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乡太郎 著 王倬 译 王思睿 点校 ** 原载《法政杂志》（上海）1914年第3卷第7期，译自日本京都法学会杂志第8卷第9号。点校者简介：王思睿，东南大学法学院。
余辈主张三年制，其为如何之理由，姑不具论。兹论其大者，则三年制之先决问题，即演习制度是也。余辈因思演习之制，虽在现今之四年制亦为必要，于三年制为尤甚。今请述余辈关于演习之意见。
二据大学令
据大学令，大学以大学院及分科大学构成之，大学院攻究学术技艺之蕴奥，分科大学为教授学术技艺论理及应用之所。（第二条）攻究学术技艺之蕴奥者，似为大学院学生而非分科大学学生。实际徵之，仅三四个年在学，本不足究学术之蕴奥也。果然，则分科大学学生，不过学专门学术技艺耳，将与所谓攻究蕴奥者无涉乎？曰否。分科大学学生，不可不于其在学期中，作攻究学术蕴奥之素地，不可不养其得攻究深远学术之能力。大学者，为研究深远之府。学生育于此所谓研究深远之空气中，纵不得名副其实，要不可忘出此研究深远之态度。
不然，则大学学生与其他专门学校之学生无择矣。夫然，故大学学生修专门之学术技艺，当兼养研究的精神。偶遇特异之问题，不可不求解决之而作其应用之力。法科大学者，为教授关于法律经济等学术之所。然法律与年俱进，经济与世推移，在四年间尽其所学诚至难之事，况于三年。故关于法律经济等学术之教授，不得不以明其大体之理论为是。至于枝叶之议论及应用于种种事情，则当委诸学生自己之研究。如研究特别问题，平时虽不可求诸在学中之所得，而应以如何之学术的为研究乎，则不可不完全有所领会。例如研究某特定之问题，不可不领会当如何发现此类之参考书，以如何解读，加如何批评。然后由自己立如何之意见而解决如何之问题。其以“如何”发问者，其以如何答之。即研究的精神、研究的态度，胥于此见。无其精神，无此态度，则虽通法律经济之一般理论而对于实际之问题，虽草一论文亦觉甚难，况攻究深远之学术乎？此则使学生养研究的精神，可谓为关于法律经济教育之目的也。
依以上所论观之，关于在法科大学法律经济之教育，得分之为二方面，即学术之教授、研究的精神之养成是也。从学生之地位观之，可归于被动的研究与自动的研究二种。三何谓学生之被动的研究，即听讲义是也。
现今关于法律经济之教育，教员以讲义，学生以听，即如百事已了者然。学生记教员之说，虽片言只字，不敢漏之，而于教员所未及言者，复不敢加以穿凿。故课堂之讲义笔记，为修学惟一方便之物，有谓为诺脱2
诺脱万能主义之所由来，原因虽多，而其主要原因实试验制度所致。学生所畏者惟试验，求过此试验之难关，势不得不为诺脱之咀嚼，其他无暇兼顾也。此虽学生之过，而试验者亦不能不分其咎。何则，以时或试验学生之记忆力，不无课默诵的问题故也。虽然人无何等拘束即易流放逸，因有废学之虞，故谓全废试验制度亦非策之得者。
既有试验制度，既有诺脱万能主义，学生即甘为被动得研究，而无暇他顾，则不可不益促其为自动的研究，以谋矫弊，此用于三年制者尤然。
盖采用三年制度，势不得不减少必修科目，缩小讲义之范围。然学生以讲义笔记为修习唯一方便之故，其所得之智识，自不得不较四年制者为低。如不欲使之较低，即不可不置重于学生之自动的研究矣。
