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源的婚礼习俗比较繁杂，前文只是讲述
了其中的一部分。巧的是，沂源另有两则动物童话，一是言表两种动物以人类面貌结婚，一是言表动物想要与人类结婚，可以用来搭配着讲述沂源的其他婚礼习俗。孟子曾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 离娄下》）在经验世界，就生理本性而言，人分男女，动物分雌雄。到了沂源百姓的口中，就连山体都分牝牡。如此说来，男女婚嫁与动物合配存有相同的生理谋求。再至牝山牡山，都隐含着异性交合。朱熹注解孟子的论断：人和物，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唯有人，得天地形气之正而能全其性。（《四书章句集注• 孟子集注》）毫无疑问，人与非人纵然在生理的层面上有些雷同，但又终究不能简单等同。
儒家还曾强调：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圣人作礼，使人区别于禽兽。无可辩驳，人与非人的几希区别包含着前者能依礼行事。儒家还曾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记•曲礼上》）诸如此类，皆可指向人类实有必要依循婚礼结婚，方能最大程度地区别于动物交合。更有学者指出，动物的生命繁衍只是在复制它们各自归属的种类，促使物种进行非历史的延续；人类的生命活动则是以创造文化的方式推动历史延续。1
故此考查动物在童话故事中如何结婚，恰恰可以反衬出人类到底应该如何婚配。另外，还应关注到沂源的婚礼习俗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所流变，两则动物童话反倒仍是保持着传统底色。就此便有必要追问，以习俗流变作为审视背景，那两则童话在人类通过文化创造而推动历史延续的过程中流传，是否能产生某种功效？
而又能产生怎样的功效？一、 动物童话与婚礼破绽话说某年某月某日，天刚蒙蒙亮，袁老汉便起床吃了饭，接着就要出门去赶集。走着走着，仔细观望，四下里无人，团团浓雾由远及近涌来，天地间一片混沌。忽有一阵风扑来，吹淡了眼前浓雾，袁老汉抬脚继续走。周围静得出奇，若有一根裁缝针掉到地上，恐怕都能算是巨大响动。
袁老汉冲破了重重雾霭，转眼只见街道两侧尽是茶楼酒肆，各店家全都闭门谢客，门脸上无不挂着一盏昏黄有亮的灯笼，而灯笼上都贴着红纸双喜。袁老汉恍惚不知自己到底走到了哪里，轻声念叨了起来：“周围难道有人家正在操办婚事？可我明明看不到任何人。”又是一阵风扑来，擦耳的瞬间，叮铃铃几声，钻到了袁老汉的耳内。
他一听便知，那是铃铛的响声。探寻声源，迈步向前，一口气走出了五六十米。尽管眼前仍有雾气，却能看到一对新人正在朝街道尽头走去，男左女右，倒又只能看到他们的背影。新郎戴着棕红色的礼帽，穿着棕红色的礼服，一只手提着红灯笼，另一只手牵着驴。新娘横坐在驴背上，穿着一身赤红色的嫁衣，却没有蒙上红盖头。
袁老汉定了定神，琢磨了起来：“新人结婚，怎么只有俩人？好生奇怪，我还是头一回见到新人结婚只有新郎和新娘在街上露面的情形。难道他们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只要有爹有娘，免不了就会有些亲戚。新郎独自跑到新娘家接人，于礼不合；新娘独自跟着新郎成亲，同样于礼不合。”见有异象，袁老汉难免想要探究缘由，大喊了起来：“你们是谁家的儿女？不按礼数结婚，难道有何独特的原因？”那对新人继续向前，全无回复。
袁老汉想了想：“难道他们没有听见我的问话？”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追上去问问。袁老汉拔腿快跑，追到了跟前。新郎和新娘停下了脚步。袁老汉看向他们，未等张嘴发问，便觉察到了眼前颇显诡异。新郎和新娘的脸上都像是蒙着一层昏黄的油纸。
袁老汉上下打量，拔高音量问道：“你到底是谁？”听不到任何回应声，袁老汉愣在了那里，使劲摇了摇头。新郎新娘同时转身，向前走去。等袁老汉回过神来，抬眼望去，只见那对新人的背影越来越模糊，即将消失在街道尽头。袁老汉沉思低语：“今天的事，透着反常。怎么办？”举头仰望，天上无日，心中却有猫爪子抓挠。
袁老汉弯腰从地上摸起了一块石头，倒手扔了出去。耳畔又有铃铛响，石头飞向街道尽头，落到了那位新娘的身上。顷刻间，街道尽头扑哧一声闷响，平添了一团白雾。袁老汉跑了过去，眼睁睁地看着那位新郎变成了一只黄鼠狼，以最快速度钻进了路旁的杂草中。那头驴则变成了一只野兔，拔腿奔向远处。眼前只剩了那位新娘，稍稍片刻，同样变成了一只野兔。因被石头砸中，躺在地上直蹬腿，嘴里发出了唧唧唧的声音。它的脖子上挂着一串铃铛。转眼工夫，那串铃铛变成了马兜铃的果子。在临近的山上，马兜铃属于常见植物，果子的形状极似铃铛。因壳内有种子，经风一吹，亦可沙沙作响。
袁老汉呵呵笑了，轻声说道：“原来是几只畜生。哪怕你们能变成人，但终究不是人。无论你们怎么模仿人类，又怎会尽知人类的婚礼程式。”袁老汉刚要抬脚离去，却又站住了脚，冲着跟前的野兔念叨了起来：“你被我砸伤了，实在抱歉。人世间有大夫给人看病，畜生则只能自己给自己治伤。几年前，我曾亲眼见过，一只受伤的野兔，在山上寻找土鳖虫食用。那土鳖虫原是一种良药，最适合用来治疗跌打损伤。你去找几只土鳖虫吃吃吧。”袁老汉念叨完毕，便要扭头离去。故事结束。
访谈对象一概表示，不知本故事究竟起源于具体何时，只是推测动物如同人类，都有寻偶需求，而且断定人类婚配与动物交合在历史上应是同时起源的。据考古文物显示，先秦商丨激声特邀丨婚礼习俗与动物童话的法律人类学解读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就已经出现了二龙相交的图像。2
