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沂源各村落的街巷，常会见到有些
民居建筑物上镶嵌着一块平整的石头，刻着“泰山石敢当”字样，有的还会配以人物画像。石头要么会被镶嵌在建筑物背身的靠下位置，要么就让它冲着街面马路或桥梁，堪称民间的一种安居习俗。它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承载着百姓谋求安居乐业而在心间脑海久存的一套认识观念，并且以百姓的信奉和信服作为权威性基础，1
时值2006年 5月，石敢当习俗信仰，出现在了国务院发布的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据学者访查，在全国各地乃至东亚各国，皆可看到石敢当碑刻的身影。不少地方的城郊村外都有供奉庙宇，公共祭祀和私人祭祀时常出现。有些城市的广场造景亦会摆放大型石塑和碑刻。2
据传说，石敢当原本姓石，名敢，五代后晋，泰山石家林人士，天生身体强健。洪水泛滥，全村只存活了他一人，后来寄居在岱岳镇姥姥家。砍柴卖柴，路遇泼皮调戏民女，出手相救。类似事端频发，久而久之，凡是有人路遇劫匪或歹徒，只要喊一声石敢来了，做恶者就会像老鼠听到猫叫，夺路逃跑。人们钦佩他总能见义勇为，更敬慕他胆识过人，敢作敢当，便尊称为石敢当。赵家女曾被妖魔纠缠，终日疯癫，久治未愈。赵父贴出告示，谁能降服妖魔，愿平分家产，还可以让女儿以身相许。无数人艳羡赵家财产和赵家女的容貌，赶来降妖，反被妖魔祸害。终是石敢当打跑了妖怪，却不要财产回报，更不曾借机迎娶赵家女。自那以后，石敢当的声名越发远播，被传得神乎其神。天南海北赶来求助的人络绎不绝。石敢当因分身乏术，就请人在石上镌刻“泰山石敢当”字样，再把石头交给前来求助的人，让他们拿回家择址存放。各地妖怪一见石头，宛若见到了石敢当本人，便不敢继续做恶。4
成周家女或张家女，有的访谈对象还曾把岱岳镇说成岱庙镇或岱固镇。诸如此类，并不影响故事的完整性。显而易见，故事的要义在于表显石敢当见义勇为，的确是一位勇士，刻其名字的石头是其替身和名片。于此就会引人追问，见义勇为和安居规范，难道不是风马牛不相及？见义勇为的基本含义毕竟是人际互助乃至互救，属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若要追索见义勇为的主要倡导者，无论如何都应该把目光投向儒家。孔子曾指出：见义不为，是为无勇。（《论语•为政》）君子之于天下，无适无莫，义之与比。（《论语• 里仁》）据朱熹整理，同为宋儒的谢良佐曾指出：无适无莫，无可无不可，苟无道以主之？若果真如此，那就几于猖狂自恣。（《四书章句集注• 论语集注》）如此说来，君子之于天下，当以知义行义为重，否则就是眼界闭塞，借由自身冷漠烘托自私自大的自我形象。眼前世界岂会无人无物，一旦视若无睹，必会说明自身狂妄。所谓行义，无疑属于行为主体不自私的一种具体表现，意在让他人承接某项积极付出，而义字便指涉付出本身。
孔子曾言：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朱熹注曰：父母爱子，无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人子体此，而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谨，岂不可以为孝。（《四书章句集注• 论语集注》）就此看来，父母子女互爱，属于伦理层面的理所应当。一方遇困，另一方帮忙解困，全无必要刻意标榜。据《民法典》规定，家庭成员应当相互帮助。（第1043条）5
非家庭成员若没有伦理可言，难道就不需要相互帮助？见义勇为便是一种面向非亲人乃至陌生人的积极付出。见义当要勇为，则是指一经发现他人遇困，就要勇往直前，助人脱困。勇字是指勇敢，以至于可以排除万难，接受义的引领或驱使，以勇决的胆识和气魄拱卫道义。
简言之，就是义字当先，勇字垫后，甘愿为他人奉献，助其所需，救其所急，义无反顾，义不容辞，义薄云天。反观石敢当故事的沂源版本，只需稍加审视，即可看出它囊括着降妖情节而并非只与儒家相关。由此便需要探究，除了儒家文化以外，它还会与哪些传统文化相关？各种文化在故事中有何交汇？而又如何交汇？更重要的是，儒家自身并不缺乏见义勇为的故事，但流传度恐怕远远赶不上石敢当故事，至少没有被人们用来表显安居规范。故此还应追问并解答，民间缘何广为流传石敢当的故事？该故事于史有何起源？
在人类学的层面上，学者指出，随着我们出生和成长，周遭环境中的一切就会在我们的脑海里塑造出一套价值观念，还会把过去的文化反复灌输给我们，并让我们对未来产生认知。我们之所以一生都会依照那套价值观念和认知系统审视世界，而极易曲解其他文化和社会参照系统，正是因为我们自身原有的认知系统会使得其他文化和社会参照变形，我们对此却有可能毫无意识。6
