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可由两种方法以观察之。一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国家之目的物，一以国家在法律上之观念为研究之目的物。即前者以国家为社会学的研究，后者为法学的研究也。惟欲为后者之研究，不可不以前者为基础，但其观察方法，二者则全异。
，不可不先明团体共通之性质。团体者，人类社会的结合也。夫人类以为社会的生活为其天性。人或孤立，即不能生存，必与他之多数人类为共同生活，而其生存始得完全。多数人类欲集合而为共同生活，以其全体组织为一体，此一体即团体也。
，然非仅为机械的集合。盖多数人类，必有一定之组织相结合而为单一体。譬如人类虽由多类之细胞集合而成，非细胞之集合即为人，另有一全体为独立之单一体而存在也。团体之为单一体亦然，其分子之多数人类，皆离而独立，另有一单一体之存在。为分子之个人，虽有新陈代谢，而于团体之存在无甚影响也。
，即在其目的之单一。凡团体内之多数人类，如悉能尽力于共同之目的，则于其生活上之需要必能格外完全。故目的之共同为各种团体存在之第一根据。此其所以为单一体也。若目的不共同，即无团体，不过为杂乱人类之机械的集合而已。
例如众客之乘坐于轮车中，表面虽集合于一所，而各人心中各有一自己之目的，无共同之目的，即不得谓之团体。苟欲组织团体，必先有一定之共同目的为其前提，或为营利，或为宗教，或为教育，或为安宁，或为人生一切之需要，其目的愈广，则组织之团体愈为强固。
国家之目的最广，其于人类生活之全般无所不及，固国家在团体中，其组织可称为最强固而永久者也。（三） 团体有活动力依其机关而为活动团体既有一定之目的，欲达其目的即不可不有活动。故团体必为活动力之主体，团体之活动力，可依其机关而为活动。团体之机关，亦应其职分而为团体之行动。于是，团体始得有活动力而存在。亦为人之依四肢五官等之各种机关而为活动。定团体机关之构成及其职分，为维持全体之秩序，谓之团体组织。凡团体必不可无一定之组织，故团体亦可称组织体。
团体之目的而发动。又一方于团体之内部向团体员而发动。团体员于团体之目的范围内，应服从团体之意思。在此范围内团体与团体员之关系，即命令服从之关系。如团体员不服从其命令，各自为独立之行动，则团体全不能成立。团体* 原载《法政杂志（上海）》1911年第1卷第2期，译自美浓部达吉《日本国法学》。校录者简介：王思睿，东南大学法学院。
对团体员有命令之权力，而团体员负服从之义务，此为团体共通之要件。要之多数人类之结合有一定之共同目的，为活动力之主体得依其机关而为活动，对于团体员有命令之权力，此数者皆为团体共通之性质。若国家而仅谓为团体，犹未足以明国家之性质。团体之种类甚多，最简单者为家族团体，其他如公司组合、宗教、学会、政党、军队之类，无不一然。欲知国家之性质，不可不知国家与其他团体之区别。国家与其他团体之区别，有二特征。一国家为领土团体，二国家为有固有统治权之团体。
领土团体者，谓定着于一定之地域内结合团体为基础。此为领土团体之特色，其结合非仅为人之结合而止，乃定着于一定之地域而为结合。谓国家为领土团体者，以国家不仅为国民之结合体，乃定着于领土之国民结合体。故近世之国家思想，以领土为国家成立要素不可缺之一。若领土失虽国民尚存而已无国家。领土扩张则国家扩张，领土减削则国家亦因此减小也。
国家为有统治权之团体，凡团体于团体之目的范围内有指挥命令团体员之权力。在一般之团体，虽得行此权力，惟依团体员自己服从之意思而行之，故必团体员先有服从之意思为前提。若反乎此意思，即无可以强制之权力。