据访谈对象讲述，老老年间的某一天，风和日丽，许郎在山崖上砍柴，突然看见一男一女从天而降，直奔山崖底部，倒又不像是想要坠崖殉情，推测应是另有其他因由。许郎左思右想，悄然下崖，发现底部竟有深洞，洞中有一片水，周围崖壁上尽是红纸，一看便知，应是婚礼现场。兜兜转转，遇见了那位女子，经打听，方知此前从天而降的男性是八爪鱼妖怪。女子则是凡人，家住某村，被妖怪抓来配姻缘，紧接着便向许郎求救。他直达洞府最里面，只见那条八爪鱼仍以人形躺在石床上
阳侯却偏偏借机杀了缪侯，夺其夫人，于是后来废除了夫人参加大飨的礼节。休息，周遭倒是没有其他妖怪继续布置婚礼现场，抑或前来参加婚礼。真真让人疑惑，妖怪结婚，难道不需要把它的家人和亲朋请来凑喜吗？若是人类结婚，现场又岂会只有新郎和新娘二人。许郎挥舞着砍柴刀扑去。一番打斗，妖怪现了原形，被砍断了八条手脚，只剩下了一副残骸，终致身亡。许郎搭救了那位女子，二人最终结了婚。故事到此结束。不难看出，该童话的叙事主旨显然是英雄救美，但其中包含着动物想要与人类婚配的情节。
思想家和国学先贤刘师培曾指出，上古时期，女子乃一国共有，由是而生剽掠妇女的风气。如《礼记》云“阳侯杀缪侯，窃其夫人”即是显例。3
许郎追至崖底，看到了配红的婚礼现场，却没有见到男方亲众前来凑喜，无异于看出了婚礼的破绽。另一层破绽更是早已置于前，即许郎发现有人从天而降但又不似刻意坠崖寻死，关键还是一男一女从天而降，原本像极了相约殉情，心中便有疑问萌生，甚至感到诧异，于是想要一探究竟。许郎如同前一则童话中的袁老汉，缘何能看出眼前的婚礼存有破绽，盖因他们都依据婚礼习俗审视了眼前的婚礼。毋庸讳言，故事讲述以隐喻打底，而隐喻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理性。每当人们发现并不常见的事物或者事态反常，若感到诧异甚至惊讶，就极易借由好奇探究事物的内里。隐喻天然携带着迁移式力量，能引导人们把目光从一种领域转译至另一种领域，最终促使人们通过一种经验来理解另一种经验。5
，婚礼操办不仅需要塑造场景，还要配以色彩。前文曾言，在法律人类学的层面上，仪式宛如法律，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约束力。因仪式需要在特定的场景中完成，而场景又需配色，故此场景配色同样具有一定的规范性。色彩又会如同婚礼器物，虽是哑巴道具，但会借着场景塑造替人表达心中的认知观念和意义寻求。纵观两则童话，清晰可见，故事中隐含着婚礼操办的色彩叙事，而红色恰是沂源婚礼的主色调。法学领域的已有研究曾关注到红色具有警示隐喻。诸如红头文件、红绿灯和红色印章等，每当人们看到此类事物示以红色，就会知晓它们的重要性和权威性。6
首先就婚礼的外观装饰来看，按照沂源习俗，结婚当天，新郎要穿红色（赤红或棕红）上衣，下身裤鞋的颜色或黑或蓝，新娘同样要穿红色嫁衣，皆由各自的父母置备。始自上世
沂源百姓操办婚礼还会使用大量红纸装饰婚房。一则要在婚房内张贴剪纸双喜；二则要用红纸把婚房窗户裱糊起来；三则要用红纸包裹平时用来捣蒜的蒜臼和蒜锤，摆在婚房的窗台上。由婚房内转至婚房外，新郎家中和新娘家中若有平时用来磨面的石磨，结婚当天更应在上面铺压红纸。新郎前去迎接新娘时，一路上，若遇见水井、石头器物（譬如石桥和百姓用来滚压粮食的石碾），还有水泥器物（譬如电线杆），需在井口和各种器物上面铺压或张贴红纸，直至新娘所在村庄或社区的内外交接路口。去时回时，依循路向，各压贴一侧。以新娘家的院落或楼栋为起点，以村庄或社区的内外交接路口为终点，若有水井、石桥、石碾和电线杆，则由新娘的家人压贴红纸。另外，新郎家需提前备好吉利纸条。制作方式便是把红纸剪成条状，每张上都写好“大吉大利”四字。用途则是新郎前去迎接新娘时，沿路选择一些树木，张贴在齐人高的主干上。
若要追问婚礼操办缘何要使用大量红纸并准备红色衣装，那就不得不关注到背后的天父地母信仰。在沂源百姓的思想观念中，天为父，地为母，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皆是天地的子女。既然如此，子女结婚，无论如何都应让天父地母参与其中。关键问题是，人和天地并丨激声特邀丨婚礼习俗与动物童话的法律人类学解读不具有真切实际的血缘关系！铺设红纸和身穿红衣，恰恰可以在天地间构设出红色景象，而红色正是血液的颜色，以此便让人和天地具有了拟制的血缘关系，促使大婚吉运在天父地母的怀抱中周流贯通。搭接着路边的红色陈设，如果说天覆地载宛若一条血管，一男一女穿着红衣在天地间行进，那就像极了一股血液在血管里流淌。况且以红纸红衣贴附血液的颜色，还可以兼取血液最有生命力的象征寓意。尤其是红衣随着人以动态景象出现在飘红的扬尘古道上，更会昭示出半黄半灰的山川之间蕴藏着滋滋不息的生命力。
再者，百姓平时使用那些石头和水泥器物，若有不慎或维护不佳，极易造成伤亡事故，因而石碾和电线杆被百姓称作青龙，石磨则被称作白虎，方有青龙或白虎吃人、吃孩子的传言。不难看出，青龙和白虎称谓，暗含拟人手法，透视出百姓把那些器物塑造成了似有生命的事物。既然那些器物亦是天地的子女，那就跟人类暗存拟制的血缘牵连。在上面压贴红纸，便是要让那层血缘牵连通过肉眼直观的方式凸显出来。说到底，无非是要赋予它们一副温情面貌，避免它们再冷冰冰地示人且伤人。人们平时从井中取水，而井口极易发生坠水危险。井底的泉水被百姓视为地母的血液，但水井本身通常是由石头垒砌起来的。在井口铺压红纸，寓意同样是要拟制出人和水井的血缘牵连，故此便可以不用再担心结婚吉运在天地间周流时会落入水井而受到垒石的拘狎。摆在婚房窗台上的蒜臼和蒜锤皆是用石头刻凿出来的。用红纸包裹的寓意同样是要赋予它们一副温情面貌，摆在婚房窗台上的寓意则是要阻拦邪祟潜入婚房而影响新婚夫妻同眠。