乃至建构了人居空间。于此必然会产生特定的人类学寓意。需要追问和解读的便是，石敢当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究竟会释放出怎样的寓意？安居规范的背后又会隐藏着怎样的暗语？一、儒家故事和石敢当文化故事据先秦史料记述，当年鲁国曾颁布法令，国人在其他诸侯国为人臣妾，谁能帮忙赎回，取金于府。子贡赎人，来而让，不取金。孔子叹曰，子贡失之矣。自今往后，鲁人不赎人。
同样是助人，子路拯溺，获救方拜之以牛，子路接受了事后答谢。孔子倡言，鲁人必拯溺者。（《吕氏春秋• 先识览》）拯溺即救人出水。汉代文献亦曾记载，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赞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叹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孔子以小知大，以近知远，通于论者。（《淮南子• 齐俗训》）
汉代文献还曾记载，子贡赎人不受金。孔子曰，圣人举事，可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其身。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则后莫复赎，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记载至此，未提子路。（《说苑•政理》）谨慎解读，子路拯溺，意在利他，显然属于见义勇为。鲁国贫者在外为人臣妾，未必不会陷于危难，子贡帮忙赎回，亦可算是见义勇为。
子路拯溺受牛，的确表明他不像子贡赎人却不受金那般大公无私。关键问题是，谁能保证世人都会像子贡那样高廉？即使能引人仿效，程度又会如何？更何况，是否助人属于道德自律的范畴。既要维护道德自由，还要呼吁更多人积极互助，除了诉诸激励以外，恐怕再无其他更好的选择。若要通过法律强行要求人们互助，固然可以提升道德正气，但会损伤道德自由。各界一旦获知助人可以接受答谢，自然会激励原本不想助人者积极行事，避免有人遇险时，周遭尽是冷眼旁观的目光。助人者在助人以后，若全无所获，反倒会促使人们降低日后想要助人的积极性。激励的目的无疑在于移风易俗，劝德迁善。相比较而言，子路事迹更易于成为人们仿效的范本，难怪获得了孔子的认可。需要强调的是，只宜把获利定格在事后接受赠予答谢上！如果事前就萌生了想要通过助人希求获利的交换式思考，那就难以再凸显出品德高尚。所谓赠予，尽管蕴含着赠的必要性，但赠多赠少和赠予何物难有固定的章程，故此获益方如何表示答谢可以量力而行。
即使毫无财物相赠，只表达谢意或终生不忘大恩，未尝不可。助人者不宜强行索取财物。如此说来，事后获利只宜定格在可能性上。子贡、子路和孔子的故事，并不是出自《论语》等儒家正典，到底能否算是儒家正统，易生疑问。不妨再搭配上一条《论语》中的记述，稍作勘校。子路曾求教：如何才能成为完人或全人？孔子回答：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7
由孔子和孔门弟子转入孟子，针对助人道德的义理阐述恰恰出现了极大的转向。按照孟
子的说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配以具体事例作为论据：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非恶其声而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者皆不可或缺。只要缺失其一，便为非人。四心是仁之端、义之端、礼之端、智之端。人有四端，犹有四体。有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孙丑上》）清晰可见，孟子致力于深究人何以为人。发现孩童将入井，必须要搭救，无疑属于见义勇为。搭救的缘由并非事后想要结交孩童父母，或回到自己所在的人群邀功获誉，更不是眼下讨厌孩童的哭声。总之，原因并不在自身以外，而是在自身以内，全然不与任何利益获取相关。无论是谁，只要一眼发现孩童遇险，心里自然而然立即就会生出怵惕恻隐之感，否则作为人的资质就会受到严重挑战。
无可辩驳，全无任何外在条件的见义勇为和事后可获利益的见义勇为，两相并列。如果找不出第三种叙事策略，那就可以断定儒家早已言尽见义勇为的各种形态。始自汉代，石敢当的故事恰恰开始兴发。执掌宫中乘舆犬马等事务的令官史游，写有一本童蒙识字读册。
在其中记下一言：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急就篇》）石敢当在此还并非人名。旋至隋唐，经学家颜师古曾为《急就篇》作注，释读作为姓氏的石字，一并开列了一些人名：卫有石蜡、石买、石恶，郑有石癸、石楚、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亦以命族。敢当，言所当无敌。
