交媒体的需要及获得的满足相关。但毋庸置疑,人的选择性心理从来就存在,目前信息化社会信息量巨大的特性使人必须具有过滤与选择信息的能力;个性化算法推荐也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心理。

在微博平台,用户可以通过关注与屏蔽的方式选择属于自己的信息交流网络。用户往往通过浏览微博话题或在微博话题发帖寻找志同

道合的“好友”,又能通过屏蔽关键词或者将

与自己价值观冲突的用户拉入黑名单的方式单方面“和谐”属于自己的微博平台。关闭评论区或者指定人可评论功能也是用户选择信息的途径。在Web2.0技术推动下,以Web 网站为核心的“大众门户”传播模式受到了强大的冲击,“个人门户”传播模式正在兴起。在个人门户模式中,每一个用户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每一个节点同时扮演信息的传播者与接受者双重角色,因此,这个节点也就是一个个人传播中心。在这种模式中,信息是沿着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流动,人际传播网络成为大众传播的“基础设施”。这一传播模式赋予用户更大的主动性,作为“传播中心”的个体用户自主构建自己的信息网络。个体可以构建自己的传播中心,意味着他可以通过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进行信息筛选,以减少不必要的信息打扰。

人在社交平台的原因在于自我存在感的需要、社会支持的需要、情感性互动等的需要。人需要寻找与自己价值观、立场相一致的社交关系。社会关系这个过滤网,不仅会在内容的类型、主题等方面产生过滤,也会在内容特质上有所筛选。媒体平台的信息更强调新闻价值、公共价值,更注重客观性、准确性,而社交平台中个体分享的信息更强调社交价值,更多与情绪、态度、立场等相关。

在微博上,人与人的关系是较持续、稳定的,“铁粉”标志、“关注七天可评论”等功能直接说明了其中社交关系对稳定性、紧密性的要求。稳定的社交关系对于内容的过滤也会

相对稳定,而随机的社交关系更容易帮助人发现被稳定关系网过滤一些信息。选择的便利性倾向使得人们趋向于选择与自己兴趣、立场相似的意见领袖。个体与意见领袖的社会距离是个体意见偏向的关键影响因素,个体与意见领袖保持越近的距离,其相应的意见偏向程度就越高。6

意见领袖这样的话语权力高层、积极的信息扩散中层,以及沉默的大多数这样的权力底层是网络话语权层级的一般构成。社交关系如同网络,意见领袖则是话语分链接的中心,如果用户在搭建社交网络与关注意见领袖时,没有注重其中的多元化从而使得取向、价值观同质化严重,那么在进行意见交换与交流时,只能是相同意见的不断重复,从而导致回声室效应不断发生。

微博通过会员资格以及粉丝数使个别用户成为“大V ”,这些“大V ”往往是明星、专家或者具有一定生产与引发共鸣能力的草根领袖,他们往往拥有一定的粉丝数量因此能在某个领域拥有话语权。微博的身份认证以及互关好友线下交流等方式使弱关系逐渐变为强关系,从而加固社交网络。

由于人的选择性心理,人们一般会选择加入与自己意见相一致的团体,团体对这些意见的认同会加强个人对该意见的信心。一旦媒介的信息不合团体的利益和规范,便会受到团体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团体成员往往会对这一媒介产生怀疑,固守并加强原有信念。

相比线下,网络平台可以增加成员间的互动频率与强度,同时,原本在线下可能属于一微博的“回声室效应”研究对一的交流在线上往往展现在所有圈子成员面前,特别是在微信群这样的封闭空间里,就更容易形成群体压力。在圈子互动中的社交表演、社会比较,也会使个体受到来自关系束缚与压力。群体的封闭性与压力进一步扼杀了观点差异性与多元化的可能。