新郎接迎新娘临近家门时，新郎的家人会点燃两串红色鞭炮。追索寓意：一则通过响声正式告诉天父地母，更盛大的婚礼即将开始；二则通过响声向更大的范围内宣示响声源发地有喜事，欢迎大家前来赶场凑喜；三则表明喜气如同鞭炮炸响后的红色表皮，随着响声落了地，以至于满地着红。鞭炮燃放完毕，由新娘完成扽性子和换饭等仪式，接下来要由新郎的家人捅破此前裱糊在婚房窗户上的红纸，取其寓意，新娘进门，应该破除一切隔阂，让新郎新娘两条血脉在同一间屋内交汇。此前用红纸裱糊窗户的寓意则是要让大婚吉运在婚房内汇聚，凸显出此房不同于普通的彼房。既然新郎新娘已进入婚房，那就可以借着他们凸显出此房是婚房，促使红纸糊窗的意义渐失。捅破红纸反倒还会有另一番寓意。除了婚房内，新郎的家人还会在院子里和院外周遭街巷的显眼位置张贴若干红色的剪纸双喜，意在让外人一看便知眼前或近处是婚礼现场。
无可辩驳，百姓操办婚礼致力于打造红色场景，其实并非只是为了烘托喜庆氛围。天父地母信仰在其中发挥着统领作用。它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儒家曾强调：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生养万物者乃天地，而天地便被塑造成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的父母。孔子还曾指出：天地不合，万物不生。（《礼记•哀公问》《孔子家语• 大婚解》）传统注疏：夫妇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礼记正义》）4唐代史学家杜佑曾梳理先秦以来儒家义理，引述的史事中记有一言：人子之生，必有天父地母之道。（《通典• 卷八十一•礼四十一》）清代文学家许奉恩在其带有道教底色的故事讲述中记言：嫁娶之约，姆所亲许，天父地母，实所与闻。（《兰苕馆外史• 卷三•仙露》）据学者梳理，传统文化言表的天，大致有五种指涉：一曰物质之天，而天地相配；
二曰主宰之天，乃人格化的存在；三曰人生中无可奈何者，天即人们用来刻画自身命运的叙事代码；四曰自然之天，乃指大自然的运行；五曰义理之天，乃宇宙的最高法则。7
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沂源百姓运用红纸红衣极大地拉近了人和天地的距离，甚至运用拟制的血缘关系牵连起了双方，促使天地在人们的观念中成为了宛如近在眼前的生身父母。若要深究背后的寓意，上天若非主宰，百姓恐怕就没有必要再去主动拉近距离。既然能跟上天谋合论亲，那就说明百姓眼中的上天又并非不讲人情的冷漠主宰，于此上天作为主宰的寓意会有所弱化。在石磨、石桥和石碾，还有电线杆上压贴红纸的潜台词在于诸物凶险，但人们可以借用天父地母信仰予以破解，更能说明人格化的天父地母会听从百姓的殷殷召唤。正如儒家所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 周书•泰誓中》）上天作为主宰的寓意渐趋于无，就此塑造出的便是天人合一，而红纸红衣则是促成天人合一的必备道具。
史料中虽有天父地母信仰的相关记述，但不曾详细交代男女结婚要构设出红色景象的儒道文化缘由。因此可以断言，天父地母信仰有其历史来源，民间百姓则凭借自主思考做了延伸表达，或者说百姓始终都是在传统儒道文化的延长线上思考婚礼操办事宜。那些延伸表达原是民间自生自发的事物，透视出传统儒道文化生发且长成于民间，一直深受百姓呵护和爱戴。据访谈对象所言，男女在红色场景中结婚，只是因为世世代代如此，人人都应遵循。
透过此言可以看出，习俗的产生端赖约定俗成，因沿习已久，而且内有符合百姓心意的寓意设定，遂有规范性和约束力。所谓世世代代如此，隐含着百姓默认习俗有其历史来源，而
且在民间传承有序，但关注的重点又并非习俗在历史上起源的具体时间节点和文化机理，于是便用模糊的“世世代代”一词来涵盖可以无限往前追溯的寓意。再来看具体的场景打造，以红色的剪纸双喜为例，若要追索它在历史上的起源，不仅需要考查纸张在历史上的诞生，还要追索古人究竟是从何时方有能力从自然界的原料中提取出红色染料，用来染纸，更要追索到底是何人发明了用剪纸双喜来标示婚礼。造纸术诞生在汉代，蔡伦居功，确切无疑。8
最令人惊叹的是，百姓认为深井泉水堪称地母的血液，而汉代的道教文献亦曾强调，泉水乃地母之血。（《太平经• 卷之四十五》）有此高度一致的论断，其实并不难理解。百姓衣食端赖土地出产，把大地视作母亲，便是以拟人手法表达情感。既然土地如母，那就可以按照母亲的身躯构思大地。于此更能表明道教文化扎根在民间未必需要百姓知晓其确切的历史来源，即传统文化在百姓的认知中哪怕会脱离其确切的历史来源，却仍能在眼前当下借着百姓的思考获得表达。据史料记载，道士传阴阳、占繇、符架之术，能厌劾邪祟。（《新唐书•列传•卷一百二十九》）用红纸包裹蒜锤和蒜臼，再摆入婚房，便是民间的一种厌劾技法，同样属于传统道教文化的范畴。
婚礼习俗与动物童话的法律人类学解读在法律人类学的层面上，除却红色，红衣红纸和红色鞭炮本身亦是百姓操办婚礼必用的器物道具。若要追问它们究竟是标示婚礼的符号，还是标志，尚且需要区别看待。9
追索婚礼道具究竟如何表达它们的寓意，尤其是就符号来说，百姓一旦把群体社会中各方都认可的某些价值观念化作符号，那么符号就是对群体观念的浓缩化和简洁化表达。尽管符号的形成通常都会遵循化繁为简的孕育逻辑，但人们见到符号反倒又会展开由简到繁的解读，以便于获知隐藏在符号背后的群体观念和相关的行为规范。因符号承载着群体观念，并且背后隐含着人们的集体认同，故此人们看见它时并不需要思索良久才能解读出它要传递的信息。尤其是看到常见符号，解读时间往往只需一秒两秒，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犹如街头的红绿灯，各种颜色交替闪烁，其实是在无声地宣示交通规则。探究背后的寓意设定，规则的存在一旦通过符号体现出来，无疑可以起到迅速传递信号的功能，以至于人们无需刻意言说规则，只需看上一眼，就会知晓规则近在眼前。11