惟国家为有统治权之团体，不仅得为命令且得反乎服从者之意思而有强制其服从命令之权力。在一般团体之权力，于服从者之意思为界限，国家团体之权力则反是，可依一方面之意思，无限束缚团体员之意思，且得为强制之束缚。具此权力，始可见国家与他之一切团体有特异之处。国家之活动固非尽为统治，然统治权实为国家最主要之性质，无统治权即不得想象其为国家。统治权薄弱则国家之基础危险，统治权全不能行则早已不成其为国家矣。
国家之统治权为国家所固有者。惟国家始得自己固有统治权，非其他团体所有之统治权皆由国家所赋与，惟于国家授权之下，始得有之。而国家之统治权，非由他人所授与，乃为自己固有原始之力。故国家为自己有固有统治权之惟一之团体。据以上所论，可就社会的性质而下一国家之定义。
国家者，基础于一定之地域，由多数人类而成为自己有固有统治之团体也。由此观之，国家之成立，必具下之三要素。一为多数之人类。组织国家人类之全体，谓之国民。二为土地。国民之结合，至成立为国家时，其国民必占地球表面之一部而定着于其上，无定着于一定之土地者非国家，易言之，国家之人的要素即国民，物的要素即土地。称国家构成要素之一之土地，谓之领土。
三为统治权，虽为定着于一定地域内之多数人类集合，而非服从于惟一统治权之下者，仍非国家。故以国民领土统治权为国家成立之三要素也。虽然，关于国家之性质，尚有其他学说，兹举其二三重要者以为参考。
，普通见解之一，即以国家构成之分子直视之为国家。国家构成之分子，其有形可见者，曰土地，曰国民，曰统治者。就此三种构成分子中，而以土地与国家视为同一者，以领有土地为取得权力之原因，在封建时代国家之观念如是，然其学说并未发展。至取国家构成分子即视为国家者，要以国民及统治者二说为最著。国民国家说即其一也。此种学说属于古代思想之一，以国家由人类集合而成，组织之国民即国家。此思想在古代毫不足异，至近世纪于诸国政治组织上受其绝大之影响，即主权在民之思想。以国民为国家权力一切之根源，亦根据于以国民与国家为同一视也。
虽然，此思想之谬误在不知国家为统一的全部。国家以其本身为统一的全部之一团体，国家之性质由多数分子结合而成统一的全部。与仅为分子相集合之物体不同，国家虽由人类集合而成，然不得指人类即国家，国家为人类之组织体，依一定之组织而结合为统一的全部。人类不绝，虽新陈代谢，百年之后不复见百年以前之人，惟国家仍为前之同一体而继续存在。
，为主权在君之思想所根据，故其说亦颇为有力。但其误谬之处，仍不出以国家构成之要素即视为国家，不知国家为团体。君主与国民同为国家之分子，包在国家以内，君主非独立于国家之外而统治国家者，国民亦非立于国家之外而被君主之统治者，乃以其全体统一的全部为国家。君主之统治国民，不外为国家之一机关代行国家之权力。若以实在君主之个人为国家，则君主崩后，国家即不可不消灭矣。
之状态之谓也。骤观之似无可非难，然其误处仍不能说明国家为统一的性质。国家非治者与被治者相对立之状态，乃治者与被治者相融合而浑为一体。故以国家为统治之状态即不能表明此一体之性质，似以国家分裂为无数独立之统治关系。何则，既非以被治者之国民为统一之一体，又非以国民之全部为一体而被统治，几为国民之各个人而被统治。如是则统治之关系，存于治者与被治者各个人之间，谓为国家统治关系或统治状态，实则国家不外由此等无数之关系相集合而已。故骤视之似与事实相合，是则全与国家事实的性质相反也。
。其主张极端者，直以国家视为与动植物属于同一种类，为自然的有机体之一种。此极端说之思想，在今日已无人主张。近时之学说，所谓国家有机体者，以国家非为人类之机械的集合，而以其全部为单一体，得表明其全部之生存与其分子各个体之生存有互相密切之关系，在今日亦为有势力之学说。但其所基之理想，虽甚正当，惟以有机体之观念不仅欲下一精密之定义固甚困难，即谓国家为有机体之思想亦不出谓国家为团体思想之外。故国家有机体说，非不正当，然终不及国家团体说之完全。凡有机体说所未能明者，而团体说则无不可以瞭然矣。