何谓学生之自动的研究，即课毕业论文与设演习科是也。听讲义可依傍，草论文、行演习则不得依傍，势必自进而为之。此余辈所以谓为自动的研究也。课毕业论文，固为促学生自动的研究之最良方法。于我京都大学尝采用之，可谓得其当者。然此进步的制度，不能与现今之社会调和，终至废弃而无已，甚可惜也。今复行此制，虽漫造一案，余辈果可信其成功否乎？不能无疑。何以言之，盖毕业论文制度，每与高等文官试验制度不相容。试观因高等文官试验制度而为预备者，已较优于卒业试验制，可以见矣。夫然，故余辈以自动的研究归着于演习也。
四兹所谓演习者，德国之Seminar及Praktikum之并称也。演习主眼所在，系使学生为自动的研究。教员虽可指导演习，而不可为讲义之形式。演习之中，主其发言主其议论者为学生。盖学生为演讲者，教员为听者，如为讲义式，则主客颠倒矣。惟教员于指导演习上，不可不对学生之议论加以批评而导之以一定之方向。故教员之于演习，如为讨论会之议长，然同时并可视为批评议论之一员。要之演习云者，学生为本位耳。学生为本位之语，固足说明演习之性质而无余蕴矣。
演习既以学生为本位，故参加于演习之学生，不可不自进而报告其所研究。研究之报告，正为学生之义务也。若视研究之报告，为论经济法律之演习可为不可为者，则演习不能成立，且于演习为学生本位之实际，无由探索。盖自动的研究之真髓，在学生各自为研究以报告之。因为研究报告，学生始有应如何研究学问之觉悟，因而可自养其研究之精神。若初学之徒，不得报告自己之研究，则如后段之说，亦宜报告其他著书之一节或论文之要领，而认为变例。何则报告之义务于演习固不能免，因从演习之本则而来，为当然之结果故也。
演习既以学生为本位，学生当自进而为报告。故他之学生，不可不对之加以批评，而上下其议论。然既为此，则必待参加于演习之学生全然聚集，而期之于先。故参加演习之学生，每遇演习，即不可不全体出席。出席正为参加演习学生之义务也。教员即有讲义，听之可，不听之亦可。如不听之，则读其他书籍以代听讲。故对于教员之讲义，不属出席之义务也。惟演习以学生自行论议为旨趣，故不得以读书籍辅之。而学生之论议，以出席为前提，因非出席则无由加以批评而上下其议论故也。
如德国之诸大学，虽毫不强制学生之听讲，独至演习，则对于参加之学生，必强制出席。如学生不得已而缺席，必向指导教员请假，且教员于演习开始之先，必检查参加员名簿，核其有无出席，皆可证也。扼要言之，参加演习员，必不可不出席于演习，以此为学生之义务，亦固从演习本质而来之当然结果耳。
总之，演习以学生自动的研究为主眼，以学生为本位，从而参加于演习之各学生，至少不可不每次为研究之报告，并不可不每次出席也。五演习之旨趣与本质，已如前段所述，然当以如何行演习乎？余辈今当进述演习之方法。
演习之方法，虽种别甚多，而就学生专门智识之程度分为三段，假定其名为普通之演习方法、最高之演习方法、初步之演习方法。论此等演习方法，余辈欲证之德奥两国经济演习之实状。取德奥之例者，因德奥诸大学，较之他国大学，行演习为最盛；而取德奥经济演习之例者，因余辈专研学问时，遨游各国，曾着眼于其地之经济演习，信为有得故也。
，使学生各报告其研究，并使他学生评论之也。故为演习，不可不先定报告者，而报告者不可不选择应研究之特别问题。曾见今德国诸大学所行之普通方法，于学年之始，行第一次演习时，使学生自报告其研究事项，然后定研究报告者之次序，于此作一学年之日程。或则研究事项之选定于前学年终为之，因得于休假中为研究报告之准备也。故关于经济财政之问题，学生多在乡里研究之。以学生在归省中，集其材料，最可利用此暇日之故，此法实深得其当。
所谓研究之报告，当以如何形式行之乎，则用与教员讲义同式者，或用演说式，或用朗读原稿式均可。德国所行之经济演习，则多用朗读原稿式，于更进步之演习，则为演说式。朗读原稿式者，例须在演习前两三日以原稿交教员之手，经其阅览。故教员于开演习之前，已略知报告者所言之大体。报告文较长者，教员得仅指定其一部分使学生报告之。