反观童话故事，袁老汉在街上见到红纸双喜和许郎在崖底发现崖壁上尽是红纸，便断定眼前应是有人结婚，而断定的依据正是婚礼习俗的色彩叙事和符号叙事。相较于法律的存立依赖国家的颁布出台，并且就此获得权威性和规范性，习俗虽然只是一种扎根在民间的非法律规范，但它具有的规范性和权威性并不亚于法律。搭接着故事来看，袁老汉和许郎依据习俗审视眼前所见，潜台词便是认定习俗具有规范性，无异于宣示人人都要按照婚礼习俗缔结婚姻，甚至毫无例外可言。因习俗在民间广为流传，故此会成为不容各界置疑和挑战的常识。又因习俗会受到百姓的群体认可，于是它在民间流传还会成为百姓的群体共识。常识和共识相加，便塑造出了习俗的权威性。更重要的是，婚礼习俗的色彩叙事和符号叙事于史有据，受到了世世代代百姓的共同守护，故此只宜高估婚礼习俗的权威性而不能低判。到了故事中，就连动物都会按照人类的习俗办理婚事，以至于打造出了红色的婚礼场景，转喻便是强调人类更应该按照习俗结婚。如此说来，动物化人结婚的故事，包括动物想要与人类婚配的故事，俨然是对人类的婚礼习俗做了放大式的刻画，而童话故事的流传又会有助于提高婚礼习俗在民间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按照天地乃万物父母的逻辑，故事如果只是刻画人类与动物共天而戴，有亲缘可言，那还在儒家文化的论域内，最是契合宋儒张载“民胞物与”的论断。百姓借用红衣红纸映衬和表达天父地母的观念，并且塑造人与非人的亲缘联系，甚至可以算对儒家文化做了更加具象和生动的演绎。故事一旦言表动物可以幻化成人，则会转入道教文化的论域。动物如同人类那般结婚，最显奇幻，而奇幻的造就隐含着儒道互融。因沂源的婚礼习俗契合儒家文化的地方明显胜于契合道教文化，并且动物化人结婚的故事隐含着对人类婚俗的放大式刻画，因而故事讲述的打底逻辑便是借用道教文化放大刻画了儒家文化。关键问题在于，袁老汉断定动物化人结婚无非只是在模仿人类，许郎同样看出了眼前婚礼存有破绽。故事如此讲述，明显又会逼退道教文化的浮现。袁老汉和许郎缘何能看出眼前婚礼存有破绽，所凭藉的正是婚礼操办的另一番儒家文化叙事。
刻画婚礼的外观，并且借由种种寓意打造婚礼的场景和氛围，那就必然还会有另一番叙事填充在其内，方能促使婚礼在结构上因内外结合而变得充实完备。按照沂源习俗，新郎迎接新娘，去时的确不是只有新郎一人，回时亦非只有新郎新娘二人。具体说来，婚事当天的早晨，新郎洗脸装扮完毕，就要带着其弟其侄，还有其他愿意帮忙出力并且爱热闹的男性族人或朋友，前去迎接新娘，最好能伴着太阳升起迎回，寓意是期翼婚后生活蒸蒸日上。新郎还会在其弟其侄和朋友中挑选两位伴郎，亦可提早确定。出发前，新郎不必带着人在自家吃饭，而是要去共食新娘家赶早备好的饭，意义在于促使两家越发成为姻缘一体，表明姻缘一体中并非只有新郎，而是还包括他的弟侄。甚至可以认为，弟侄便是新郎家人乃至族众的代表。
新郎带着人去迎接新娘，一路上走走停停，压贴红纸，进入新娘家中，通常会吃一顿饺子。无论新娘想要穿何种颜色的鞋，只要穿好，就在床上坐定，不能再下地行走，且等最终由新郎抱出门。按照传统习俗，新郎会把新
娘抱到马背或驴背上，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要把新娘抱到农用独轮车上，始自九十年代，则要用拖拉机或汽车接人。新娘穿好鞋，缘何不能再下地，寓意便是其人一旦有了新娘的模样，就不能再像庄稼那样把根系扎在娘家的地里，而是随后要扎在婆家的地里。
在新郎抱出新娘之前，新郎带来的人会问新娘愿不愿意嫁给新郎，是否心甘情愿出嫁，新娘的亲朋则会问新郎爱不爱新娘，并让新郎承诺日后善待新娘。有的新娘至此还有可能并未穿鞋，其亲朋把鞋藏好，且等新郎搜找，再亲手给新娘穿好。新娘还可在其妹妹或侄女和朋友中挑选两位伴娘，同样可以提早确定。
众人闹场，形式不一，全由伴郎和伴娘带头，以图热闹，烘托喜庆气氛，透露着狂欢精神。所谓狂欢精神，意指人们在平时的生活中，被不宜突破的身份等屏障区隔开来，一旦进入狂欢状态，就会从平时的身份关系中解放出来。
平时生活中的各种规矩和限制一旦被消解，人与人即可采用坦率的语言，以自由随意的姿态亲近。12
趁众人闹场的工夫，新娘的家人会以最快速度把新娘的嫁妆搬抬到新郎带来的车上。且等闹场结束，新郎抱出新娘。按照传统习俗，新娘临行前，应冲着父母哭泣，意在表明从今往后不能每日都在父母跟前尽孝，若从最终归属上论，甚至不再属于娘家人，难免要表达不舍之情。近年来，哭泣者渐少。因娘家嫁女并不等同于抛扔女儿，故此必会安排人相送，即一直跟着新郎把新娘送至婆家。相送者，沂源人俗称嫁客或送客。如果由新娘的父亲相送，恐会引人猜测新娘的娘家人口稀少。由新娘的大爷或叔叔（新娘父亲的亲兄弟或堂兄丨激声特邀丨婚礼习俗与动物童话的法律人类学解读弟）担任嫁客，则会凸显出新娘的娘家人口并不稀少。仍是因为娘家人堪称外嫁女性终生的护卫后盾，故此在婚礼中透露娘家人口的多少颇有意义，以免新娘的婆家人日后会因为儿媳的娘家人口稀少而冒然欺凌。如果新娘有多位大爷或叔叔，从中选择一位即可。选择标准，一要看哪一位愿意或能抽出时间充当嫁客，二要看哪一位的生肖属相跟大婚当日的天地运势更合。因生肖和天地运势匹配颇显繁琐，故此百姓把第一条标准看得更重。若要避免吉运流失，大可让嫁客在自己的耳朵上夹一截红纸，借用天父地母信仰和红色代表血液的那套叙事佐成。鉴于新娘跟其舅舅亦有血缘关系，因而舅舅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嫁客。由此还能在婚礼中勾连起结婚当事人以外的第三姓即第三家，有助于全方位塑造姻亲关系。新娘若有多位舅舅，同样只需选择其中一位。
