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众多浪漫或充满讽刺意味的舟船之中，缓
缓驶来的、唯一真实存在过的，只有载着神经错乱的乘客航行的愚人船。这是对愚人的放逐，也是给愚人的自由。他们是否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疯人”，或是“疯人”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而非真实存在之物？无论如何，疯癫所产生的图像总归称得上是一种真实存在。那种超脱俗世的元素包含着一种真理的可能性，就像是悬在无数“正常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们最害怕的就是：疯癫之中，流动着的恰恰是理性。“理性”的“正常人”于是决定回头寻找一切的起源：人如何产生对事物的认识，又如何对事物进行分类？其中最先被发掘到的就是无数形态各异的符号，它们是原始人认识这个世界的工具，包含了原始人的所有联想。而这种最简朴的符号认识所导向的也就是一种最简单的秩序观念，此时简单元素无论是独立存在还是组合存在，都还称不上是一种复杂的表达形态。原始人对真实的期待，也不过是以自己创造的符号去定义自己身处的世界罢了。然而，并非独立的人类生活仅凭这种简单的真实观并不能满足其交往需要。部落亦即群体生活总会带来新的秩序，这种秩序是由生活在同一处的人们各自的生活习惯集合而成的一种群体秩序，他们开始互相交流，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此时多数人眼中的真实即是他们所处这一部落群体中，各类表达塑造出的秩序导向的一切存在，可以是物也可以是广泛意义上的词。不过这种友好的状态并不会持续多久，率先创造出某种解释，掌握一些他人不具备之技能的人开始传播自我观念，他们慢慢掌握了话语权。这些少数人眼中的真实是基于他们自身需求而来的，存在于他们应用话语进行的统治之中，但这尚未成为一种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状态，而只是一种少数人的暂时狂欢。
直到拥有了这份权力的人，转回到符号创造之中捍卫其权力，这种狂欢才开始持续存在。此时的符号较之原始符号已经有了更为复杂的含义，也吸收了不少“主体性”元素。此后，真实几乎完全是一种建构真实了。
虽然从福柯的写作顺序来看，《疯癫与文* 作者简介：欧玥皎，甘肃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找寻不定中的确定性：福柯笔下的真实观之流变明》在先而《词与物》等在后，但《词与物》与《知识考古学》所搭建的其实是一个更为完整的客观世界框架，这种客观性描述也是福柯真实观中更为重要的一部分。故本文行文以从真实到建构真实，从客观到主观，确定性程度从高到低的顺序展开，最后就真实存否的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讨论。
，但从另一种角度来讲，原始才是一切事物的开端所在，其蕴含的是世界本身的秘密，未必“低级”。考古学所要考察的也是一些底层的逻辑而非表面华丽的“高级”现象。在递归分析之中，子问题和原始问题必须为同样的事或较之更为简单，即使它们表面上所显示出的是一种非连续性，也并不影响这种内在逻辑的相似性。原始人联想之中的符号产生与秩序生成过程代表的就是一种未经修饰的最简单的逻辑。
其中符号基于发掘被观察物间的相似性产生，秩序由对相似符号的使用而导出。原始人对真实性的期待即符号、物、秩序之间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一） 基于相似性的符号生成福柯提出自西方文化创始直至16世纪末，相似性始终起着一种创建者的作用，也正是相似性组织起了符号的游戏。1
圆心推出的无数同心圆，一种虽然没有接触的却有相似性的“仿效”形式；广于仿效，重叠着“适合”与“仿效”，将宇宙中所有人和物拉近的“类推”形式；穿越时空，只是一种抽象相似性，却逐渐同化物与物的“交感”形式。2
3之感，于是符号应运而生，成为物被说出的第一途径。这时的符号更多偏向于“象形”模式，所见即是所得，这自然是人认识世界的最简单的途径。当这些符号不断生成，数量多到几乎可以对那个原始时代中存在的一切进行描述的时候，符号的游戏若要继续进行，就需要有一些规则在旁作为辅助。自然而然，原始的社会就有了一种由这些符号产生的秩序观。