网络带来的群体分化近些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圈层化”这一提法也开始出现。网络中的圈子往往是人们主动谋求的一种社会关系。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的二次元爱好者采取“次元壁”这样的隐喻性修辞,建构了一道想象的壁垒,墙壁之内的世界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亚文化圈子,从而将“家事国事天下事”等“三次元”话题隔离在壁垒之外。

20世纪80年代,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其趋势之一就是非群体化,一致性需求被多样化的需求所替代。受众的分众化、小众化促使媒介多样化,开始了电视频道专业化、电台频率专业化,传媒的非群体化时代来临。如今的亚文化也不过是上个世纪受众趋势的升级版,文化和群体越来越多元,越来越细化。

亚文化圈子是个体选择行为的典型表现。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认同,人们在网络这一开放环境中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群体,构成以兴趣爱好为联系的社会网络。群体成员在圈内生产、消费,形成属于这个圈子的文化(例如符号)与运行规则。网络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完全是基于网民的自发行为,没有外在控制力量。国内心理学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指出,这种传播是依赖个体寻求社会认同的心理需要和个体从众博弈的决策结果。

亚文化圈子中的语言符号等文化产物在圈子内传播是极为迅速的,一方面是因为圈子的封闭性,另一方面是圈内成员的高度聚合性。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意见领袖也是极易出现的。对圈子知识量的积累程度或者文化产出能力,往往决定了粉丝在社群中的地位。

网络中的圈子像现实社会一样,会抑制圈子之外的信息或声音,强化信息的同质性。当每个个体或群体被愉悦自己的信息砌起来的“壁”所包围时,我们看到的世界越来越狭小,而在一道道“次元壁”之下,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的沟通将变得更为困难。

在微博上,粉丝群体是比较典型的文化圈子,他们一般是某个(或某几个)偶像的粉丝们组成的共同圈子,统称“饭圈”。在网络中,以不同的偶像为中心会形成不同的饭圈,彼此之间界限清晰,甚至时有冲突。在微博上,微群、超级话题等机制的设置加强了圈子成员的练习。他们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打榜””控评”等群体性行动使他们团结一致,一致对外,有时甚至压制圈内言论。

2.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等技术因素算法推荐是指依托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技术,对用户地阅读偏好进行跟踪,经过计算分析后得出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新闻生产与分发。人类的信息分发模式迄今为止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类型:倚重人工编辑的媒体型分发;依托社交链传播的关系型分发;基于智能算法的对于信息和人匹配的算法型分发。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从信息匮乏的时代跨入了信息过载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用户社交关系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媒体型”与“关系型”信息分发模式已经不能承受用户个性化的要求与信息爆炸的压力。结合社交与信息平台,算法能对用户的社交推荐机制进行二次过滤,优化推荐结果,实现对海量信息的价值的有效适配。

新媒体实现了不同于传统媒体“点对面”传播的“点对点”传播方式,为用户“量身定做”,提供个性化服务,利用数据与算法了解个体用户需求偏好即行为特点,并为他们推送符合其需求的信息。与此同时,用户对于自己不愿意看到的、不符合自己兴趣的内容也可以方便地加以选择、屏蔽。但这样带来的一种可能的危险是人们对于环境的感知与判断能力下降,他们可能会更主动地营造出一个封闭的个人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斥着用户感兴趣的、与用户价值观一致的,也更易说服用户的信息。

观点在个人世界里不断被重复,给用户营造出一种“全世界都是这么认为的”感觉,此时便是回声室效应在发挥作用。其次,无论是专门的咨询客户端,还是社交平台都存在一定的信息过滤机制,例如平台对哪些内容生产者开放,平台允许内容向哪些平台分享,或能接受哪些平台的分享,这些都是平台对信息的过滤与管理。

微博作为虚拟社区的一种,通常以同样价值观、兴趣和关注点的人群为基础建立,即用户接受到的内容往往来自于具有相同或相似属性的已关注用户,从而使得微博讨论存在“自我指认“的陷阱,即只在用户自我设计的交流空间内传播。用户可以设置限制评论转发权限、屏蔽消息等手段,也可以对异议信息采取无视、偏执曲解等方式回应。