新郎带着新娘一路前行，若遇见了另一对新郎新娘，应让两位新娘交换手中的红色手帕或戴在手指上的顶针。无需她们亲力亲为，由两位新郎或各自的弟侄代劳即可。新娘携带手帕，方便擦手擦汗。顶针则是女性日常用来做针线活时方便推动穿针的配件，颜色或金或银。新娘戴着顶针前往婆家，取其寓意，便是要告诉婆家，其人在娘家时并不懒惰，擅做针线活，一并承诺，日后在婆家同样不会懒惰。
新娘换件的寓意在于凸显出双方在同一天结婚，必是有缘人，理应相互贺喜。更重要的是，结婚当天，双方既然都用红纸红衣刻画着她们跟天地暗存拟制的血缘关系，宛若人体的两条血脉岂能全无交集，因而新娘换件的寓意就此便是要刻画出双方跟天父地母暗存的两条血脉存有交集。路上若有许多对新郎新娘相遇，那就走走停停依次换件。
随礼的另一种称谓，叫做随份子，意指你家有事时，我给出些许物资，我家有事时，你同样给出些许物资，促使你家事情中有我的一份财力而我从你家分享了一份喜气，以此打造出你中有我而我中有你的交往秩序形态。13
因它承载着交往双方的情谊，故此礼物互换是情谊传递的象征形式。14
在司仪的主持下，新娘需在婚宴大厅的门外暂且等待。新郎整理衣装，收拾停当，再让人打开门，迎接新娘在父亲的陪同下，手捧一束鲜花款款走来，最终由新娘父亲把女儿的手交到新郎的手里，是为正式交接。按照传统习俗，新娘父母无需赶来，始自2000年前后，却成了婚礼的必到嘉宾，但不会随着新郎迎接新娘的婚车赶来，而是自行到此。司仪会分别问新郎新娘，无论贫困富有还是灾病健康，是否会终生守护彼此。等新郎和新娘先后答是，再让双方互换戒指。接下来还要把新郎新娘领至双方父母跟前，新郎冲着岳父岳母喊爸妈，而岳父岳母会给红包，俗称改口费。新娘亦冲着公婆喊爸妈，顺势收获改口费。婚礼往下进行，伴郎伴娘站作一排，新娘背对着他们抛扔花束，让他们抢接。取其寓意，接到者可以接续今日新郎新娘的吉运，将会结婚。以上四项仪式，在2000年以前并不存在，在2000年以后越发流行。再往下，新郎新娘需赶往每桌亲朋跟前敬酒，最需重视新娘大爷或叔叔和舅舅所在的那桌宾客。据访谈对象所说，如此做法，恐是自古至今一以贯之。等新郎新娘挨桌敬完酒，亲朋们大可随意吃喝，直至吃饱散席。
转天新郎新娘要去新郎姥姥家祭祖，即祭拜已故先人，俗称上喜坟，亦可选择婚后第四天去。第三天回门，新娘的父母同样需要宴请亲朋。等新人回到新郎家，再去给新郎自家的已故先人上喜坟。正如宋代诗人陆游所言：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活人与死者岂会全无牵连。按照沂源的婚礼习俗，新郎新娘无论去哪里祭祖，寓意皆是要把后代结婚的消息象征性告诉已故先人，并让先人象征性“认识”新娘。坟头尖顶上所压纸张，不再使用其他时间祭祖时要用的黄色火纸，而是改用红纸，以此凸显喜气。坟前祭拜时，还需燃放鞭炮。因新娘的母亲于新娘的姥姥家而言已是外嫁女性，新娘又于娘家嫁到婆家，意味着新娘离其姥姥家先人越来越远，故此新郎新娘不必去新娘姥姥家上喜坟。相较于新娘的舅舅在婚礼中已然担任重要角色，新郎的舅舅则不会被委以重任，而只是作为贵宾，再配以祭祖环节有去有不去，便可以算是同等看待新郎姥姥家和新娘姥姥家。至于何时去给新娘的娘家先人上喜坟，由新娘的父亲决定。喜坟上完，婚礼的全部流程即告结束。
纵观沂源的婚礼习俗，婚姻缔结显然还隐含着亲缘叙事，即一家婚事牵连着血缘亲众和姻缘亲众的种种联动。于此仍是契合传统文化。尽管儒家曾指出婚礼是要合二姓之好，但六礼中另有玄机。具体言之，纳采即采择之礼；问名是指打听女方（未来新娘）母亲的姓名；纳吉是指男家卜测运势，告诉女家；纳征即纳聘财；请期是指男家不宜自专，使人请示女家接下来能否选择大婚日期，女家示以同意，再由男家选择婚期并告诉女家；亲迎即新郎亲自迎接新娘。（《礼记正义》）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婚姻缔结起于纳采，男女两家已经开始互动，男方自会知晓作为结婚当事人的女方的名字。问名环节，难道还要去问女方的名字？打听其母的名字，本质上就是要知晓其母亲的娘家。到了沂源婚礼中，新娘的舅舅恰被委以重任，而舅舅正是新娘母亲的娘家人。如此说来，男女结婚固然是双方两家的事，但还牵连着作为第三方的舅舅家。上喜坟又无异于儒家言表的上事宗庙。凡此种种，皆表明沂源婚礼的亲缘叙事高度契合儒家文化。
反观童话故事，袁老汉见到有人结婚，但又发现只有新郎新娘二人在街上露面，既无伴郎伴娘相随，又无嫁客随送新娘，故此断定于礼不合。袁老汉口中的礼，无疑是指婚礼习俗。到了八爪鱼掠娶凡人女子的故事中，许郎发现婚礼现场冷冷清清，若不是因为知晓婚礼习俗，又岂会产生疑问，妖怪结婚，其亲朋难丨激声特邀丨婚礼习俗与动物童话的法律人类学解读道不需要到场？凡此种种，皆表明婚礼习俗何止是百姓审视眼前事件的基本规范依循，甚至还成为了人们思考和评判眼前事件是否反常的首要依据。儒家曾言：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若不遵循婚礼结婚，双方哪怕仍然是人，只怕他们的心中早已开始涌动着兽性。两则童话讲述的恰恰不是人类按照常规结婚的故事。打底的寓意无非是要告诉故事的受众，娶嫁双方如果是人，断不会违礼悖俗而结婚。如此说来，两则童话俨然还能算是讲述人作为人应该如何结婚的教科书。