一种工具，原始时期的归类更多是一种博物学式的“放置”，各个被放置在一起的元素都有着属于他们的单调特点。然而世界之所以会成为一篇巨大的“散文”，是因为自然与这些符号无限缠绕，有时是一种空间上的邻近，有时是一种时间上的邻近，更多的，是并非于时空上可以观察到的相连，但却有一种遥远的相似性仍旧将这些符号与物书写在同一篇散文之中。这些符号就如同被放置在博物馆里的动植物标本，经由四种肯定的相似性形式，组织起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就是原始秩序，姑且称之为是一种“书面秩序”，即将各个对象以其在世界中存在的位置复制在书面图像中形成的一种简单秩序。在其中各个对象只能被描述，没有什么可升华的文本内容。
最初的符号可能是一些部落选择的图腾，这些共用图腾的人，无论分散在部落的哪个领土之上，都有着一种亲属关系。4
？实际上，当时简单的命题记号，是由其中的要素（语词）以一定方式相互关联产生的。命题记号即是事实。5
对真实性的期待其实也是一种不太能描述清楚的东西。事实上，原始人真的需要对真实性有什么期待吗？还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因为抱有这样一种对真实起源追求的目的而强加给了他们一种期待？这样来讲，与其说是原始人对真实性的期待，不如说是现代人对原始人的期待，即探寻一种从当时到现在发展脉络之中始终流动着的“理性”。
已知在一个符号中起标示作用的东西，是依据逻辑句法规则可以代换这个符号的一切符号所共有的东西。6
，在部落社会之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符号，也出现越来越多的禁忌，这些群体开始用对禁忌的取向去创造新秩序。7
以作者与书的关系为例。书枉为人的手中物，白白地蜷缩在这个小小的、封闭它的平行找寻不定中的确定性：福柯笔下的真实观之流变六面体中：它的单位是可变的、相对的。一旦有人考问它，它就会失去它的自明性；它只有基于复杂的话语范围才会显示自身、建构自身。9
，但是通过人的思维才将之定义为是一种疾病。疾病背后的创造主体最初主要是医生，但他们多是对一种现存的现象下一个定义，而非创造新的对象出来。不过在疾病治疗方面，医生几乎掌握了所有话语权。如福柯所言：医生几乎从不是一种未被区分的或可相互替换的角色。医学言语不可能出自任何人；它的价值、功效、治疗机构本身和它一般作为医疗言语的存在都与这种按照条例被确定的、拥有表达权利的角色密不可分，同时为医学言语要求得到某种消除痛苦和死亡的权力。10
它。但在文献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之后，医院成为疾病出现的地方，疾病不再是一个在医生的目光下表现其基本特征的独特种类，而是一个伴随其有意义的测定、其界限、其演化机遇而出现的均衡过程。11
。如上文提到的医学领域之中，医生、医院、医学材料等组成的知识体系，就是被权力创造出来的。所以话语形成本质上就不只受制于这组语言运用的系统，同时也受制于逻辑的、语言的、心理学的系统。12
但也正如陈述属于话语形成，即陈述拥有一种语言内涵；句子属于文本，即句子归属于文学作品；而命题属于演绎集合，则命题遵循数学逻辑一样，世界所陈述的真实便是一种将大型存在物提取公因数到不能再提取之时，形成的一个又一个最小的对象。我们仍可以从此时并不完全由权力影响生成的，还算客观的物及物的解释上发掘出一种共有的逻辑。不过这种真实比起原始所见即所得的真实更进一步，加入了交流的元素，成了一种所听即所得的状态。这些客观对象产生于特定的情境，如同对话一样，正是在谈话中，语言变得个体化，适合于说话的情境。13
，最大的原因是：在变动的人与事的推动之下，一切仍在进化。率先对某类词汇做出解释的人，就掌握了这部分话语权，成为一种权威的代表。这种解释，可以去定义何为白天黑夜，也可以去定义疾病种类，在政治生活中，也可以定义罪与非罪。此时的真实是这些拥有权力的人眼中的最佳解释路径所得到的结论。这里更多谈到的可能是一种集事实、能力以及接收的信息于一体的“知识”所带来的话语权力，属于对某一类事物下定义的权力活动，但由于多数人并不一定对之完全信服，所以更多的还是一种行政手段带来的，而非意识形态上的控制。
，一个半世纪中疯人都受制于这种禁闭制度。14
不过他们也煽动起了社会整体的一股惩治“疯人”之风。正是少数人的话语输出，带来了社会性的效果，舆论就这样产生和发展。乍看之下，这种道德方向上的引导似乎已经上升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程度，但事实上仍停留在一种“知识”层面所带来的话语权力之上。因为大多数人不是认可，更别提反对，仅仅是不在意罢了，只要火烧不到自己身上。少数人的话语输出更多针对的是他所认为不正确的，以及在他权力控制范围之内的那部分“疯人”。