在微博平台过滤信息的技术支持,包括推送窗口、热搜排行榜等推荐重要或热门信息的方式或手段;关注某个博主之后,就会出现同类型博主的相关推荐(视频同理);微博的标签化、缩略语言的流通,加快了传播的速度,加大了传播的范围,但往往使传播内容简单化,也更容易同质化。通过这些方式,用户接收某些新的同时,也无形中使得其他一些信息被忽略。

社群因素与技术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为自己构建出一个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不断在里面发生,同质性极高的信息或想法在封闭的茧房中不断得到加强。如果用户意识到信息的同质化,没有跳出固定信息获取路径的觉悟,那么反而会在海量信息充斥媒体的时代陷入信息窄化的危机。

和意见相同的交流相比,只有意见不同的交流才允许真正的辩论和思想的交换。这种交流使得参与者有机会从更大的菜单中做出选择,从而导致一种社会意识而不是个人私益。此外,虚拟社区常常建立在拥有同样价值观、兴趣和关注点的人群之上。而有学者总结网络话语的特性时认为:通过议程把握,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的,很多人可以说话但是不负责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网络虽然具有公开性但并不能称为公共领域,因为少数人的意见并没有被展示出来。在“回声室”中,多数人的意见得到虚假的保证,仿佛与自己的信念相抵触的事都不再存在,这与言论自由相悖。

除了信息窄化,回声室效应带来的危机还有群体极化。群体是冲动、易变和急躁的;群体易受暗示、轻信;群体情绪夸张、单纯;群体偏执、专横、保守;群体既可能有极低的道德水平,也可以表现出个体根本达不到的崇高。这说明: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在协商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群体互动会带来“群氓的智慧”或群体性迷失。网络的开放性和匿名性导致极端情绪滋生。在匿名机制的作用下,网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无需考虑自己的身份、地位,在这种毫无压力的情况下,可以随意通过网络宣泄自己的情绪,不用担心自我呈现与他人评价,从而更容易导致舆论情绪极化。

不同人群的分化与冲突的加剧在微博上则体现为不同圈子、不同偶像的饭圈之间的频繁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是源于粉丝对自己所在群体的认同与对外群体的排斥,另一方面也源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争夺。微博上的粉微博的“回声室效应”研究丝的“盖楼式控评”与打榜都是群体意见强化并想要(自己或者偶像)得到更多人的认可的结果和表现。

动性网上的交往伴随着匿名、高度控制和总能找到类似同伴的特性,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保护性环境,鼓励人们比在日常生活中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于那些受社会抑制、表达自己的意见有困难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微博、微信等新型媒介出现后,人们在微博上注册成为用户便可发表言论观点,而在微信公众号中,人们既可以自己开设微信公众号成为运营者,又可以在开设留言的微信公众号中评论留言。

不管是微博还是微信都采用匿名制,这就提高了舆论的自由度。而有研究发现,网民比非网民更能支持多样化的观点,容忍度也就更高。因此,相比传统媒体时代,新兴媒体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的裂变式发展,为言论的自由表达提供了更方便的渠道,从而赋予公共领域新的时代内涵。

个体根据自身需要去发现、收集与组合信息,藉此形成对社会的认知基础和认知框架。对于某个话题,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以来广泛的信息源建立起一个信息网络,这个信息网络也决定了个体对于话题的认知与解决深度。新媒体用户阅读并非我们所认为的,总是浅层次的。浅阅读往往体现在一般性的信息获取方面,但对于自己感兴趣或特别关注的话题,用户往往可以通过自主的信息收集与整理,来实现深度阅读。今天的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多种信息传播渠道,渠道组合的质量会影响用户获取信息的广度和深度;如果渠道多样,有较多的异质信息员,那么个体获得的信息也会多元。