（乙）以国家在法律上之观念研究国家之性质国家在法律上之观念，即由法律上观察国家，为国家在法律上之现象也。国家虽自为法之制定者，又被支配于自制之法以下，依法而为活动。即国家非立于法之外，而自为一法律现象也。国家既为法律上之现象，故不可无法律上之观念。
，以国家为权利之目的物。虽其中尚可区别为数种形态，或以统治者自身为国家权力之主体者，或以统治者为国权之主体而统治国家，故国家为其目的物。
据此意见为君主国所通行。昔时以君主对国家之关系，看作私法上之所有权，君主可以其领有之国为世袭财产，故以国家为君主所有权之目的物。于欧洲中世纪封建时代之国家思想，皆以此为从基础。学者称此时代之国家为家产国，即有其国为君主世袭家产之意思，至近世而此种国家已绝无矣。惟近世之所谓国家客体说者，君主与国家之关系非视为私法上之所有权，其关系纯为公法的关系。君主之权力，非为其一身上利益之私权，认为全团体利益之统治者。但其以君主与国家之关系，仍视为权利主体与目的物之关系，故以君主为国权之主体，而国为其目的物。此与旧时家产国之理想无异。
代表此说者，为德意志联邦巴尔仑国之国法学者萨德尔，认为国家之抽象的观念，避实在之土地及人民以求国家之本质，而于一方以统治者之权力，专属于统治者君主之一身。统治者与国家有主体客体之关系，其说谓与民法上之物为所有权之目的类似，称为所有物，故以服从统治权之土地及人民成为国家。由此观之，国家为目的物，统治者为权力之主体，且谓以服从统治权之土地及人民为国家，则治者与国家主体与目的物始可分离。普国学者博伦哈克之学说亦与此相似，其说谓在君主国以君主为统治权之主体，为权力之根源，国家之各种权力悉由君主而出。以国家与君主为同一概念，即与萨德尔认君主为统治权之主体，土地及人民为其目的物之意义相同。惟萨德尔以其目的物之土地及人民为国家，博伦哈克以为主体之君主即国家，其名称稍异，而其所基之理想则同也。
萨德尔等对于国家之观念如此，然其后经多数学者之辨论，其学说之不能完全更为显著，兹就其缺点而批评之。第一，与国家为统一的团体之性质不能相容。若谓统治者之自身为统治之主体，而土地人民为其目的物，则将构成国家之要素未免使其分离在国家以外而与国家相对峙。如萨德尔所主张，以土地人民为国家；如博伦哈克所主张，以统治者自身为国家，两者终无甚差异。
若从前者，则以君主在国家以外而统治国家；若从后者，则以土地及人民在国家以外而被统治于国家，与国家为团体之性质终不相合。不宁为是，若仅以人民为统治权之客体之解释，即不能认人民之全部为一体而被统治。国民被统治云者，乃以国民之全部被统治，非以国民之各个人而被统治。在隶于同一君主之下被统治时，未能看出其为一体之理由。若在二以上之国家，偶然同戴一人为君主，非依然为二以上之国家耶？如以君主为统治权之主体，土地人民为目的物之解释，不啻以国家分裂为主体与目的物二部分不可，就客体论之，亦失其统一的性质矣。
第二，与国家为永续之性质不能相容。若以君主为统治权之主体，设统治权之主体消灭，则国家亦随之消灭。国家既随君主之崩逝而消灭，则新君主即位，不能不认为创立之新国家。此说之不合无俟言，即主张此说之学者，亦不认有此结果。其欲避此结果，亦不外以君主为实在之个人，非统治权之主体，统治权之主体在无形之君位，是为永久不死之制度，不因人之存亡更替而受影响也。虽然，此亦拟制说之最甚者，学者欲排斥法学上之一切拟制而自己反又陷于拟制之最甚者。渠等以国家为团体为统治权之主体之说为拟制而不足取，专就事实上之现象，因实际之统治权由君主而出，故认君主为主体之说为正当。实则全非根据于事实上之现象，不过假设一无形君位之理想而已。
