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妇之家“无不以忤逆加之”《樊山批判》卷一《批齐有模报呈》，1
樊增祥接此呈状，在召集齐、董两方仔细讯问之前，根据从状词中获取的信息，已经有了初步判断。在他看来，董氏“青年横死”是事实，值得惋惜，且根据齐有模提到的董氏平日在齐家“烧火做饭”，可见死者“并未享福，卒至不得善终”，令人慨叹。发生如此悲剧，死者“娘屋”即董姓人心生不平，乃至找茬闹事，都算得上是“其情不无可矜”的。
另一方面，在齐有模的报呈中，樊增祥特别留意了死者夫家对死者品行的评价和对死因的归纳，即“忤逆不孝”和“死当其罪”。夫家呈词极力抹黑董氏，称她被尊长训斥是因为她平日忤逆不孝，她自寻死路便是咎由自取。
对此，樊增祥直接驳斥：夫家人“居心如此”，不念夫妻恩义与往日情分，不惜陷死者于恶名，“何怪娘屋忿争乎”！他继而给出经验之谈：“凡娶妇之家遇有此等横事，无不以忤逆加之，以见死当其罪。”身为地方官的樊增祥，在批词中如此直言不讳，并非凭空给告状者施加压力，而是颇具现实基础的有感而发、不吐不快。
樊增祥指出，嫁为人妻者一旦在夫家自尽，夫家“无不以忤逆加之”，这一经验判断成立的利害基础，是张扬自尽者生前的“忤逆”会更有助于减免夫家的责任，也就是说，通过彰显死者的恶名来维护夫家的利益，便被视为是一条可行的道路。2
《大清律例· 刑律·斗殴·殴祖父母父母》律条正文第二款曰：“其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非理殴杀者，杖一百。故杀者杖六十、徒一年。嫡、继、慈养母杀者，各加一等。致令绝嗣者，绞。若非理殴子孙之妇及乞养异姓子孙致令废残疾者，杖八十。笃疾者，加一等，并令归宗。子孙之妇，追还嫁妆。仍给养赡银十两。乞养子孙拨付合得财产养赡，至死者，各杖一百、徒三年。故杀者，各杖一百、流二千里。妾，各减二等。”第三款：“其子孙殴骂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而殴杀之，若违犯教令而依法决罚，邂逅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这两款，皆严究卑幼之过错，宽尊长杀伤之责，对照第一款“凡子孙殴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过失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伤者，杖一百、徒三年”中对“以下犯上”者的重罚，尊卑相犯的“同罪异罚”形成鲜明反差。3
4444有关齐、董两家纠纷的材料，目前仅限于樊增祥对齐家呈文的这篇批词，因此，我们无法确知董氏生前是否、如何“忤逆不孝”，但纵览律例，还是不难找到一些线索。比如“骂祖父母父母”专条，寥寥十余字，便设置了一项针对嫁为人妻者的“死罪”：“凡骂祖父母、父母及妻妾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并绞”，正文紧接着指明，“须亲告乃坐”。相应地，有“殴”“骂”等严重忤逆不孝过错的妻妾，即便不死于国法，也可能被“管教”殒命，管教者亦应无责，即“夫殴死有罪妻妾”一条正文所言：“凡妻妾因殴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擅杀死者，杖一百。若夫殴骂妻妾，因而自尽身死者，勿论。”注文中重申了认定妻妾“殴、骂”属实的形式要求：“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此类律例规定，明显具有礼法交融的坚实根基：尊长的“管教”权力与免责事由，为定律所保障，符合礼教的要求；由此，律例是礼教秩序的确认与重述，而礼教的要求贯彻于律丨远史追尘丨孙媳自尽悲剧中的“忤逆不孝”疑团——从樊增祥《批齐有模报呈》切入例之中，是律例实施的根本保障。礼法交融得如此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5