儒家曾言：礼者，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 曲礼上》）礼仪的功能指向尤显完备。到了八爪鱼的故事中，它幻化成人，何止想要跟真正的人类婚配，甚至采取了劫掳策略，纵然在崖底塑造出了婚礼习俗的色彩叙事，但终究只是仿造了婚礼的表象，无从谈及儒家六礼。至此说明，动物即使以人类的面貌示人，但它们依然摆脱不了自身原有的兽性，致使礼仪的功能全无显现的空间。山野崖洞与村落各有居住者，原本两相区隔，但山野妖怪的寻偶需求会向周围村庄辐射，便把人与非人、村庄与山野绑定在了一起。八爪鱼劫掳凡人女子落入山野崖洞，可以解读为八爪鱼原是有意远离人居村落，透露着它不想与人群为伍的非人类本性，故此落入崖洞隐含着躲避人群的寓意。在打斗中，妖怪现出原形，更属于对兽性的唤醒和极度展示。因八爪鱼劫掳女子在先，自然就为后续遭遇杀害埋下了伏笔，亦可说是八爪鱼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以动物妖怪喻人，恰是本故事的教科书寓意所在。
叙事主旨无非是在强调，人类若要谋求婚配，断不可采取劫掳策略，否则就会为后续遭遇惩罚埋下伏笔。唯有依循礼俗结婚，方能算是正当合宜的。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戒指作为婚礼用
物，于历史来源和文化起源上历经周折。清代学问家顾张思征引汉代卫宏的《汉旧义》和许慎的《五经要义》等文献而指出：戒指原是古代宫廷用以记事的物品，甚至属于用来宣示禁戒或戒止的标志。具体言之，古代帝王广娶后妃。无论其中的哪位，一旦被帝王看上，宦官就会记下她侍寝的日期，并在她的右手上佩戴一枚银色戒指作为记号。当后妃出现妊娠反应，宦官一旦获知，就要在那位后妃的左手上佩戴一枚金色戒指，以示戒身。顾张思还曾征引《晋书•西戎传》指出：大宛风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环作聘。男子戴戒指始于《广韵》引《续汉书》云：孙程十九人立顺帝，各赐金釧指环。（《土风录• 卷五•戒指》）除了历史上的大宛风俗原以戒指作聘以外，23另有学者指出，始自十四世纪，戒指由中国传入欧洲，同样是婚姻信物。16161616
既然始自2000年前后，沂源婚礼上出现了新郎新娘互换戒指的环节，那就表明当代婚礼有其向着传统文化回归的指向。只是古代宫廷的用物早已在表意内涵上发生了转变，而成为了新郎新娘象征性约定终生的信物。因戒指的表意内涵发生转变是它从中国传入欧洲以后的事情，故此当代中国的新郎新娘借用戒指约定终生，在整体样态和中西文化交接的层面上，还隐含着器物外传和寓意重塑且回传的历史维度。两则童话中都没有出现新郎新娘佩戴或互换戒指的情节，说明童话故事具有一定的固化属性和封闭性，即它们未必会因为社会发展和自身流传便要出现相应的情节增设。
化，但就它的整体样态来说，恐怕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前文曾指出，沂源的婚礼习俗中囊括着明代史事，其实已经能表明前者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转入当代，沂源的婚礼习俗依旧宛如容器，接受百姓往里面填塞各种新式习俗。究其显著表现，既然百姓操办婚礼时积极打造人和天地的血缘联系，那么以红衣红纸比附血液必是最佳选择。始自2000年前后，越来越多的新娘反倒更愿意身穿白色婚纱。血液的颜色怎会是白色。以白色婚纱取代红色嫁衣，透视着婚礼流变。
追索新娘穿白纱的文化起源，西方基督教强调，追随上帝者，需要买白衣穿上，不让赤身的羞耻露出来。（《圣经• 启示录》3:18）信徒娶妻时，新妇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启示录》19:7-8》）清晰可见，新妇穿白衣，隐含着示以圣洁的寓意，而白色婚纱即是白衣，由细麻衣演变而来。基督教还曾强调，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引人赶去，就如同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启示录》21:2）以此为据，婚姻有其特别的喻表。耶稣基督堪比新郎，圣城或教会原是由他的信徒组成的群体，则宛若新妇。耶稣基督与教会不可分离，就如同新郎和新妇永世不分。
由是而起，方可宣称，无论贫困富有还是灾病
健康，都要彼此守护，再交换戒指，作为相互示以忠诚的信物。17
另据国家宗教事务局在2021年发布的《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第7 条规定，宗教教职人员理应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推进外来宗教中国化。仅就调研考查过的几十场婚礼来说，全无任何宗教教职人员出现，而婚礼司仪并非基督教信徒，由此凸显着中西差异。在西方人的婚礼中，且不论新郎新娘的父母是否会到场，作为宗教教职人员的牧师，因要担任司仪，必会到场，备受瞩目；18
更重要的是，徒有新娘着装更改，并不会打破中国婚礼的原有流程。具体说来，沂源百姓如何操办婚礼，背后的事理代代流传，整体流程一仍其旧。新娘着装更改，并未脱离整体丨激声特邀丨婚礼习俗与动物童话的法律人类学解读流程，而是仅在流程内部，于婚礼的色彩叙事上出现了变动。毫无疑问，新娘着装更改与婚礼整体流程明显是囊括与被囊括的关系，无法撼动婚礼背后的天父地母信仰。恰如沂源百姓并不排斥白色婚纱，但同时依旧会用红纸压贴各种石头器物，并且用红纸装饰新房。换一种角度来说，正是在中国传统婚礼古今传承的过程中，西方的婚礼着装文化借由民间力量悄然嵌入。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西方文化嵌入中国社会，并不曾针对婚礼流程展开大幅度的拆解再重组，故此所谓嵌入仅指并合，最终便促使沂源婚礼通过流变容纳了中西文化的并存。说到底，中国婚礼的整体流程在保持原有传统文化底色的基础上，因有外来文化的加入，出现了元素增设。新娘着装的流变，仅是外来文化加入中国婚礼的具体落脚点。于此可以把西方文化嵌入中国社会而促使中西文化并合的事态景象和叙事逻辑，称为文化嵌合论。
