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故事历来备受各界喜爱。谁人不识爱
情，但谁人又能说清道明？学者曾指出，唯有超越对概念的名称式理解，方能达到对概念本身的理解。1
你的出现正合我意，若能终生相依，方不为此生之憾。诸如此类，在《诗经》中数不胜数。汉代无名氏亦曾畅言：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邪》）此言此景，天地何其大，却放不下一对恋人。天地何其小，只因全在恋人的心里。山之坚实，水之绵长，终究抵不上恋人的丝丝情意。有冬有夏，四季有序铺排，冬雷夏雪，早已失序，恰恰映衬着一对恋人以情投意合作为有序追求，否则天地都会跟着失序。那便是要感天动地，把爱情看得简直比天地还要高大厚重。
唐代白居易曾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此言竟要拿天地的长久比对情感的永世不绝，衬托着一颗求爱追爱的心是何其坚定。恨即是爱，爱亦是恨。若无爱，哪来的恨，恨是爱的一种表现方式。
爱恨交织则又说明一颗装满爱意的心总是起伏不定，每一次跳动都会搅起满眼满世界的爱恨风云。宋代柳永则言：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雨霖铃• 寒蝉凄切》）不难看出，柳永寥寥几言便道破了爱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即使言传，仍是借景蕴情。景中的恋人原本要以内心的蓬蓬活力支撑起对爱的热烈追求，但情与景的交融又凸显着悲与美的相合难分。多情自古免不了会向此去经年做出命定宣示，由古今的他人折射眼前的你和我，谁能逃得过似是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好的悲欢离合。命运的扩丨激声特邀丨最有可能获得了纯粹爱情的那些人张逼迫我越发萎缩，心中所想，梦中所念，只可诉诸月下的自描自画。种种不易，不过就是昨晚的一夜秋风，冷暖自知。任凭那千里烟波，千种风情，还有那万木葱茏，全都不及瞄向恋人的那双眼睛。分散在世间各角落的痴男怨女，无不借酒低吟或者狂吼，简直像是在无形中开展了一场场和一次次集体活动。
到了金代元好问的笔下：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摸鱼儿• 雁丘词/ 迈陂塘》）自问自答，无非只是流行性和通俗性地言生言死。不俗的地方在于点破了生死之事不可谓不大，但在爱情面前却极其苍白。爱是最畅快的生，死是最痛苦的离。以爱以情为导引，塑造出的正是浮浮沉沉、多姿多彩的人生。爱对生的不离，便是生的内容。生死相依，死对爱貌似构成了抛弃，其实未必，因为死只会让爱失去活生生的躯体的承载，那颗心却可以超脱而出，永世长存，继续对爱予以加持，方才算是遵守了死生契阔始终相依的约定。生则同衾，死则共穴。
死是生的终点，但亦是永恒的起点。结合以上诗词来看，所谓爱情，简单来说，就是面向心仪对象的一种心力付出。具体来说，或者表现为双方彼此的心心相印，或者表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度爱慕，能否把单相思转化为有去有回的双向互动，难免还需要通过付出吸引另一方。由心内跨越到心外，即是由知到言到行，方才会产生谈恋爱的说法。
所谓谈恋爱，则是一种寻求配偶和彼此满足对方情爱兼及性爱需求的言行活动。或因双方相互爱慕而迅速坠入爱河，或因一方对另一方发起攻势而需要展开深度磨合。究其实质，便是要把心内预设的亲密无间转化为心外的突破现实时空距离的亲密接触，自然需要瞄准心仪对象积极付出。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通常包括两部分内在构成，除了作为主体的你和我，还有作为交往秩序形态的你我的爱情。在此种层面上，爱情还可以被定义为彼此的紧密锁定，意义在于避免任何一方从二人结构中逃离，更是排斥第三人向你或者向我释放求爱信号。叙述至此，的确还不能表明婚恋爱情跟法律相关，且看下文。
何谓爱情？不妨重申一遍，即是以生理性欲作为始发动力，因爱慕而产生的情感输出。何谓纯粹爱情？并不存在统一的评价标准。如果双方恋爱以结婚为目的，那么取径法律就应算是最稳妥的。因为现当代的婚姻缔结原本就需要依据法律。见于2001年《婚姻法》第2条，婚姻缔结以自由和男女平等为原则。第3条又言，禁止包办、买卖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第5 条则言，结婚必须出于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一方强迫另一方，不许任何第三方干预。第8 条规定，意欲结婚的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登记。此类规定，前可追溯至《婚姻法》1980年版本的第2 、3、4和7条，再往前可追溯至1950年版本的第1 和3条，后则延伸至《民法典》的第1041、 1042、1046和1049条。