泰山石敢当童话与见义勇为的民间叙事（《急就篇注》）8
，把石敢当描述得活灵活现。查阅史料，坦言石敢当故事出自伪造者，反倒并不少见。明代学问家杨升庵就曾指出，石敢当原系《急就篇》中的虚拟人名，无论怎么言表故事，皆是虚词戏说。昧者相传日久，便谓真有其人。不观《考工记》不知钟馗之讹；不观《急就篇》不知石敢当之诞。
（《升庵集》卷四十四）依循杨氏论断，当有必要追问，既然石敢当的故事从起源上尽是伪造，那又缘何还能造就民间信仰？若把石敢当置换为子贡或孟子，借用故事造就民间信仰，岂不是更有说服力，至少子贡和孟子在历史上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一旦深入比较，恰恰就会透视出儒家故事未必尽善。
首先来看子贡事迹，帮忙赎人的前提条件在于，他有充足的资财可供自己支配。就此释放出的寓意，难免会指向你我唯有具备充足的财富积累方能赎人，无异于宣称财富贫乏者在某些事项上不具有见义勇为的资格。再次表明，孔子坦言子贡事迹通常只会让人止善于己，极其深邃。孟子倒是不曾为人们见义勇为设置财产积累方面的条件，但叙事中仍有不严谨的地方。具体说来，仅凭人作为人的本性到底能否足以促发见义勇为，难道全然不需要考虑你我是否具有充足的能力可以支撑起躬身力行？假设有孩童将入左井，而我将入右井，近在咫尺，我的内心里确有恻隐之感在翻腾，但我就连自己都救不了，哪里还有更多能力再去救孩童。若因为如此便要指责我人性不足，而我完全可以回应和辩称自己当时的内心里曾有恻隐之感。毫无疑问，躬身力行的能力是否充足，确系人们审视见义勇为免不了要考虑的问题。
不能否认，孟子的确没有强调，你我若在危险中，依然要救助即将入井的孺子，并且必须如此，但在延伸探讨的层面上，未必不能提出是否要救人还应考虑能力有无剩余的问题。10
反观石敢当的故事，他主要靠砍柴卖柴维生，财富积累恐怕难以跟子贡相提并论，意味着见义勇为无需跟丰厚的财富积累绑定，此其一。其二，故事恰恰着重描绘了他具有超强的能力，足可以支撑起躬身力行。见义勇为时，何止胜于泼皮，还胜于妖怪。更重要的是，故事曾刻画石敢当作为人同样面临着分身乏术的难题，但能通过刻名入石的方式予以破解。由此转喻，假设孺子将入左井，石敢当将入右井，借故事既可以构思他会凭借超能力摆脱险境，再去搭救孺子，还可以构思将入右井的只是作为人的石敢当，而作为超能力象征的石敢当亦可分身前去搭救孺子。晚清经学家俞樾曾记述：王渔洋在其《古夫于亭杂录》中云，齐鲁风俗，村落巷口立石，刻字泰山石敢当，云能暮夜至人家医病。北人谓医士为大夫，因而又尊石敢当曰石大夫。（《茶香室丛钞》卷十）就此看来，通过风俗拓展出来的仍是对石敢当超强能力的描述。一言以蔽之，石敢当的故事确能弥补儒家叙事的缺憾。
按照人类学上的说法，任何情景之所以能达到应有的叙事效果，是因为所有的参与者都应该具有与之相关的实践性知识，指导他们如何去做事。所谓实践性知识，即是告诉人们如何去做事、在什么时间和情境下去做事、能否让各方满意的那些做事技法。11
孔子亦曾强调，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原意是指朝廷礼制危亡时需把目光投向民间，搜寻和选择可以用来重新打造朝廷礼制的民间资源。12
据司马迁记述，孟子曾会见梁惠王，大讲仁义，却碰了满鼻子灰，即梁惠王不屑其言，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到了孟子笔下，全不曾遮丑。见于《孟子》全书的开篇，秉笔直书，梁惠王问曰：叟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直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 梁惠王上》）不曾遮丑的背后挺立着大无畏精神，秉笔直书的寓意就在于不惧他人指摘。既然已经写出文本，大可迎接各界检阅。若认为《孟子》等儒家正典在后世曾被朝廷选为科举取士的考试科目，尊享高位，岂能被指摘，此种论断恐怕并不正确。宋代司马光就曾批评孟子只以为仁义礼智皆出于性，却不知暴慢贪惑亦出于性。是知稻梁生于田，而不知藜莠亦生于田。13
落实到具体问题，古往今来，各界若认同儒家倡导的见义勇为，借用故事展开描绘，便是一种重要的表述策略。儒家叙事存有缺憾，民间岂会审视不出，难免要予以弥补，于是就会选用更显完备的石敢当故事充作民间表述见义勇为的叙事符号，而缺憾弥补本身就属于对儒家讲述的见义勇为故事做了重塑。况且两种故事原本就能互映，尤其是石敢当故事悄然挺立子贡和孟子，并且儒家早已言尽见义勇为的各种形态，便为民间在无法超脱各种形态的情况下选用石敢当故事表述见义勇为提供了便利。翻遍史料，尽管找不出证据，可以用来证明石敢当故事在历史上发轫的原因全赖儒家叙事存有缺憾，但至少可以断定，儒家叙事自来若无缺憾，民间就没有必要再做重塑式叙事，必然会致使石敢当故事发轫的历史必要性大大降低。