”虽为铁律，但案情纷繁，人性幽微，有识之士也依然在寻求特殊情境中的完善之策。其中典型，便是袁枚转述其父袁滨的“律例条辨”一则，围绕“尊长杀卑幼，律无明文”之弊，陈说卑幼被“非理而杀”之惨。袁滨首先承认，“尊长杀卑幼，律无明文，尊名分故也”，“尊名分”这一目标，本无可厚非。但因“律无明文”而导致对“尊长杀卑幼”的纵容，则是不合理的。7
费金钱，许人命，较之鸡狗所值尤微”。以“
一味“尊名分”而偏袒尊长的礼、律固然难以撼动，但袁滨另辟蹊径，从人命可贵、死者可怜的角度来讲情，呼吁官方对弱者的保护。他强调“卑幼”的双重身份：在家庭内部，地位虽卑，须服从尊长，不得“忤逆不孝”；但在国家之中，作为百姓，应平等保护，不应“非理而杀”：“在民家为妇、为妾，在国家皆为百姓，在天地皆为苍生，皇上不忍杀一无辜之百姓，而恶姑悍妻乃能杀无罪之苍生，其得罪于卑幼者小，其得罪于天地、皇上者大。”这一番情、理兼备的论述后，袁滨的结论是“请嗣后将尊长非理杀卑幼者，别将冤酷情形，分别治罪，所保全者实多”。12
在传统家庭结构中，妻妾与奴婢，往往在丨远史追尘丨孙媳自尽悲剧中的“忤逆不孝”疑团——从樊增祥《批齐有模报呈》切入尊卑关系中居于低位，是现实层面的弱者。袁滨“律例条辨”欲唤起的，是对此等卑弱的同情心与责任感，是以强调“在国家皆为百姓，在天地皆为苍生”，弱者的命也是命。这是诉诸情理与道理的苦心议论，因而后人仍有传承。如樊增祥本人，对袁滨的议论便颇能心领神会、积极引用。13
，精研律文、娴熟例案的中央法司官员，对“尊名分”下的滥杀阴影，也是心知肚明。我们再结合一则刑部与巡抚议论案情的法律文书，来阐释时人对律意的深度理解与灵活适用。
道光二十五、六年的徐允贤杀妻张氏案，
历经讨论，最终结案并通行各省。14
家庭纠纷酿成命案，事件的性质既然发生了变化，夫家的报案者改为了男性家长，即徐允贤的祖父徐高原。对于徐家报告的这些情节，地方官“质讯地邻徐明典、犯母徐朱氏、尸父张淑卞，供亦相同”。其中“尸父”并无二话，说明死者的娘家人并未深究，然而，此案的事实虽无争议，量刑上却有疑难。地方逐层向上审转至省，巡抚考虑到律例与实践可能存在的错位，即律例规定“以妻殴骂夫之父母，本犯应死，其夫不告官而擅杀，仅拟满杖”，但恐怕“本夫因别故杀妻，捏称殴骂重情，以图卸罪”，因此律文间的“亲告”小注也应当遵循，“故必以父母是否事前亲告为断”。即是说，“亲告”妻罪必须发生在“殴毙”之前，“亲告在殴毙之后者，仍依律拟绞”，究其原因，便是“重人命而杜捏饰”，避免杀人者滥用定律“尊名分”之意，事后编造理由、推卸责任。这样一来，此案的情况，与夫家“亲告”、妻罪“有据”后“夫殴死有罪妻妾”可减死为杖的规则要件并不完全相符。
对此，巡抚仍试图就事论事，采用更灵活、更聚焦实质方案，来判定死者有错在先。围绕此类事先并未亲告之案如何兼顾“杜捏饰”与“重人命”，巡抚对犯罪情节进行了更精细的区分，落脚点在“殴詈亦有重轻”上，也就是多角度寻找妻子生前对尊长或“殴”或“詈”的实证：“如无殴詈实迹，不能据该犯父母事后一言，曲援满杖之例”；如有实迹，“倘父母被妻殴有伤痕，甚至刃伤折伤，以及残废笃疾”，便可推断“事在危急”，来不及“亲告”便采取“擅杀”行动，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其夫忿迫情急，立时将妻殴打致毙”。此案妻有罪而夫家本欲告发，但事发仓促，“实有不及亲告之势”，且徐允贤“业已到官验讯，证佐确凿”，可见并非事后“装点”供述，如此一来，死者之罪责与“擅杀”之迫切，与先告后杀之律，原则上并不相悖，若不适用先告后杀科杖之轻律，转而依夫殴杀妻科绞之重刑，处断上差别甚远。16