追索中西文化嵌合的理论依据，按照基督教的记述，上帝曾告诫世人，除了我，不可再有别的神。爱我且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圣经• 出埃及记》20:3-6）无可辩驳，基督教不具有包容性，上帝信仰无法跟其他信仰并存。以此审视中国沂源的婚礼，新娘着装更改，透露着白衣背后的上帝信仰会对红衣背后的天父地母信仰构成驱赶，故此中西文化嵌合的理论依据并不在于西方的基督教教义。反观中国文化，孔子曾强调，君子和而不同。（《论语• 子路》）
意指人群中的你我没必要事事保持一致，彼此不妨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不同而和即君子。19
哪怕乡村百姓并不了解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以民间为故乡，百姓不了解的恐怕只是儒家的文化理论，能在民间自生自发的则是儒家文化的原生态样貌。鉴于沂源婚礼中还隐含着道教文化，因而婚礼背后中西文化的嵌合其实就是儒道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交织并存。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扎根的一种重要表现便是，断其西方来源根基，同时还要跟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积极谋合。
若要追索新娘着装更改的社会起因，难免要探究中国本土到底是何人最先穿着白色婚纱结婚。遍查文献，于史难考，但有一桩婚姻在1935年曾受到各界关注。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熊希龄，于2 月9日迎娶同时在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任教的毛彦文。婚礼地点选定在上海的西藏路慕尔堂。新郎穿着蓝袍黑褂，新娘则穿着妃色礼服，身披白色婚纱，由朱葆元牧师证婚。转天便有不少新闻稿出现在了《时事新报》《苏州明报》《东南日报》等报纸上。20
同年同日，教育家沈心工的儿子沈葆琦和袁惠芬大婚，请蔡元培担任证婚人。婚礼上已然出现西式誓词，即新郎新娘相互宣示，无论贫困富有还是灾病健康，都要彼此守护。转天的新闻稿便题为《创新式结婚仪式》。21
再至上世纪四十年代，署名为惠惠的作者，通过文学作品讲述新娘身穿白色婚纱的潜在用意是要宣示爱情圣洁，而且字里行间透视出惠惠大有要替中国所有女性发声的寓意。22
查阅上世纪以来的中国法律，全然找不出哪条规定曾要求新娘如何着装。按照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新娘无论是穿白纱，还是穿红装，都取决于自己的审美喜好。在婚礼流变的层面上，新娘穿白纱固然可以算是一种新习俗，但新习俗的造就隐含着另一项规范在社会上酝酿，即流行性价值准则。所谓流行性价值准则，是指某种做法在社会上流传，因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其中的价值负载或寓意设定，遂使那种做法逐步跃升成了具有规范性、约束力和感召力的做事准则。毫无疑问，若没有流行性价值准则在社会上酝酿，怎会有新习俗的诞生。在沂源，新娘穿白纱于2000年前后开始流行，足见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婚礼流变并没有立即在乡村世界广泛落实。
沂源缘何相隔六七十年才有此流行？总结一众访谈对象的讲述，盖因2000年以来大批量的西方影视作品通过各种媒介出现在了乡村百姓面前，新娘穿白纱的画面总能引人想象可以借用白色象征爱情纯洁，于是百姓就有了想要模仿的念头。更有影楼和婚庆等各种商家，总是在宣扬新娘穿白纱之美，甚至直接出售婚纱，以此为百姓接受西方文化提供了便利。若要在历史发展的层面上，综合审视和考评新娘着装更改的社会起因，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婚礼流变，作用于西方文化入驻中国婚礼，无异于做了一场历史实验，甚至可以算是为西方文化跨越六七十年广泛入驻乡村世界开拓了前路。
转至2000年前后，因商界和各种媒介一时推
崇，难免会促使历史前路和后续发展相接，便极易造就一时的流行文化，故此沂源百姓自2000年以来选用白色婚纱作为结婚衣装便是一种流行性风尚。鉴于新娘穿白纱已经是中国婚礼的组成部分，不可避免还会引人追问，能否把背后的规范依据称为礼？答案若趋于肯定，依据无非只是西方文化已经被中国传统礼仪包裹。如果仅仅据此就要断定西方文化已经被转化成了中国的礼，恐怕会有牵强之嫌。新娘穿白纱毕竟不是中国本土的原产事物，故此把背后的规范依据确立为流行性价值准则更显妥当。另有一点不得不提，即中西文化嵌合表明婚礼属于人为建构的产物。百姓每做一事，每用一物，皆有其相应的寓意设定，恰恰是人们积极建构婚礼的具体表现。既然婚礼出自建构，那就表明其中的用物能来便能去，因而中国婚礼在将来极有可能还会继续流变，难保不会表现为新娘普遍改穿红衣，潜台词便是向着本土传统文化回归。有鉴于此，更有必要把新娘穿白纱的规范依据确立为流行性价值准则，顺带还可以凸显出它能来能去而有极强的流动性，端赖社会上已经或将要兴起怎样的审美导向，并且能否引来相应价值观念的大面积流行。