清代学人王渔洋还曾指出：石贤士祠本汝南田间一石人，有妪遗饵一片于其下，民遂讹言能治病，是两事讹而为一。（《古夫于亭杂录》卷五）王氏显然是在强调传言不可信，但故事中的石敢当越发具有堪称神人的能力，就越会激发感兴趣者追问历史上是否果真确有其人。宋代学问家祝穆就有一段记述，五代后汉高祖刘知远路遇兵事，曾遣勇士“石敢”袖铁椎应变。（《古今事文类聚• 别集》卷十八）
明代徐勃亦曾提到刘知远一事，引经据典补述，石敢当御侮防危，后人在石上刻其姓字，以捍民居。或赠诗曰：甲胄当年一武臣，镇安天下护居民。捍卫道路三叉口，埋没泥途百战身。铜柱承陪闲紫塞，玉关守御老红尘。英雄来往休相问，见尽英雄来往人。（《徐勃笔精》卷七）谨慎推敲，若有兵士名叫石敢或石敢当，其实并不意外。正如颜师古所列，石姓人原本就极其常见，用敢字或敢当二字冠名，怎会全无可能。哪怕直接借用《急就篇》或《急就篇注》中的语词冠名，仍不宜断定不可行。
若让此石敢当等同于彼石敢当，那就坐实了历史上确有其人。更何况，如果此原本并非彼，通过共用一名，那还可以激励此等同于彼，反倒更会造就世上多出一位真实的石敢当。综合考量，把他视为虚实相间的历史人物，未尝不可。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一旦落入虚实相间，无形中就为人们构思故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若借用儒家的真人真事构思故事，难逃歪曲历史的贬义评价，不足以取信于人。
借用虚实相间的人物构思故事，反正本来就不具有百分之百的真实性，自然可以免于被人指责是否在歪曲历史事实。那少许的真实性，恰恰还会让人不能冒然断定故事全盘出自伪造。既然历史上留有相关影像，再借用信仰的力量，那就打造出了颇具历史底蕴的信以为真。
，无论民间怎么选择用它来表述儒家倡导的见义勇为，恐怕都会让价值输出突破儒家文化的局限。除却故事本身带有斩妖除魔的厌禳情节，其与泰山神话搭配，更会吸引信众祷求赐福，因而可以围绕泰山切入探讨。先秦《诗经》记言：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鲁颂• 駉之什•閟宫》）翻阅《山海经》亦可看到彪炳泰山的语句：其上多玉，其下多金。（《东山经》）前者侧重描绘泰山钟灵毓秀，后者则刻画出了泰山显奇，上下物产不限于常见的粮草。司马迁援引《管子》记言：古时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再至秦始皇等，无不封禅泰山。
（《史记•封禅书》）唐代官学徐坚一则援引汉代《五经通义》云：泰山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报功告成，必于岱宗。东方，乃万物始交代之处，是为宗长，言为群岳之长。二则还援引晋代《博物志》云：泰山曰天孙，言为天地之孙。东方万物始成于此，故知人生命之长短。（《初学记》卷五）于此便透露出了泰山的文化寓意。最引人注目者，是它被视为万物始成之地，乃为宗长，甚或天地的孙辈。正因为如此，全国名山成千上万，论海拔高度，泰山不是最高的，论占地面积，泰山更不是最大的，可它历来被称为五岳之首。
搭接着《诗经》中的说法，一曰海邦，二曰淮夷来同，凸显着泰山离东海不远。山水交汇，万物化生，把泰山视为万物的发源地，未尝不可。王者受命易姓或报功告成，赶赴泰山，封禅祭祀，大有不忘起始和敬始之意，犹如人们敬祖祭祀。儒家记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 贲卦•彖传》）偌大的泰山，高高凸起于地面，耸立入云端，不言不语，若毫无人文寓意，那便尽显冷漠，甚至可以被视为碍眼碍事的存在。人文岂会自己观乎自己，必是人在观乎人文，再以此透视天下万物，遍洒关怀，赋予人文暖意，因而文化即是人化。比附人类的血缘和伦理情义，把泰山视为万物宗长，悄然间就把纯自然扭送到了人世间。它便不再属于冷漠的碍眼存在，而是被塑造成了挺立情义的叙事载体。
儒家还曾记言：诸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春秋公羊传• 僖公三十一年》）寥寥几语，更是点明了泰山的地理位置颇显紧要，再加上它至高至大，可阻却飓风，能汇聚雨水，造就了周围百里气候温润，堪称呵护万物，越发有情义。
古今学界通常把《春秋公羊传》视为公羊高的作品，而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子夏则是孔子弟
且不论石敢当的故事是否真实发生在泰山附近，再由此传出，哪怕仅凭泰山本身被塑造得非比寻常，选用它跟石敢当故事匹配，而不是选用其他大山，就不再具有那么强的偶然性。据学者考证，镌刻“石敢当”三字入石，在唐代便已出现。再把“泰山”二字同时刻在石上，始于金元。16