学生报告既毕，即对之开讨论会，使他学生出质问之意见，并使批评，然后教员就报告者之报告批评之，更就他学生批评之意见批评之，此为普通所行之方法。然因指导教员有于报告者报告未毕之先，举其误点，中断报告而移于评论，评论已毕，始再续报告者，此于民显大学之演习，屡屡见之。民显大学之经济演习，开于特别之经济演习室，因此室藏有数万卷经济书类。教授可于学生报告中，觉其引用之事实或学说有误时，即自就书架检出其关系书类，命中止报告而移于议论。
若Wagner之演习，则报告之中断更甚。因中断而教员加以批评之故，殆不无一字一句，以教员与报告者斗其议论之感。报告者或穷促而手足无措，有退坐于旁听者之位置而不堪其困者。此时教员攻瑕抵隙，几无他学生批评议论之余地，颇不合演习之趣旨。然报告者朗谈原稿，已费一时间半，听者桓易起厌倦，演习之兴味索然将尽。于此以中断之批评议论，唤起听者之注意，足令演习带有活气。故余辈仍承认中断主义，惟以Wagner之方法略有过当耳。
在演习虽重学生之研究报告，而亦不轻他学生之批评讨论。从演习之本质言之，在指导教员，自为批评之先，不可不徵求参加演习诸学生之批评为最当。故虽中断研究报告，而于报告事毕后，宜先使他学生各抒意见，而后教员可加以批评。奥国维也纳大学教员批氏之演习，即用此法。余辈所信为最得其当者，柏林大学教员雪氏。虽于演习，间有为研究报告之中断者，而报告事毕后之讨论批评，则先学生而后教员，亦同一趣旨。
对于一学生之研究报告，容他学生之批评，此因演习之本质有不可不然之故。若他学生不出自动的研究态度，听研究报告如马耳东风，此果为何等之批评讨论乎？演习之效，半掷虚牝，则于此不可不谋所以促他学生为批评讨论之方法也。
促他学生为批评讨论之最良方法，当为共同报告制。共同报告制者，为对于报告者，别设共同报告者之制也。共同报告者与报告者就同一问题而为报告，然必共同报告者与报告者之意见不相同。不同其意见者，为待其批评报告者之故也。在演习时之共同报告者，于报告者之报告后，负发行意见之义务，其所云云，当不过于批评报告者之报告。盖演习之共同报告者，实可谓为以报告之批评为目的者。惟欲为此批评，共同报告者势必在开演习之先，就报告者所报告之题，加以详细研究，或于报告者之报告时，不可不就其最宜注意者听之。故共同报告之制，为驱报告者与共同报告者，同时出真面目之研究态度者也。
对于报告者之报告，有共同报告之批评时，则报告者必出而驳论。于是列坐之其他演习参加员，对于二者相歧之意思，必有所取舍，遂亦自进而表示意见。故共同报告之制，尚不仅为驱报告者与共同报告者出真面目之研究态度，并可谓为使全体学生，以真面目研究问题而参加于讨论批评也。
共同报告制，为莱府大学教员勃氏所采用。该教员演习室之设备最适行此制，盖使报告者与共同报告者两两对立。如为演习场中之陈设然，使两者相邻而坐。勃氏之演习室，则向于教员之案，以直角并长桌，于两旁设学生席。报告者与共同报告者，各在其一端，邻于教员之席。即报告者与共同报告者，在教员面前，相对而坐，颇似英国议会，朝野两党之领袖，于议长前设座两相对立者然。座席既为论战之形，则就席者，安得不为论战？此余辈所以谓共同报告制，系促演习参加员为批评讨论者之最良方法也。