刑部深入比较分析了相关规定，衡量轻重，推原法意。“查妻殴骂夫之父母，罪犯应死，其夫不告官而擅杀，律止满杖”，这是夫杀妻得以免死从杖之例外成立的前提，
体现在律例中，就是明确设定“亲告乃坐”的先决条件，实现对有无“应死实迹”的预先把握与官方审查，避免杀人者滥用“擅杀应死罪人”名目来推卸责任、开脱死罪，致使死者含冤。“若其夫因别故杀妻，事后希图减罪，必以妻殴骂翁姑为解，而翁姑之溺爱其子者，亦必扶同捏饰。如率照擅杀律拟杖，是徒开残杀之端，故必父母亲告乃坐。”所以，通常状况下，事先“亲告”的形式与“到案供明”的实质，均为“拟杖”所不可或缺。如果仅有“到案供明”，则所供的所谓殴、骂，仍是杀人者及其父母等的一面之词，仍不能完全排除“翁姑溺爱其子”而谎称死者“应死”事迹的可能性，所以杀妻者仅能判处绞监候之“虚拟死罪”，经历秋审才可能获得免死机会：“其父母事前未经亲告，迨到案后供明殴骂者，只得将本犯仍按殴妻致死律，拟以绞候，俟秋审时再予累减拟徒”。“拟杖、拟绞，律例原无抵牾”，量刑有轻有重，均有深意。
刑部借由巡抚的疑问，对此案加以斟酌，继而进一步关注影响“杖”“绞”刑责的所谓“应死实迹”中“殴”与“骂”的区别。“惟律内虽殴骂并称，而他律内如妻妾骂夫之父母并绞者，有亲告乃坐之文。殴夫之父母并斩者，并未明言亲告乃坐。”当妻子犯下忤逆不孝重罪时，无论是对夫之父母出言不逊，还是丨远史追尘丨孙媳自尽悲剧中的“忤逆不孝”疑团——从樊增祥《批齐有模报呈》切入对夫之父母拳脚相加，依律均科死刑，情节均属恶劣。与此相关的是，妻因殴、骂劣迹招致夫之擅杀时，以妻之“应死”，衡夫之罪责，“殴”“骂”也存在一定差异。在处刑上，“殴”者斩而“骂”者绞，在定罪上，“殴”与“骂”分于两条，“亲告乃坐”仅针对“骂”者。由此可见，在刑责上“殴重于骂”，在归罪上“殴有据而骂无凭”，换言之，在证明杀妻案中被杀者先有“应死实迹”时，若行迹为“骂”，则先经“亲告”，极为必要，“本夫如因妻詈骂其父母而杀，詈骂无凭，自必须父母亲告乃坐，以杜串捏”，因为舍此则无法确证死者确有劣迹在先；若行迹为“殴”，“亲告”未必是证实劣迹的唯一途径，如徐允贤杀妻案中，“若其妻刃伤翁姑，既有伤痕可验，又有尸亲邻佑人等供证可凭”，已经可视为“确凿有据”了。因此，刑部“参观他律”更能理解巡抚的忧虑，即此案的判决“如犹执一而不参观他律，谓父母未经先告，仍将本犯依律拟绞”，可能会导致同类事件中“倘其父母被妻殴至折伤，及残废笃疾，事在危急，其夫忿迫情急，立时将妻殴毙，若谓父母究未事前亲告，仍拟缳首，则较之尊长擅杀罪犯应死卑幼及子因救亲殴死平人者，治罪转重，实不足以维风化而示平允”。18
，“应即准其照律拟杖完结，仍令该抚作速审明确情，按律定拟”。19
20巡抚的意见是，在定性上，“妻殴夫之父母，律内并未分别有无成伤，及伤痕轻重，皆坐以斩。是妻殴翁姑，虽未成伤，亦属罪犯应死，本与折伤以上者无所区分”，但在举证上，“惟人情巧诈，若将殴无伤痕之案，遽准照擅杀律拟杖，诚恐又滋串捏之弊。至若他物、手足殴有伤痕，证佐又复确凿，似亦无虞串饰”。
也就是说，在“殴”“骂”均属“应死”之罪的前提下，是否认定为“实迹”，相应区别“杖”“绞”，可在律例明文“亲告乃坐”的基础上，参考徐允贤案，认定殴伤情形时综合引入“伤痕”与“佐证”等要素，也就实质性地扩张调整了“亲告乃坐”的律意。为此，巡抚再次就规则的理解与适用“咨请部示”：可否设立新规，“折伤以上之案，无论父母事前有无亲告，但经殴有伤痕、证佐确凿者，均准照律拟杖；如止殴詈空言，并无伤痕、证佐者，仍以是否亲告为断”。刑部也基本认可：“妻殴翁姑，但殴即罪应论死，原不论有无成伤及伤之轻重。第翁姑并未告官，而夫即行擅杀，若无伤痕、证佐，概予拟杖，难保非父母溺爱其子，串捏所致。