首先以儒家视角来看，哪怕碑刻和雕像用石并非来自泰山上下，仅以各地的普通石块比作泰山，其实都是在谋求借用泰山之力遮风挡雨，还要借用泰山作为生命起始地的象征，谋求石头所在之地充满生机。敢当以石为姓，石将军者既是石敢当，又是石头，塑造出的恰是此石等同于彼石。举凡姓名与实物，抑或人与石，全都巧妙合一。借用世间姓氏喻石，还会让石头不再属于纯粹自然界中冷冰冰的存在，丨激声特邀丨泰山石敢当童话与见义勇为的民间叙事而是体现出了人文的温度，悄然间就会把自然界的冷转化为人世间的暖。既有将军把门守护，自当可以确保家内家外平安。百姓还会把石头镶嵌在屋墙上，寓意即是谋求房屋如同泰山那般稳固，抑或屋后有泰山作为靠山。
再以道教视角来看，泰山被视为天地的孙辈，天地若永存，其孙辈自然亦复如是。置立碑石，一旦冠以泰山之名，那便是谋求借力，希冀家里人的寿命越长越好，更希望石上的石敢当若发现妖怪靠近，立即见义勇为予以驱赶，避免家内诸人被妖怪侵扰。厌禳即是祷求善者来临而驱赶恶者。见义勇为和安居规范就此融汇。碑刻上若只有泰山二字而无石敢当，哪怕泰山的寓意功能还在，但驱恶寓意终会因为缺少具体的操行者而丢失大半，故此只能让“石敢当”和“泰山”五字一起出现在同一块碑刻上。若分置两块石头，再分别镌刻上两组文字，仍会让驱恶寓意与操行者分离。就看出来，唯有高抬泰山石敢当的道教叙事寓意，方能让石敢当见义勇为的故事情节获得充分展现。若仅仅赋予儒家文化寓意，反倒不易让神人石敢当的降魔除妖能力显现出来。一言以蔽之，民间表述儒家倡导的见义勇为，一旦选用石敢当故事，再配以泰山神话，那就不啻要借用道教叙事放大儒家的价值倡导。
清代文豪蒲松龄曾讲述：明季，济郡以北数州县，邪疫大作，比户皆然。齐东农民韩方，性情至孝。父母病倒，因惧楮帛，哭祷于孤石大夫之庙。（《聊斋志异• 韩方》）文学写作总会隐含着对社会景致的摄取，蒲松龄笔下已然出现了石大夫庙，说明民间早就隐藏着要为石敢当立庙的积极性。关键问题在于，立庙的意义并不是纯粹为了纪念，或塑造人文象征，谋求释放教化寓意，而是为了遇困时祷求，以便于让超验神祗帮忙解困。至此更是凸显出了石敢当习俗信仰离儒家越远而离道教越近，背后恐怕还挺立着小说家的叙事宗旨。
汉代史学家班固曾做分辨：小说家，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道家者流，历记成败存亡祸福之道，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儒家者流，助人君明教化，游文于六经，留意于仁义。（《汉书•艺文志》）且不论王渔洋曾坦言石敢当能给人治病乃讹传，即使回到史游和颜师古记述石敢当的历史起点上，都不曾交代敢当者敢于当起医士职责。如此说来，各界一旦以大夫形象描摹石敢当，就会离虚越近而离实越远，难免要归入街谈巷语。先秦道家在汉代以后被追认为道教先祖，既然庙内石敢当被认为能通过医疗决定人们的存亡祸福，那就还可以归入道教叙事。据班固记述，孔子曾强调：小说家虽系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汉书• 艺文志》）清晰可见，孔子并未彻底否定小说家。街谈巷语若言之有物，便可取可观。如果泥陷太深，叙事尽是道听途说，那就要划清界线。
各种文化品类的意见分合，于史常见。司马迁曾指出：闾巷之侠，儒墨皆排摈不载。（《史记•游侠列传》）既然石敢当的大名会随着碑刻出现在街头巷尾，那就还有必要探究他能否被视为侠义之士。司马迁还曾指出：游侠者，其行不轨于正义，但又诚其已诺，言必信，行必果，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 游侠列传》）司马迁显然点明了游侠行事兼存优劣，不轨于正义，盲目打打杀杀，恐非各界所愿。
孔子曾言：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后半句并非是指勇者没必要讲仁，而是指勇者未必早已具备充足的仁德，或许只是血气强盛。（《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整体审视孔子所言，可谓一语破的，仁者虽弱，见义必强，否则就不能算作仁者，而是懦夫。勇者若不受仁义规训，操持谋略，便容易酿制他人难以防御和抵制的祸端。
故此孔子的本意是在强调，血气强盛的勇者当有必要遵义循义成为仁者，足见儒家排斥不轨于正义的游侠。转至墨家，史书曾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 泰族训》）百八十人聚集成势，若只是打打杀杀，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墨子强调：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 尚贤下》）就此看来，墨家同样排斥不轨于正义的游侠，但墨子所言却又跟司马迁确认的游侠诺诚和助人破厄不谋而合。纵观通览，儒家重在论仁论义，而不是论侠，理应跟游侠撇清。依循墨子和司马迁的说法，若把游侠归入墨家，还应看到墨子对游侠作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因而游侠未必尽以墨家为归属，但正义之侠确归墨家。