然从演习参加员为批评讨论者之方法，尚不止此。如教员指名演习参加员，使述其意见，亦不失为一良法。在学生有自进而为角论之风者，此法固无必要。然学生恒愿为听者，而不愿为演述者，则此法不可谓非最当。我国学生，每甘缄默以听，教员宜努力行此法以矫之。或有谓此系中小学之教育方法，非所以待大学生。然演习以自动的研究为目的，学生如不出于自动，则不得不以此法强制之。如谓以强制使出此态度，非所以完演习之精神。然如前所述，演习为强令各参加员为研究报告，并强令出席者，则使出席之参加员发挥其意见，本事理之当然，无足怪也。
，由各自研究特别问题，次为报告，次受批评，举其方法耳。然演习之方法，必不以此而尽。如亘一论经济法律之演习学年或一学期以研究特定之一问题者，亦非不为一种方法。此方法，则当适用于最上级生或大学院学生之演习，所谓最高演习方法是也。
亦不可无报告者，次于报告者之报告，即为讨论。然于第二次会合以后，则无报告而但有讨论。故观一学年或一学期之演习，与继续讨论无异。为此讨论而继续不绝，其一必因论点多歧，其二必因一论复生他论之故。故于此演习方法，先不可不分别论点，而就各论点分别讨论之。从一论移于他论之顺次，以分别研究。
如由甲论点移于乙论点，复由乙论点之（子）论移于（丑）论时，则当以乙论点或（丑）论点为议题。使参加演习者集中注意于此，即教员之责任也。故演习之讨论，譬之赛船，教员不啻舵手。
此种方法，为奥国维也纳大学教授皮氏所采用。该教员之于演习，专为关于经济理论之研究，取历史上之一事实，惟日不足以为之。盖经济理论之研究，决非一次之会合可得而尽。讨论复讨论，以延至一学期，不可谓非自然之势。例如为利息论之研究，其评议关于利息之诸说，即为一学年之演习，亦终不得实行，故不可不取其中之某说为研究之题。今假取皮氏价值时差说，报告者先须熟读皮氏所著之书，报告其要领，并报告自己所主之说，则报告者之说，亦为价值时差说之批评，于是遂不得不起讨论。然讨论价值时差说之全体，将不知所归宿，于是乃分论点为甲乙丙丁。始由甲论点为讨论，待其论无余蕴，乃进于乙，复移于丙于丁。并于为甲论之际，其议论之结果，或新发生（子）（丑）等论，此即可直由甲论移于（子）论（丑）论，或待乙丙丁诸论告竣，然后进于（子）（丑）等论均可。
此类演习方法，为皮氏演习之特色，若不寻其议论之连锁，卒然临皮氏之演习，多不能解所演习者为何物。特如历史派人，则不以此为演习，亦不知所以评之。然经济不可不为理论的研究，而理论的研究必以此始其演习，必因演习而得领会其研究方法。以此言之，故皮氏之演习方法，为经济演习所不可缺者。惟最不可忘者，此等演习仅适用于最上级生或大学院之学生耳。
，皆以某种程度之专门智识为前提。故对于专门知识不多之初学，终不可用此方法。然亦非无其他之方法，即所谓初学之演习方法是也。以余辈所见，其方法有二种。即其一，使熟读名著之一节或杂志中之论文，以报告其要领；其二，讲义之复习应用也。
甲、使熟读名著之一节或杂志中之论文，报告其要领者，假以他人之著书或论文，代以自己之研究，较为变例之法也。读他人之著书或论文，骤视之虽不可谓自动的研究。然当如
何解读，如何摘要，亦须工夫，其为益于学
生使自进而用其脑力者，仍不可谓少。盖约数千言为三四言，复衍三四言为数千言，为关于法律经济学问之秘诀。熟读他人之著书论文，而摘其要以为自己之物，而在报告亦不可不知此秘诀。故摘著书论文之要，可谓带有自体自动的研究之性质，决不可谓为背于演习之趣旨者。况报告其要旨，在对于他学生之批评而为议论乎，至是而演习之体备矣。
如读外国名著之一节而报告其要旨，据此为讨论，则不惟能练习脑力，并得养细读外国书之能力，有二利也。在柏林大学等私教授之指导演习，多属此种。此方法已如前述，为初步之演习方法。然或适用之于三回生四回生之演习，亦非不可。