至验有伤痕，证佐又复确凿，则无论刃伤、折伤，以及手足、他物，虽父母未经亲告，均可照律拟杖。如止殴詈空言，自应仍以亲告为断。相应通行各省，一体查照。”也就是说，对骂、殴“告官在先”，是使杀妻者免死科杖的旧法，而此次通行，设定新规与旧条并用，即以殴有“伤痕”和“佐证”的事后条件，视同夫家尊长事先亲告，同样能产生使夫杀妻免死科杖的效果。据此，不能排除死者翁姑“串捏”“伪为”嫌疑，因而不能认定为“应死实迹”而作为杀妻者减免条件的死者“殴詈空言”，仅关联着夫家并未亲告的“殴而无伤”与“骂”这两种情形。殴伤有迹（伤痕、证佐）而事先未告、事后可查者，在此通行之前，或许办理上存在“拟绞”“拟杖”分歧，刑部因巡抚请示而通行之后，便统一将受伤者“未及亲告”而事后“验有伤痕”“证佐确凿”，认定为伤人者存在“应死实迹”，杀妻者直接减为杖刑，不必承担“绞监候”的死罪名目。21
据此，可以窥见，“尊长杀卑幼”之案中，较为严肃认真审视案情的各级官员，是如何兼顾“尊名分”与“重人命”的。办案者如此慎重其事，与袁滨“在国家皆为百姓，在天地皆为苍生”的呼吁，可谓殊途同归。袁滨大声疾呼的，在于倡导官吏严究尊长杀卑幼中的“非理”“冤酷”，以“罚当其罪”增加律例的震慑力，减少尊长的妄为，保全卑幼的性命；徐允贤杀妻案中刑部与巡抚斟酌权衡的，则是通过讨论“应死实迹”是否必经“亲告乃坐”才能被官方承认，同样是以较高的证明标准来排除事后“捏饰”，通过切实追究尊长“
故杀”、滥杀无辜卑幼之责来震慑不法，达到“重人命”、保卑幼的目标。五、樊增祥解纷的经验与局限当然，良法与循吏，虽相得益彰，但未必能代表办理卑幼身亡案件的全部。如袁滨所言，当尊长有杀伤卑幼之嫌，“地方官拘于名分，拟以杖赎”，则是对“非理”凌虐与“教令”有据，不曾加以区分，只要名分为尊，便一概从轻。如若尊长没有明显的殴杀之状，夫家以媳妇自杀为由报案，那么很多问题难免更倾向于被遮蔽、被漠视，无论死因有无蹊跷，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采取齐有模报案时的策略，主张死者生前“忤逆不孝”“死当其罪”，就更便于免除夫家之责。
前已述及，樊增祥对齐家的说辞，表现得不以为然，他认为“忤逆不孝”是同类案件中夫家常用之套话，也透露出夫家存心不仁，还可能导致死者家人不平，加深矛盾冲突。樊增祥的这一评价，放在他整个办案思路中，是深思熟虑、权衡利弊的。联系他对齐有模呈词的详细驳斥与最终受理，应该能够更全面地把握他的表达与深意。
樊增祥开篇便揭破齐家呈词所言死者有“忤逆不孝”之状是此类案件中的常见套话，不足为凭，接下来，他以退为进，层层剖析，质疑报案人，“尔孙媳果真不孝，尔即不禀官，亦应请同亲族向其父兄评理，教训可也，扑责可也。教而不改，出之可也。不应零碎折磨，使其含恨而死也”。这段话里，还能细分为三个层次，可谓相当周密。其一，从质疑“忤逆不孝”真实性上，退一步说，孙媳果真不孝，夫家即应“禀官”，这才符合律例中“亲告乃坐”的要求，即“应死”须有“实迹”。
孙媳自尽悲剧中的“忤逆不孝”疑团——从樊增祥《批齐有模报呈》切入其二，再退一步，夫家若深信“家丑不可外扬”，不愿将“家务事”对簿公堂，那么在家族内部“请同亲族”，找“娘家人”即媳妇的父、兄来评理，以观后效，也是正常的解决之道。夫妻一场，妻子有过错，“教训可也，扑责可也”，重点是给妻子机会改过，使家庭恢复和谐。其三，还可设想，不孝之妻，“教而不改，出之可也”，夫家只要使出“休妻”一招，便可以彻底与“忤逆不孝”者断绝关系，免受其害。而齐家对董氏不满，舍以上“告官”“评理”与“休妻”三策不选，董氏留在齐家“烧火做饭”、最终自杀身亡，齐家便不免“零碎折磨，使其含恨而死”之嫌。此外，樊增祥还从传统礼教同样高度维护的“夫妻一体”“夫为妻纲”切入，点出齐家与董氏之死脱不了关系：“夫为妻纲，孙媳不孝，即是尔孙不孝，尔何不责尔孙之非，而独快孙媳之死乎”。这一番驳斥，突出了报案者名分虽尊，但道义有亏的纠结。
