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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世”下我们的命运何去何从?——以《人 类学为什么重要》为基础

丨风华寻踪丨“人类世”下我们的命运何去何从?——以《人 类学为什么重要》为基础

“人类世”下我们的命运何去何从?——以《人 类学为什么重要》为基础

期刊信息

2024年第3期 · 总第7期 / P.83

:“人类世”下,人类为“主体”,其他物种为“客体”。但是,人与物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14。因此,我们需要反思:在“人类世”下,我们的命运何去何从?从“自然”和“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对“自然”与“文化”的区分,实际上是文明人自我优越感的“标签”与支柱,“原始社会”并不原始;从我者与他者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的第一原则就是认真看待他者”,人类学的本质是“与生命本身进行对话”,是“与人同在的哲学”25;从分化与整合中我们可以看到,3135人类学的目的在于教育,只有重建人类学,拓展视野,方可完成人类学的使命。我们只有以一颗“敬畏之心”,才能在物我杂糅的世界里,找到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

正文

,皆有因果。倘若因果颠倒,又该如何呢?人类便是这样的存在。人类,本是自然的产物1

,稳定而无法改变,是事物生来具有的品质,指涉物质层面;“文化”是事物具有区分或特殊性的标志,随着社会变迁而时时刻刻会发生改变,指涉心智层面。5

6。但这二者都是我们在事后观察和描述到的行为规律,谓之“果”。果不同于因,若将“自然”与“文化”看作“因”,这一前提性事实便违背了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因此,我们需将“自然”与“文化”当作问题去对待。在此基础上,人类学的任务变得极为明朗:超越问题。

“自然”的问题是我们为何相似,而“文化”的问题是我们为何相异。“文化”的相异难道是普遍的“自然”的附加之物吗?倘若这一结论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在如此“普遍”的天赋能力之下获得特定语言的习得能力呢?这是不言自明的啊!“文化”是否就意味着比“自然”更高级呢?曾有一古老的谜语:“什么生物出生时4 条腿,长大后2条腿,老了3条腿?”其实,这一生物(人)生长的过程,也恰恰是这一生物在文化条件作用下的结果。“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7

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把人类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野蛮、蒙昧、文明化8

当一方成为傲视群雄的文明人,必然会有沦为

低等下贱的野蛮或蒙昧存在的另一方,这是人类比较思维的天性。没有出现那个原始状态、没有那些“野蛮”和“蒙昧”的民族,文明人所谓的“文明”何以诞生?而这些言之凿凿的“真理”,就把平等的人类划分成了三六九等。欧洲饱学之士一句轻飘飘的“文明人”,将西方人与非西方人以“野蛮人”之名割裂开来。人类学便是从这样的“进化范式”中成熟起来的。

阿尔弗雷德· 雷金纳德· 拉德克利夫- 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倡导社会人类学专注于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奠定了社会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的现代形式,其《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一书在20世纪60年代被奉为圭臬: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

在剑桥大学求学时便被告知“社会人类学主要研究原始社会”。10

与布朗针锋相对的埃德蒙 · 利奇(Edmund Leach)从“结构主义”出发,“人类世”下我们的命运何去何从?——以《人类学为什么重要》为基础将社会生活当作纯粹的数学运算进行排列组合进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暂且不去提及利奇“我从来没有崇拜过拉德克里夫- 布朗”13

著名的“利费之辩”有助于我们深刻反思“我者”与“他者”的关系:利奇批评“本土人类学”方法,而费孝通先生则认为本文化研究和异文化研究就难度而言不分伯仲。16

”。

我们能从他者身上学到什么呢? A·欧文·哈洛韦尔(A. Irving Hallowell)就曾从印第安部落酋长威廉·贝伦斯(William Berens)那里学到了“活着的石头”。18

只有认真对待他者,我们才能学到我们在其他学科中学不到的“科学”,而“参与观察”的核心是要“我者”加入“他者”,共同探寻“如何生活”这一真问题。正如“生活是开放的运动而非封闭的系统”20