如我国学生，其不解特别研究为何物，对之用此方法亦为一策。然此但为过渡时代暂行之变例，不可不知也。乙、讲义之应用，系提出实际问题，使应用由讲义习得之学理以解决之。当解决其应用问题时，势必溯及讲义，于是乃不可不使学生交互口述，反复其讲义之要领，此即讲义之复习也。
例如于此有不可不以法律定之者，然法律如何；其法律以如何而成立；法律案为何人提出；法律案之议定必须经如何之议会；议会所议定之议案为不可不裁可否；法律之公布，用如何之形式？连发此等诸问，使演习之参加员各自答之，是为宪法讲义之复习。
此类讲义之复习，当解决应用问题之际，最宜为之。其依其他讲习方法者，虽非不得为之，而究不可。因初意本非仅令学生为听者而已，必使举演习参加员之实也。六以上余辈已说明演习当用如何之方法行之矣，今更论演习之实效如何。
演习之趣旨，在使学生养研究的精神。假令在学中，学生虽自进为研究之结果甚少，而因已养研究的精神，故毕业之后，自得随时而遂其研究。如学生专为被动的研究，惟知诺脱而不愿其他，则虽在学中通其讲义之大要，而卒业较久，必至淡忘。盖不通研究之方法而缺研究之精神，即不得为新研究，必至所学外他无所余。反之而学生在学中已养成研究的精神，至卒业后发挥之，则虽在学中所通讲义之大要甚少，固仍得伴其学问以为进步，甚且得有所贡献于学问之进步也。
人多谓日本之学生，能于在学中勉学，不能于卒业后勉学；德国学生，虽在学中不能勉学，而卒业后自能勉学云。以余辈观之，此因日本学生专为被动的研究而非自动的研究，故卒业后不知研究之方法。德国学生则不然，故卒业后即入研究之本域也。更深言之，日本学
试观德国大学生之生活，群聚饮酒，耽于吟咏，列于舞踏之席，杂物倥偬，颇如无暇顾及学业者，此真学生之黄金时代矣。然黄金时代决不可久，迨入研究时代，自不得不报告其研究，于是而黄金时代去，苦痛时代来。虽然，于此苦痛时代，彼等始解学问之为何物，同时得领会应如何集材料、草论文之方法，为卒业后雄飞之准备，即成于斯。此即德国大学生真价所在也。
余辈因思德国学问之盛，其原因虽甚多，而其主要者，即在演习之制。由演习而为锻炼，则研究的精神、研究的态度胥备。故或出仕，或入实业界，有暇皆得为研究。以此德国官吏中有学者，实业界中有学者。所谓学者，决非大学所能独占，此德国文运之所以盛也。
法意之学问，亦非不盛。学艺上所出之奇才颇多，然论学者之数，终非德国之比，岂非演习之制，荣于德国而枯于法意之所致乎？奥国学问与德国并隆，其学者亦甚多，此亦可以同一原因证之。观其经济学之发达可知，自克挨尔氏3
66666要之演习，系促学生之自动的研究心，使之自觉研究之趣味者。故学生虽卒业后，亦志于研究而不稍怠。此则学者所以辈出，文运所以进步，不可谓非演习所收之大效也。余辈对于演习之此种大效，尚不得忽视演习之社交的效果。社交的效果无他，即使教员与学生互相接近是也。今日之大学教育，如法科大学者，教员既无讲义，学生仅为笔记，故教员与学生宛如路人，毫无互交言语、互通殷勤之机会。独至演习，则以学生之相互讨论，教员亦加入之之故，教员与学生始相接触。教员于不知不识之间，得悉学生之资质，学生亦得随时辨识教员之人格。若教员人格果高，其德化自能感动学生，往者村塾中师弟之情谊，不难掬示。此则教员学生庶不至如陌路也。7
七演习之效，已如前述。于法律经济之研究，演习，诚为不可或缺者。若或缺之，则学生甘为被动的研究，而不能出自动的研究，守生吞主义、书橱主义，而不进于自发主义。研究的精神，终末由养之。故余辈于此，以演习为与讲义相对立者，主张不可不强制学生使参加于演习也。