的作用的？他控制的又是哪部分人？疯癫就其本身而言所指涉的自然是一种病理上的现象，如医生所指出的疾病一样，更多加之客观的判断，但古典时代的疯癫指涉着一些另外的东西，关注的并不是疯人来自非理性的世界，带有非理性的烙印所以称之为疯，而是疯人越过了这些权力控制者眼中秩序的界限。17
这部分话语统治下的权力，其发挥作用的途径是：用严厉的肉体强制来实行统治心灵的法律。18
权力控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说知识的目的是在于使语言与语言发生关系，让一切东西讲话。那它的本义其实并不是审视或证明，而是解释。19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疯人其实是某一时期当权者的创造。他们开始用禁闭来恐吓人以达到控制人的目的，但作为一种疾病的疯癫如果只是给它下一个定义，并不能控制这种疯癫的传递，也不能制止人们对疾病本身的恐惧。疯癫开始流动，开始从少数人的胜利变成多数人恐惧的对象。如果一个人被迫生活在这个谵妄世界中，被横行无阻的非理性所裹挟，那么在这种环境里他怎么能不加入这个世界的活标本的行列中呢？20
人的
控制？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底层逻辑之中。权力可以再次生成一些符号，创造一些传播意识形态的路径，此时少数人的胜利与多数人的团结在新生成的意识形态符号之下达成了一定的统一，这种意识形态符号中既包含着少数人的“主体性”元素，又掺杂了集体情感。结果是：多数人开始相信少数人，开始自愿而非被动地服从这份权威。法律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种符号。可以说，进化后的现代人更懂得创造一种看似符合大众话语实则符合自身需求的“大道理”，此时的真实更多是一种建构真实。
会”的概念，主要解释的是以监狱制度为代表的社会控制手段如何塑造和规训个体的问题。他认为，监狱一方面起到的是镇压直到消灭的一种“消极”处罚机制，另一方面却也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对社会外的人施加一种压力以促进社会积极发展。21
在众多装备惩罚权力的符号技术原则中，有一项为“共同真理原则”，在其中，科学证明的多种因素，明确的感觉和常识被集中起来，形成法官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虽然刑事司法应该维护确保其公平的形式，但是它现在可以向真理的全部方式开放，只要这些真理是明显的、言之成理的和众所公认的。23
，是一种不需要人作为外在强制手段，而是制度本身抑或权力本身就能起到对应强制作用的状态。其中更多是人所创造出的权力与人所创造出的知识协作下的一种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重组。这种创造出来的“政治肉体”，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就是政治代替人成为主体，政治拥有了如人一般的肉身，也拥有了如人一般思考的能力，只是它较之人更为客观。简言之，这种“政治肉体”征服了人的肉体，并把人的肉体转化为了一种客观的认识对象。24
以边沁所提出的全景敞式建筑为例。这种单方面被观察的观台，使得囚禁者始终被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包裹其中，从而确保了这种权力在没有人站在观察台时仍自动地发挥作用，最终使这种权力的运用也不再重要。也就是说，此时权力已然自动化，成为一种普适的东西，从权力个人身上转移到一种安排好的机制上。25
，现代社会使人远离个体主义而趋向墨守成规。27
人已经几乎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完全融于这个社会，也融于这个社会所创造的所有规则之中。这种规则可能是较为严格的法律，也可能是一种集体道德，但无论如何，并非所见即所得、所听即所得的真实，而是所想即所得的真实。
论清代两起命案中的“勘验宜详”与纠纷解决余论 这个世界确有真实存在吗？“人死了”，是福柯继尼采说出“上帝死了”之后又一个惊世骇俗的言论。在福柯笔下，“人”是随着现代时期的生命科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兴盛而产生的，也随着 20世纪精神分析理论、语言学和人类学等新学科出现及其对“人”的新理解而消亡。
即使“事态”真的可以思想，也是由人来构造事态的图像，
从原始人到现代人，人类社会从物理世界走到精神世界，又从精神直接走到客观意义上的观念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