行侠仗义，持剑走天涯，恰又是多少文学作品的叙事主题。晋代陶渊明曾倡言：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其八）唐代李白则说：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二首》其二）
清代龚自珍亦有诗文抒怀：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已亥杂诗》其九十六）说不尽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据学者研究，行侠故事大致有三类，即偏于神魔的、借用历史人物的、完全出自虚构但又不讲神怪的。17
综上可见，石敢当的故事固然被民间选来用于言传儒家文化，但故事并非只是在标榜
儒家，还牵连着道教、墨家和小说家，表明儒家文化可以搭接上非儒家文化获得重塑。儒家倡导的见义勇为和墨家倡导的行侠仗义，在故事中暂时不再两分，若抛开背后的义理区别，仅就助人道德的造就来说，几近于再无差异。
道教刻画的祷求赐生赐福和小说家善于采撷的街巷关切，亦会融为一炉。石敢当的故事一旦承载起了四家文化的交汇，必会受到四家信众的共同拥趸，无形中就为它深深地扎根在民间奠定了稳固的文化根基。退一步来说，泰山附近，故事的造就者未必会像历史上能著书立说的文人那样精通四家文化，普通百姓哪怕只是在塑造故事，但悄悄然就契合了四家文化，因此可以断定四家文化并非只以先贤著述的典籍作为叙事载体，而是还会以民间为故乡。更有甚者，先贤典籍中的某些记述和民间的叙事喜好一旦相互辉映，难免会让前者一再接受检阅，同时还会让后者越发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避免沦为纯粹荒诞，以便于满足更多人的信仰需求。石敢当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所到之处必会促使四家文化借机补强根系。若流传到了此前并不存在四家文化的地域，则会引发四家文化就地扎根。
故事中不再两分，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具体操行上亦会失却义理差异。班固曾指出：墨家推崇兼爱，而不知别亲疏。（《汉书• 艺文志》）孟子甚至批评墨子持论尽显无父。（《孟子• 滕文公下》）墨子确曾倡导：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者若爱其身，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天下治矣。（《墨子• 兼爱上》）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丨激声特邀丨泰山石敢当童话与见义勇为的民间叙事人物荀子指出：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荀子• 天论》）
见于齐，便是指墨家倡导爱无差等，19
若要均等去爱，必会强力要求自己克制和压抑面对自家父母的那份自然亲情，再让脑海中紧密盘算乃至计量怎样才能把爱意切割均等。且不论到底能否盘算清楚，一旦压抑不住对自己父母的偏爱，无形中就会透露出爱意挥洒确实存有差等。若拿着同一份爱意去行侠仗义，均等兼爱天下所有人，那又如何确保不是一时冲动？更重要的是，借用孟子的说法审视墨家的理论，父母生儿育女，子女却要把自己的爱平分给所有人的父母，必会灼伤自己的父母。配以数量，由微至巨，渐显危机。具体言之，若有一人珍爱他人的父母如同自己的父母，那么其人父母必受伤害。若人人皆是珍爱他人的父母如同自己的父母，那么受到伤害的便是人人的父母。如此说来，不等天下大治必是天下大乱，墨家言爱犹如言乱。爱无差等究竟能否变现，的确容易让人质疑，说不准就会如同俗语所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现实世界中的难，如若坚不可摧，一旦诉诸故事，便可以让心中块垒稀释疏解，以免内心持久拥堵，但故事中的真未必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真。古来文学善讲侠客故事，则不失为对现实世界的反叛。就此看来，千古文人侠客梦尽是文学故事梦。落实到石敢当的故事，恰有另一番巧妙。具体言之，各界共仰的石敢当虽是公共资源，但他可以随着碑刻进入各家，意指一家一块碑的背后隐含着资源共享的分身