京都帝国大学之法科大学，向置演习科，
在演习参加员不多者，每开演习于教员之私宅，余辈曾于伯森大学私教员提氏见之。氏于其私宅较广之室中置长桌，使演习参加员环坐之，桌上有啤酒，且饮且谈论。演习场同时有为社交场之观，此终非我国所得想象者。如老教员胡爱氏者，在演习室中，攻击报告者殆无完肤，而出演习室，即握报告者之腕，招学生入酒肆，倾杯大笑。胡爱氏之人格，固于此见，而师弟之情亦于此可徵，洵美谈也。德国之演习，教员与学生互相连结，仅此一二例已是想见演习之社交的效力，又不宜蔑视也。——译者注可谓为能知演习之必要者。而于其每周授业时数之表，合计必修科目时数与演习时数，虽以选择科目为先，固可解为以演习与必修科等视者，即学生必不可不参加于演习也。然现在此法科大学规程，精神上之进行，徒有演习之名而不能举其实者，果何故欤？
在我法科大学，始采卒业论文制之时代，演习较能实行。此因学生草卒业论文之先，于演习报告其大要，有求教员并同学学生批评之利益故也。换言之，卒业论文制，为事实上强制学生使参加于演习者。今则已废卒业论文制，采卒业试验制，学生虽参加于演习而无由此得卒业试验上何等之益，故出席于演习者逐渐减少也。果尔，则虽视演习与必修科目同，尚非实行之。故不可不断为无强制于演习参加也。故余辈曰，法律经济之研究上，以演习为必要，当然宜强制学生参加之者。
余辈论演习之性质，已于演习参加学生明言有研究报告之义务，有出席之义务矣。此所谓研究义务报告义务者，皆无不带有强制之意味，故今论演习参加之强制，不得谓反于演习之本质也。
然则当如何强制参加演习乎？（1）强制参加演习之第一方法，在课论文。此证之我法科大学过去之历史，毫无可疑。然如前所述，有高等文官试验制度之限定，即不能以卒业论文代卒业试验。此又我法科大学过去之历史，所以诏我者。
（2）强制参加演习之第二方法，在以参加演习受卒业试验之条件。详言之，即非参加于演习者，不得受卒业试验也。此法强制学生使参加于演习，颇为有力。然以热心于演习者与不热心于演习者同律，不无微欠公平，于是乃有第三方法。
（3）强制参加演习之第三方法。在与他必修科目附同样之点数。附点数于演习，骤见颇可怪，然决不足怪。试思论文附点数，口头试验亦附点数，无有怪之者。研究之报告，为小论文之发表，附以点数，亦何不可？虽有属初步之演习方法者，然苟可视为足动学生之脑力，固得准口头试验之例，附之以点数也。
由此方法以强制参加演习，实为研究报告最良之法及鼓动脑力最优之法。或得高点，否则得低点，前者愈奋，后者亦愈勉。果然，则于促进自动的研究之趣旨，不可谓不适矣。据以上所论，余辈之主张，第一在强制参加演习，第二在附点数于演习以强制其参加也。
八论至此，可知演习于三年制与四年制无所区别，而同为必要，然余辈则信三年制所需演习为尤要。我国现今之法律经济教育，专在讲义，致学生漠视自动的研究，已如前述。故学生之知识，不出讲义之外。然今果废四年制用三年制，则讲义虽如何尽善，而讲义之分量固不得不减。讲义之量既减，学生之智识即不得不下，此岂非国家可痛叹之事乎？故三年制不可不预防此结果。预防之方法无他，惟在演习科而已。演习果举其实，或可唤起学生研究的精神，学生在大学既取研究的态度，则虽卒业后亦不失研究的态度。事至于此，则大学之讲义以说明大体理论之根柢即足，其他固可由学生之研究心自行完补之也。此余辈所以谓三年制视演习更为重要之故也。■论经济法律之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