第三，以土地人民为统治权之目的物，其解释亦属未当。统治权为命令权，惟对于人而行使，对物则无命令。故领土非统治权之目的物，人民亦非权利之客体。以人民非奴隶，常为权利之主体，人民之服从统治权仅为义务之主体而止，非如物为所有权之目的物之意义，故不得为统治权之目的物也。
由此观之，国家客体说之不能说明国家为永续统一的团体之性质，于理论上决不能维持也。（二） 统治关系说此说以国家为治者与被治者之间之统治关系，与国家客体说其形虽异，其根本之观念则同。何则？此说亦不外以治者自身为国权之主体，被治者为其客体，所异者惟以治者与被治者同为国家构成分子之一，故别无国家之一物，就其被统治之关系而即视为国家存在。
于国家内之国民，分治者与被治者。治者国家之性质行统治之权力，而被治者服从之，此为一定之事实。故以被治者统治于治者之关系解释国家亦颇能得国家之真相。虽然，此纯为抽象的思想而不能求诸实验。反欲说明法律现象，必为实验法学派所主张。国家为统治之关系，于国家为单一体之性质，难以说明其根据。凡法律关系，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依权利之内容而成。此等要素如有一种变更，则其法律关系已非昔时之同一关系。故若解释国家为统治之关系，其结果必至统治之主体变更而国家亦因之变更；统治之客体为多数之人类，而国家亦随之而为多数。是统治关系之内容有变更时，国家亦不可不因此更新矣。不知国家通前后而为同一之国家，任被治者之国民为如何之多数，仍以其全部为一体；不因统治者之更迭与统治方法之更改而为变换。如依统治关系说，则全不能说明此性质。加之国家以活动力为主体，今日之国家思想，以条约为国家与国家之条约，战争为国家与国家之战争，无所疑者。若以国家为统治关系，将何以说明此国家之活动力？且仅有关系，亦不能为结条约开战争之主体也。
，惟以国家自为一人格者为统治权之主体。依此解释，始能说明国家之性质，且又为今日最通行之正当学说也。人格者，权利能力之谓，即得为权利义务主体之能力也。国家为人格者，即国家有权利能力之谓，非自然之人类，乃为法律上之人格者。
法人之本质如何，议论颇多。昔时之学说，一般以法律上有人格者，惟限于自然人之人类，而人类以外之有人格者，惟依法而看作如此耳，此即通常所谓拟制说也。其说以权利者不外有意思之力，无意思之力者，不能有权利能力。然意思之力，惟人类有之，非人类即不能有思虑活动，故得为权利主体者惟人类耳。虽然，法者无意思而有意思者也，得假想其为权利主体，法人即依法之假想拟制而与以权利主体之力者也。但依此解释甚不满意，已早为学者所否认。若以权利为意思之力，而意思之力又非自然之人类不能有之为前提以为正当，则论理上当然之结果，必致非自然之人类全不能为权利主体。易言之，不可不谓法人全然非人格者，乃依法之拟制而为权利主体，本无意思，依拟制而看作为有意思也。
此拟制说根本上之误谬，在以法律上之观念与实在之事物相混同。人格云者，纯然为法律上之观念，惟存在于法律上，非存在之自然事实。就此点观之，自然人与法人之间无所差异。若以法人一语为法律上之人格者解之，则自然人亦法人。虽自然之人类，亦非自然有人格者。人类之生存思想活动，为自然之事实，但人格云者，乃与他人之人类有关系时，得为权利义务主体之能力，仍不外有法律而始能认定。故实在者人，而不实在者人格。人格者，依法律被认定之结果而始存在，其实在者不过为其基础之一事耳。
认由多数人类而成之团体为一人格者，其理亦无以异。多数人类相集合而为其同生活，以其全体组织为一体，此为人类生活现象之自然事实。此等团体，离人类各个人之生存而为全体独立之生存，亦自然之事实。基此自然之事实，如认各个之人类为法律上之人格者，与认此等团体为人格者，其理相同。以人类为人格者非出于拟制，而以团体为人格者亦非出于拟制。自然之人类为实在，而团体亦实在，由何处而见为实在，即在其基础之现象。基此实在之现象，而为法律上人格之观念也。