术。更重要的是，各家石碑属于私人财产，把石敢当迎入我家，就无异于让他首先爱我。家家都有一块石碑，又无异于让他遍爱各家各户。兼爱同样是指利他，迎入我家爱我则是指利己，正是通过碑刻让石敢当分身，悄然间就在利他叙事与利己叙事之间实现了转圜。说到底，墨家式兼爱可以通过故事获得完美变现，而行侠仗义在现实世界越难，反倒越能推动石敢当故事广为流传。
再来看儒家，既然认可爱有差等，那又如何挺立见义勇为？孔子曾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子夏则说：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孟子亦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梁惠王上》）清晰明了，在儒家看来，不宜让世间温情只存留在你家我家，而是还应该扩散至家外。孔子口中的出门，若能指涉由家内到家外，那便是倡导要在家外塑造出如同家内的景象。在家在邦皆无怨，即是对家内家外做了通约看待。子夏口中的四海，何其浩渺，你我实无可能各地皆有亲兄弟，但可以把陌生人视为亲人。兄弟一词原是指家庭内部具有血缘关系的同辈长幼。正如隋代颜之推所言，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颜氏家训• 兄弟》）
既然可以把四海广众视为兄弟，那就是要促使家内的长幼伦理向家外溢出，以此让家外尽量如同家内。再来看孟子持论，他人老幼虽不是吾老吾幼，但相类似，因而不妨把老吾老和幼吾幼的情感推扩至他人老幼，即可宛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扩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否则周遭尽是冰冷，甚至不足以事父母。孟子还曾强调：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善推其所为。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于此便点明了推己及人的意指。概观通览，孔子所言提纲挈领，子夏和孟子所言则更切近具体操作。儒家内部在某些问题上固然持有不同看法，但又需要注意到异中有同。
家庭伦理的外溢还隐含着爱的起承转合式的传递。详言之，孔子曾点明自己持论的主旨在于仁者爱人。（《论语• 颜渊》）他在回答如何才能成为完人时还曾抛出一语，见危授命。朱熹注曰：言授命，即是不爱其生，持之与人。（《四书章句集注• 论语集注》）据此看来，所谓见义勇为，便是发现他人面临危险就要敢于舍生取义，抛却爱己而爱他人，核心要义正是爱的施予。前提条件在于，爱必有所起。如何起？起于哪里？孟子曾强调：仁者无不爱，急亲贤之为务。（《孟子• 尽心上》）
仁者固然有大爱，但首先要仁爱亲贤，意指爱有差等，仁者爱人始于仁爱家内亲人。家外如何终究是对家内的拟制或推衍。把起于家内的爱意推扩至家外，自然需要让人承接。家外景致就此必将获得重塑。一则陌生人的交往可以转变得如同家内亲人那般。二则非亲非故即使可以借由伦理外溢彼此亲和，但又毕竟没有真切实际的伦理关系。严谨起见，不妨把外溢伦理归入道德范畴，意指伦理一旦由家内溢出，在家外会转变为道德，即社会上的道德可以来自家内，以伦理作为原型。20
整体审视，儒家不惧不怵爱有差等，反倒还要以此作为前提，积极倡导各界要让自身爱意跨出原本可以用来区隔差等的家门局限。在天下人无不互爱的层面上，区区一家，能通天下无数家，家庭堪称儒海泉眼。只要人人都能守好各自的家，天下就不会无爱可言。搭接着石敢当的故事来看，他跟你我即使不具有任何
伦理关系，仍可通过伦理外溢和爱的传递把他视作亲人。无论借由何种方式，一旦把他迎入各家，更会表明你我并不曾只把爱意挥洒至各自原有的亲人。碑刻在家，长期伫立，取其寓意，恰是要让石敢当定居在各家，成为永久的亲人。既然人们能如此，那就可以构思石敢当亦会积极乃至对等反馈。每当你我和家人遇险时，他便勇往直前，断无理由再退缩。遍布在四海的石敢当固然是公共资源，但在各家的石敢当却早已是你我私人的家庭成员，宛若人人无不在四海，但又各有其家。如此一来，谋求石敢当见义勇为，貌似隐含着化公为私的叙事转圜，其实不然。把他视为私人家庭成员，并不妨碍他依旧是公共资源，因而透视出的是公私分明。追索背后的叙事转圜，实际上仅限于见义勇为本来意在利他，但会借着伦理外溢转变得极具利己色调。若考虑到伦理外溢并不会造就真切实际的伦理关系，那就仍需强调石敢当见义勇为亦不会丢失利他底色。
故事一旦转入道教论域，举凡爱意或道德元素，不可避免会被稀释。尤其是在祷求泰山石敢当赐福施救的层面上，决定人们能否获得神助的恐怕并不是自己的道德品行，而是在祭祀和祭品的准备中是否足够虔诚用心，神祗到底有无道德储备随之亦会渐显模糊，直至模棱两可。21