当然,并非所有个体都能很好地完成这种认识框架与意义结构的构建。信息的接触与使用中的选择性心理,人们对于信息的原则与判断能力,对无关信息的抗干扰能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媒介素养,将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用户要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提高对算法风险的知觉意识与防范意识,认识到这种过度依赖他人,依赖平台与算法,以个人偏好为出发点的信息获取行为,最后也会付出信息窄化、个人意见强化的代价。

,要适当减少对用户需求的预测与推荐,尤其对于文化与社交产品来说,信息的精准与同质化供给并不是一件好事,让用户了解真实世界的多样性才是信息获取的正确答案。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算法促进具有公共价值的内容的生产与推荐。

人们的信息获取范围与社会关系有关,这些关系依存社会化媒体平台的机制。比如前文提到的微博关注推荐等机制。推动人们关系的流动性而不是固化,优化信息呈现方式,提高信息环境的均衡性与平台信息源的丰富。

意见领袖、群体压力等因素是从传统媒体就有的传播现象,通过扶持媒体之外的具有专业生产水准的内容生产者、强化平台引导界面、精确传播规则等措施,在“墙壁”林立的今天,增强媒体的社会整合能力,从而削弱回声室效应。

结语网络的出现推动了资源的共享,互联网与新媒体的结合推动了海量、多样的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但网络技术通过抓取人们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痕迹”,揣测用户喜好,在满足用户个性化的信息需求的同时,也无形中给人们打造出一个封闭的、高度同质化的“回声室”。

人们长时间接触相对同质化的人群和信息,听到相似的意见,倾向于将其当作真理和真相,不知不觉窄化自己的眼界和理解,走向固步自封甚至偏执极化。“快餐式”、“个人定制”的信息为人带来满足感与存在感,却使人失去多元解读、深度理解的能力。

人们在享受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便捷的同时,警惕个人选择心理与算法技术带来的信息同质化,辩证地认识群体给个人带来的影响,认识到互联网的虚拟性与技术操纵性,注意获取信息的均衡,才能更全面地认识世界。随着互联网信息时代不断发展,数据素养应成为公民的基本素养之一。用户数据媒介素养的提高不仅有助于公众自身对信息的判断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对平台的监督,促进信息环境的整体改善。■微博的“回声室效应”研究

注释

  1. 胡泳:《新词探讨:回声室效应》,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6期。 ↩
  2. [美]桑斯坦:《信息乌托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内容摘要:随着个性推荐算法等技术的发展,微博等社交媒体利用新技术迎合用户需求,揣测用户喜好,通过网络社交关系来实现平台与用户粘度的提高。这种网络社交关系,包括人们所在的群体、圈子等会提升信息与意见的同质性,从而引发“回声室效应”。包括选择性心理在内的个体与社群因素与包括算法推荐在内的技术性因素都是回声室效应的成因。回声室效应通过影响人获取信息的渠道与信息种类,固化人的思想,产生信息窄化与群体极化的不良影响。信息分发平台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改进算法推荐机制;用户应当反思自己的信息选择行为,监督平台技术改善,将主动性发挥到最大。 ↩
  3. 胡泳:《新词探讨:回声室效应》,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6期。 ↩
  4. [美]桑斯坦:《信息乌托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
  5. 彭兰:《人人皆媒时代的困境与突围可能》,载《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11期。应形成的动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选择性心理机制、群体压力、社交网络圈子等个体和社群因素;二是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等技术因素,如个性推荐新闻、算法新闻、平台过滤等,信息个人化、定制化使个体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单一化。接下来将从以上两方面以及微博的平台设置讨论回声室效应的形成因素。 ↩
  6. 李卫东、彭静:《社交网络平台信息传播的回声室效应仿真实验分析》,载《现代传播》2019年4期。相对稳定,而随机的社交关系更容易帮助人发现被稳定关系网过滤一些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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