樊增祥批词中的绝大部分篇幅，都用来质疑齐家提出的董氏“忤逆不孝”“死有应得”，这质疑的背后，则是希望动摇齐家的尊长之势、教令之理，使其不以为自己可以仗恃无责，而是心生忧惧，对死者多些许愧疚。“总之，人已自尽，忤逆不孝，有何凭据？董氏在尔家烧火造饭，足见并未享福，卒至不得善终，尔即棺殓从丰，亦不为过。”齐家的依仗，是礼、律树立的“尊名分”，而董家的纠缠，则源自对董氏年轻生命戛然而止的痛惜，尸亲不依不饶，虽无律例依据，也是源于“人命至重”的根本价值，想在情感上得到宣泄，很可能也想从经济上得到补偿。于礼、于律，妇女在夫家自尽，并无重大疑点，则几乎不存在追究夫家人罪责的可能性——但于情、于理，倘若“棺殓从丰”，尸亲得到告慰，多少能安抚亲人早逝的悲愤，也是化解两家冤仇的一途。樊增祥以批词对齐家施压，层层驳斥齐家所言孙媳“忤逆不孝”、本已“应死”的饰词，实际是为促进两家和解而创造机会。
樊增祥的平衡手段，并不限于此，也不仅针对齐家。他的批词虽然绝大部分都在给齐家“降火”、削弱齐家对尊长地位的有恃无恐，但结尾处却话锋一转，“惟娘屋过事要挟，亦属不合。候诣验分别饬遵。”也就是说，“尊名分”毕竟是州县官断“家务事”的一则颠扑不破的基准，齐、董两家若能各退一步、握手言和，则是皆大欢喜，若互不相让，嫁入夫家的董氏毕竟死无对证，评价全由夫家，“忤逆不孝”情节的有无，本质上并不会撼动“卑幼自尽，尊长无罪”的格局，州县官的干预，也无非是在“尊名分”的前提下，息事宁人，尸亲若不依不饶、或欲壑难填，礼法上均难以立足，恐怕也只能不了了之，还可能留下不解之仇怨。所以，樊增祥的批词，相当于对双方的表态：对夫家，是先抑后扬，驳斥其对死者不仁、不实的“忤逆不孝”指责，但并不否认夫家对孙媳的管教之权，对尸亲，是刚中带柔，接受了夫家的呈词，不提倡“娘屋过事要挟”，却也对死者表示了同情与惋惜。
假使此案不另生波折，依樊增祥“善断家务事”的能力与手段，他应当能调和各方，软硬兼施，将这场命案悲剧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使这起蓄势待发的危机冲突在两家的合意中得以消弭。
在时间线上，“批齐有模报呈”，属于樊增祥早年断案的事迹。从《樊山批判》到《樊山政书》，数量相对充足的批词、判词等公文选集，展示了作为地方官的樊增祥，从州县“亲民”之官，一步一步做到一省“刑名总汇”之职，办案中的“变与不变”。面对婆媳纠纷等引发的家庭矛盾，樊增祥折衷于“尊名分”与“重人命”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他站在出嫁女等弱势一方，从保全她们性命、维系她们生存等目标出发，调和“夫家”与“娘家”冲突的尝试，也是坚持不懈的。“批齐有模报呈”中他对夫家卸责套话的驳斥，对“亲告乃坐”标准的重视等，体现了他对律例与案例的了然于心，其解决纠纷的手段，则展示出他的圆融与灵活。这正应了他在《樊山政书》中分享的心得，之所以“能问案者，直截了当。不能问案者，蔓讼数年，犹不能结”，是因为“能手做事与能手作文，皆与寻常人不同”。
也呼应了他早年在《樊山批判》中的自我标榜：“俗语云，清官难断家务事。本县加于清官一等，生平专断此种官司。”虽然，樊增祥的尽心尽力，有助于促进家庭纠纷各方的自省与自新，但他的用心良苦也时常遭遇重重阻力，他无心亦无力撼动“家务事”中尊长之权威，22
樊增祥批词中这种颇为消极的预测，固然是为了劝说童家告状者知难而退，亦未尝不是脱胎于樊增祥为官多年的现实观察。丨远史追尘丨孙媳自尽悲剧中的“忤逆不孝”疑团——从樊增祥《批齐有模报呈》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