转入婚礼操办的亲缘叙事，变与不变，尽在家族观念。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家族观念的确早已淡化。学界甚至流传一种论断，即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传统社会俯拾即是大家族的景象必将隐入历史。人类学家费孝通则指出，学界缘何会有传统社会俯拾即是大家族的说法，恐怕只是因为受到了《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以家族生活为叙事场景的影响。就传统社会居家的真实情况来说，最常见者，其实只是以三代人而又四至六口居住在一起。
另有学者指出，追溯至清末中西交接，当时已经身在市民社会作为个体存在的西方人赶赴中丨激声特邀丨婚礼习俗与动物童话的法律人类学解读国，尤其是到达明清以来宗族活动最活跃而又西方人最容易到达的东南沿海时，伦理宗族的经验感知的确俯拾皆是。经考证，传统宗族一旦趋大，就容易跟朝廷抗衡。在朝廷的严密监控下，就连最简单的宗族组织都难以存在。24
传统社会并非俯拾即是大家族，其实亦可在《红楼梦》中找到佐证。第六十八回，因贾琏娶尤二姐，王熙凤妒心横生，醋意大发，差使旺儿找张华，继而想让张华状告贾琏。张华深知利害，岂敢造次。王熙凤又叮嘱旺儿，你细细地说给张华，即使状告我们家谋反都没事。
第四回交代，凡是做地方官者，皆有一份护官符，上面写着最有权势而且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他们，不仅保不住官爵，就连性命都保不住。护官符上写着，贾史王薛四家相互联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回望王熙凤说的那句，即使状告我们家谋反都没事，不否认具有夸大的成分，但透露出大家族极易成为朝廷的潜在竞争者。朝廷岂能容许家族扩大。以此为据，中国传统社会固然存在着大家族，但不能说大家族俯拾即是。
反观沂源情形，调研期间，总能从年长百姓的口中听到“南屋嫂子、东屋嫂子、西屋嫂子”等日常用语，意指各家生有几子便要配有几媳，大家在同一座院落内分屋居住，父母兼公婆通常住在北屋，以此凝聚家族人口。如果人口数量远非一座院落所能容纳，那就在家族用地的范围内增建院落，但院落增建并不等同于家庭增设。每当族内有人遇事或逢有家族公共事务，一众晚辈仍会向同一位长辈靠拢。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尽管核心家庭愈以取代传统家族，25
反观两则童话，袁老汉和许郎都依据婚礼操办的亲缘叙事看出眼前婚礼的破绽。每当有人讲起相关的故事情节，免不了就会激发听众认识到婚礼操办隐含着亲缘叙事。相关情节：一则袁老汉曾强调，无论何人，只要有爹娘，就会有些亲戚，无异于强调新郎接迎新娘时应有亲人和亲戚相随；二则许郎发现婚礼现场冷清，便疑惑妖怪结婚是否如同人类，转喻即是认为婚礼操办需让结婚双方的亲众共襄喜事。因婚礼习俗于史有据，此类情节出现在故事中，无疑表明故事隐含着婚礼操办的历史维度。转入社会发展的层面，任凭家族观念怎么淡化，此类故事在民间流传，有助于百姓记取和继续存留家族观念，而避免它会完全消退。
说到底，童话记史，随其流传，会产生一定的功效，即促使民间百姓记取历史，并借着故事情节审视社会发展，以至于故事本身会成为百姓审时阅世的参照。更有甚者，黄鼠狼和野兔以人类的面貌结婚，新娘仍是穿着一身红衣，表明本故事绝不是诞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或以后。在社会发展中，任凭流行性价值准则如何支撑起了新娘着装习俗的改变，本故事反倒记录和保存着新娘穿红衣的习俗历史。只要还有人讲起本故事，无疑更会有助于百姓记取新娘穿红衣的习俗历史，甚至还会有助于新娘着装习俗向本土传统文化回归。
总而言之，尽管童话的创造者和故事中的人物都已经隐入历史，但故事本身可以代代流传。随着时间的分秒衍生，自会造就永恒的今时今日，而古代故事的讲述者和听众便始终置身在当今社会。故事的流传恰恰可以促使古今相接。每当人们讲起那些故事，隐藏在故事情节中的历史元素必会被带入到当今社会。童话记史，表面上看去，记录的固然只是历史上人们做事的前因后果，但人们做事总会依循传统礼俗，故此童话记录的其实是礼俗史和文化史。只要童话还在民间流传，那么它就始终会是民间百姓接力记史的一种叙事文体。
当代法律不曾针对人们如何操办婚礼做出事无巨细的规定，但人们操办婚礼又岂会毫无依据可依。以法律人类学的视角审视，任凭法律规定怎么绵密，但又总会有些区域或场域是法律未曾涉足的，况且法律原本就不是人们做事的唯一准则。由此转喻，凡是法律未曾涉足的地方，恰是它给习俗等民间规范预留的存立空间，表明法律并不具有独霸人们群体生活全局的强势属性。甚至可以说，在有些事项上，法律直接让位给了习俗。只要人们做事不违背法律和公序良俗，大可按照群体生活共认的习俗办理诸事。
若要追索习俗的历史来由，固然需要把目光投向传统文化和文献史料，但不能忽视童话故事同样是传统习俗的寄身载体。因百姓未必了解历史文献，故此民间童话记史载俗的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相较于百姓直接讲述记忆中的传统习俗本身，难免会让听众误以为习俗只是一些干瘪的条条框框，借由童话故事讲述传统习俗，反倒会让听众认识到习俗适用极其生动活泼，顺带还能借着故事让听众获知习俗究竟如何具体成为了人们做事和审时阅世的依据，促使故事成为听众日后做事可供借鉴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