且不论石敢当如何作为公共资源，更不论他到底是在各家石碑上，还是在公共庙宇中，一经祷求，那就是让他助益于你我各自利己。石敢当故事的利他底色，便只是保留在作为神祗本来就有能力为各界赐福和一求即应的原有身份设定上。说到底，每当人们遇到困难时，想要丨激声特邀丨泰山石敢当童话与见义勇为的民间叙事祷求石敢当，但还没有具体操作祭祀仪式，那就无疑会肯认他具有利他情怀。一旦把供品摆在祭台上，利他叙事瞬间便会转圜为利己叙事。唯有在公共祭祀中，主事人并非是要为自己祷求，而是代表公众求福，方能刻画出石敢当具有满格和完备的利他情怀。
有必要提请注意的是，在私人祭祀中，石敢当故事越是丢失利他色彩，越能凸显出有失必有得。具体言之，祭祀的前提寓意在于认可神祗真实存在，否则就会让祭祀失去意义，甚至还会让遇困的祷求者越发感到绝望。至于石敢当在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故事是否属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等各种问题，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背后则挺立着强大的信以为真。于此恰又契合了小说家的叙事主旨，即不必在意故事和人物是否只属于街谈巷语，哪怕兴起于道听途说和以讹传讹，但求其中存在可取可观的成分，便已足矣。
综上可见，古往今来，民间选用石敢当的故事表述利他情怀，难逃小说家的叙事宗旨。利他行为的出现并非只是跟儒家相关，而是还会跟墨家式行侠仗义和道教式祷求信仰紧密绑定。通过故事重塑见义勇为，并不意味着要更改它的原有含义，其实只是为它刻画出了更显复杂的生发环境。深入内里，解读故事，恰恰可以通过比较凸显出儒家倡导的见义勇为独具自己的生发机理。在人们是否应该利他的问题上，儒家不曾沉默，其他文化流派亦复如是。
且不论孔子看到了人们具有是否助人的道德自由，就连严苛强调人们应该互助的孟子，都曾注意到人群中会有自贼者，依循儒家文化，如若催生不出利他行为，墨家和道教叙事一旦发力，免不了就会对儒家构成驱逐。彼此唯有齐头并进，方能确保共存。各流派的主旨在故事中纵横交错，更能增强人们对彼此应该互助互救的确信。
尤其是按照儒家重视教化的主旨来说，百姓无论是建庙存像，还是在家中摆件，更包括在桥头路口安置石塑或碑刻，石敢当一旦遍在，满世界就充满了对人们理应互助的循循善诱、诚挚呼唤和殷切劝导。石头本身显然被塑造成了无声的言说者，动辄就会告诉人们世间的角角落落无不充斥着温情，大有润物细无声的寓意。把刻有泰山石敢当字样的石头嵌入房墙，哪怕仅做安居谋求，但人们每每看到那块石头，悄然间的寓意释放，无异于对各界理应彼此利他做了一次肉眼直观的积极提醒。私人物品固然为我利己，但又分明表达着人人都不该自私，透视着物品所有人内心的另一番利他追求。
正如儒家记事，明代王阳明某次出游，朋友曾指着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山上自开自落，于我心有何相关？王阳明答曰：你未见到此花时，它和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则它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下》）若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块冰冷石头，不入人眼时，难有人文蕴意，刻上字便成为了承载和运载暖意的人文教具。一堆石头，经上下左右排列组合，化作房屋，本来就已经体现出了人文构思，但房屋未必只能用来遮风挡雨。与其让它默默挺立，莫不如再让它无声言说，有意无意就让人文寓意实现了增设。在道教看来，无非只是象征性借用泰山之力确保房屋稳固，而房屋属于被动接受保护的对象。转入儒家，通过人文布置，反而要让房屋直接参与满世界利他氛围的建构和塑造。当人们确切居住在充满温情的天地环境中，稳固如泰山者又何止房屋，安居其实还会指向安心。说到底，通过石敢当故事打造出来的安居规范，究其终极命义，便是借用人文规训人居空间，以利他情怀驱逐和破除各种不具有利他指向的险恶。
更重要的是，石敢当的故事作为童话，自然还会面向孩童群体释放寓意。因故事囊括着见义勇为的民间叙事，它的流传伴随着孩童的成长，自会犹如教科书那般让孩童获知，孔武有力，羔裘豹饰，勇猛无比，岂能诉诸盲目格斗，故此勇猛血气要受到人伦道义的引领和规制，方为勇德。若不曾见义，大可不必随意展示强盛血气。见义时，则要积极勇为。一言以蔽之，石敢当的故事在孩童群体中流传的主旨暗语，无非是要把石敢当塑造成为榜样式人物，供孩童模仿，同时还要为孩童的成长打造出各家内外皆是有爱可言的温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