人民群众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22

再次回到“利费之辩”,我们惊喜地发现,费孝通先生在28年中划过的一道长长的思想弧线,展现了他对于认识论、普遍性、中国思想、人类社会的深度思考。正如梁永佳教授认为,从最初的“我者”与“他者”研究对象的表面分歧,到最后利费实现了殊途同归。23

而我们只有以走出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世界。四、分化与整合:人类学的使命人类学,顾名思义,是关于人类的学问。人类学起源于西方,如英国人类学家哈登(Alfred Haddon)认为人类学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24

随着三大分支的界限日益明朗,今天的“人类世”2222下我们的命运何去何从?——以《人类学为什么重要》为基础人类学整体框架却渐趋瓦解。28

随着分化的学科,我们越来越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辛勤耕耘,只顾脚踏实地,不知抬头看路。我们的视野也愈加窄化。马凌诺夫斯基亦认为,科学的人类学应当建立一个统一所有社会科学的审慎严谨的文化论;30

人类学的目的在于教育,即只有重建人类学,方可拓展视野,这是人类学的使命。如何重建人类学?答案很简单,走出“生物体质”与“社会文化”的死胡同,实现“自然”与“文化”的同一。我们的先祖从“狩猎——采集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再到如今的“生态文明社会”,本身就体现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不对等,文化的变化体现的难道不是自然的制约吗?我们的世界,既不能被表述为自然,也不能被表述为社会,只能介于二者之间。32

如何把握自然与文化的中间环节呢?弗雷德里克·巴尔特(Fredrik Barth)的“交易主义

在此,我们必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对照,才能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涵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我们在尊重自然法则——人类共同宿命这一前提下,做到超越自然法则——寻求所有命运相关成员的共识,为人类争取一个更好的命运或结局而努力。米健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在于“为着人类共同利益的目标建立一种所有民族国家都接受的世界秩序”;只有通过“价值观念”形成的“社会世界”共同体才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整个人类都认可的价值观念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基础。36

,而是改变生活的能力。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我们苦苦追寻的真相也许都只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已,这些都是静止的、平面的;而真正动态的、立

体的则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我们这个生命体本身便赋予世界以意义,从古至今,意义永恒。我们必须以一颗“敬畏之心”,在物我杂糅的世界里,找到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哪怕只有一瞬,便都弥足珍贵。借你我之手,圆守护之梦,最终达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人类世”下我们的命运何去何从?——以《人类学为什么重要》为基础