虽然，凡具人格者，必得主张自己之利益，故不可不有意思之力，无意思则无权利即无人格。以团体为人格者，又必以团体有意之力为前提，谓团体为有意思。初闻之以为异，稍观社会之实际者，即不足异。苟为团体，必认有一定之目的，此即可认为团体有意思之力。若无意思之力，即无由遂行其目的。故有目的必不可无意思，姑无论其被认为法律上之人格者与否，即不认为法律上人格之团体，苟有团体存在，总必有遂行其目的之意思。例如政党发表政纲，为政党之意思；学会发表学会意见，为学会之意思。由心理上言，凡意思为人类之意思，团体之意思亦不可不由人类而出。若于社会生活之实际，为全团体目的之意思活动，其所出之意思非个人之意思，亦不看作全团体之意思，必个人非为自己之意思而发表而为全体之意思而发表者。此个人即为全团体之机关。
由此观之，个人有意思之力，团体亦有意思之力。个人有独立之生存，团体亦有独立之生存。既以个人为人格者，亦得以团体为人格者，何得谓为法之拟制。惟个人与团体稍异者，据近世法学观念，凡个人不待被法认定而始有人格，自其出生之始，当然有法律上之人格。若团体，非团体存在即当然有法律上之人格，必被法认定其有人格，始得为人格者。例如组合学会政党各团体，本无人格，必依法而被认为有人格。因团体仅一事实，非法律上之人格者，其意思机关亦惟事实上之意思机关而止，非法律上之机关。法人与自然人之名称，惟此意义最为正当。
国家亦法人也，但国家与他之法人异，具特别之性质。他种法人，依国家法律被认为有人格，始称为法人。惟国家当国家成立之时已当然具有法律上之人格者。非难国家人格说之学者，往往不认此区别，谓法人必依法而始认定，若以国家为法人，于国家以前，不可不先认有法为前提。虽然，有谓法依国家而被作成者，故在国家以前不得有法。但国家与法之关系，非先国家成立而后有法。国家与法有相互不可分离之关系。
苟国家成立时法亦必同时存在，无法之国家，于思想上决不能成立。故至少非有总辖国家统治权之最高中央机关定后，国家全不能成立。由是可知法非依国家而作成，实为国家成立之要素。既有国家，同时即必有法。国家依其成立而当然为法律上之人格者，亦何足异也？
谓国家为法人，亦仅能说明国家为权利能力主体之意思，非表明其权利能力有如何之范围而止。欧洲基于罗马法之影响，法人之观念先发达于财产权之区域。所谓法人者，其思想仅就财产权有权利能力之谓，因之将国家亦仅视为财产权之主体，为有法律上人格之时代也。惟法人之权利能力，依法人之目的而定，非自初即有一律之界限。于法律上认为目的之范围内，即有相当之权利能力。若其目的在法律上认为广大者，则其权利能力之范围亦因此而广。国家之目的，素无限制而无所不包，决非仅为财产上之关系而止，故国家之权利能力，亦不仅限于财产权之区域而已也。
国家之权利能力，既广大无限，此即国家与他之人格区别之特色。以国家有统治权也，令臣民强制服从其命令之力。命臣民者，乃国家自身为治者，为国家之机关，发表国家之意思。臣民纳税，乃纳于国家；军人为战斗之行为，亦为国家而从事战斗也。
以国家为法律上之人格者，虽其说起源甚古，至近时已为一般法学者所认定，殆可为法学上之定说。此实为第十九世纪以后德意志国法学者所阐发，依此解释，关于国家之法律现象，毫无矛盾，且得证明其真理焉。
，非依治者之更迭与被治者之新陈代谢而中断其继续者。（二）国家为不可分之统一的一体。（三）国家为有活动者。此三种根本之性质，非依此解释不能说明。要之由法律上观察国家，国家者基础于一定之地域为法人而自己有固有之统治权者也。■国家之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