注释

  1.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导读第6页。 ↩
  2.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 ↩
  3.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导读第6页。 ↩
  4. 参见米健:《法以载道:比较法与民商法文汇》,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15页。 ↩
  5.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1、42页。 ↩
  6. “模因”一词由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参见[英]英戈尔德著:《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5页。 ↩
  7.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4页。 ↩
  8. 泰勒:《人类学》,密歇根大学平装本,第18-19页,转引自[ 英]马凌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
  9. 参见[日]中村俊龟智:《文化人类学史叙说》,何大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9、18-22页。 ↩
  10.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3、105页。 ↩
  11.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6页。 ↩
  12.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8页。低等下贱的野蛮或蒙昧存在的另一方,这是人类比较思维的天性。没有出现那个原始状态、没有那些“野蛮”和“蒙昧”的民族,文明人所谓的“文明”何以诞生?而这些言之凿凿的“真理”,就把平等的人类划分成了三六九等。欧洲饱学之士一句轻飘飘的“文明人”,将西方人与非西方人以“野蛮人”之名割裂开来。人类学便是从这样的“进化范式”中成熟起来的。 ↩
  13. 多晓奇:《埃德蒙·利奇:我从来没有崇拜过拉德克里夫- 布朗》[EB/OL].[2023-12-29].https://mp.weixin.qq.com/s/RYrqkeRe4WwKyQv_2FZjpQ. ↩
  14. 【演讲】谢晖:西北法学研究与中国法学流派[EB/OL].[2015-11-02].https://mp.weixin.qq.com/s/13iP8-OhWXWnNPV _ipmUew. ↩
  15. 参见罗意、张欣:《生态人类学的四个时代——基于“自然—文化”关系理论范式转换的分析》,载《青海民族研究》2023年第3期。 ↩
  16. 参见梁永佳:《本土人类学与多重普遍性:重新思考“利奇-费孝通之辩”》,载《民俗研究》2022年第6期。 ↩
  17.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 ↩
  18.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4-26页。 ↩
  19.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著名的“利费之辩”有助于我们深刻反思“我者”与“他者”的关系:利奇批评“本土人类学”方法,而费孝通先生则认为本文化研究和异文化研究就难度而言不分伯仲。 (4)那么,“我者”与“他者”之间,真的差异如此巨大吗?他们之间的鸿沟,真的无法弥合吗? ↩
  20.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0页。 ↩
  21.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9页。 ↩
  22. 《“五位一体”谱华章》,载《人民日报》2021年9月10日。 ↩
  23. 参见梁永佳:《本土人类学与多重普遍性:重新思考“利奇-费孝通之辩”》,载《民俗研究》2022年第6期。 ↩
  24. 参见王铭铭:《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9页。 ↩
  25.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页。 ↩
  26.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7页。 ↩
  27. 2024年 1月12日以及15至23日,在腾讯会议平台举行的“法律人类学精读计划”之“2024年寒假研读班”中王伟臣老师的观点。 ↩
  28.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导读第23页。 ↩
  29.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9-101页。 ↩
  30. [英]马凌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
  31. [日]中村俊龟智:《文化人类学史叙说》,何大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
  32.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导读第28页。 ↩
  33.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4-118页。 ↩
  34. 参见吕忠梅:《环境法回归路在何方?——关于环境法与传统部门法关系的再思考》,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5期。 ↩
  35. [英]英戈尔德:《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周云水、陈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0-21、146页。者”(transactionalists )以及“结构马克思主义”(structural Marxism)“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等思想,都指出了人在“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中的中介作用。(6)人同时是社会存在和生物个体存在。如环境法所调整的环境社会关系便超越了传统法律的“物”之属性而将视野拓展至“人与自然”;其他法律关注的是人的社会性生存,环境法同时还关注人的生物性生存。 (7)在整合人类学时,这些问题都亟需考虑。而人与世界,本就具有整体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种互动关系的网络中,生命得以繁衍,生生不息……如何拓展视野?那种“人类学的核心是民族志”的论断正确吗?民族志是人类学的全部吗?难道真的只有民族志就足够了吗?难道人类学家的作用仅仅是提供关于“异文化”的资料吗?人类学“民族志”的烙印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人何以为人?我们何以成为我们?如果各种田野调查材料仅仅只是躺在人类学家的案头或者成为民族志作品对于人类学作用与功能的发挥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的是思考,是教育,这是人类学之所以成为人类学的根基与命脉。人类学的目的在于通过田野调查中人类学家从他者的教育中学到的知识,进一步推测我们生活的条件和可能性是什么。 (8)人类学的目的不同于民族志的使命。如果仅将人类学局限于民族志,那么我们如何与艺术、设计、比较历史、建筑、博物馆研究等领域展开对话与合作呢?将自己陷入困境的做法显然不利于人类学的发展。我们今天的人类学,该有这样的勇气和魄力,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知路在 ↩
  36. 参见米健:《法以载道:比较法与民商法文汇》,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16-18页。 ↩
  37. 本文的“共生”理念是指“万物共生”,不同于“主体共生”。“主体共生”的认知立场,参见袁年兴:《族群的共生属性及其逻辑结构——一项超越二元对立的族群人类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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