不难看出，法律言表的要点至少有三：其一，父母不可包办子女的婚姻，而且最好能从子女的婚恋中全盘退出，方可确保子女彻底自由；其二，婚姻不论买卖，而且最好不论财，方可确保婚姻缔结不与财产取舍产生丝毫联系；其三，需要让男女双方充分表达各自的意愿，而且最好还能免于受到任何可能的干扰，方可确保彼此发自真心地喜爱对方。总体来看，法律致力于倡导婚姻的缔结理应搭接在爱情上，双方爱情的表达则理应出自不与父母相关的真情，涵摄着不与财产相涉的真心。只以真切的彼此吸引孕育出相互的感情，一则即是要排除自身以外的任何干扰，二则还要排除非感情因素对感情的牵绊，可谓是在塑造纯之又纯的爱情。
追索何人能获得最纯粹的爱情，自然蕴含着比较，并且法律的存在并非只是用来规制一二人的行为，而是具有普遍性，故此需要追问的理应是哪些人或者哪些群体能获得最纯粹的爱情。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存在通常只是为人们的言行划定边界，并且以国家力量带动社会发展乃至转型。只要不违法，人们如何追求爱情和缔结婚姻，其实还具有广阔的自由操作空间，意味着合法的婚恋并不等同于人们果真获得了纯粹爱情，于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只可言说人们最有可能获得了纯粹爱情。见于《婚姻法》1950年版本的第1 条，曾明确宣示，要废除漠视子女利益的旧婚姻制度，实行保护子女合法权益的新婚姻制度。此项规定，足以透视出中国的婚姻缔结存在着新旧转型。如果说1950年以后的婚姻以子女自由自主式缔结为主流，那么1950年以前的则未必如此。
，需要从清末民初说起。正是在那时，原本盛行于西方的自由式婚恋观念传入中国。起先只在城市的少量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影响力极有限。2
迄至20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各界曾借着一出戏剧中的娜拉出走的议题，探讨青年男女能否追求独立自主乃至如何从传统家庭中逃离出去的问题。受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正如鲁迅所言，娜拉出走以后，若非堕落，就只能再回去，似无第三种选项。3
等法律，先后在红色边区颁布出台，恰恰为追求婚姻自主自由的青年男女提供了离家以后可以存身的空间。4
回望传统社会的婚姻缔结，孔子曾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论语• 为政》）严加考究，思无邪三字实际上只是《诗经•鲁颂•駉之什•駉》中的用语。毫无疑问，孔子是在提取《诗经》中的一言梗概《诗经》三百余篇的核心要义。所谓思无邪，即是指不伪饰，不虚假。6
婚姻的缔结恰恰并非只是事关婚恋当事人。正如《礼记• 昏（婚）义》曾强调：“婚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此言指出了婚姻的缔结是两家即两姓之事，怎能不关涉双方的父母乃至先祖，而且结婚只是组建家庭的起始。料理宗祠事务，照顾父母，直至谋求后继有人，孕育子女，尽皆属于结婚以后必然要去面对的。无可辩驳，婚姻的缔结，终究意味着要把此前的非家庭成员纳为家庭成员。除了双方当事人，现有的其他家丨激声特邀丨最有可能获得了纯粹爱情的那些人庭成员难免会对家内成员增设表达意见。尤其父母，难道会对子女的婚姻无动于衷？但前提条件在于认可子女寻求自己爱慕的对象，方能不失为儒家的主张。
孔子曾并提连称孝与慈。父母若径行压制子女寻爱，怎能算作慈。荀子亦曾指出，君臣、父子和兄弟，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悌），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荀子• 王制》）其中的顺字，理应指涉为人臣者需要谦顺事君或者恭顺待君，而且事上使下仅仅指涉君臣。父子兄弟各有伦理可言，不可与君臣混为一谈。
不妨再度审视法家的主张。韩非子曾强调，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乃天下之常道。显而易见，臣对君和子对父，皆以顺字论。如果说各有所顺还不足以促成在上者钳制在下者，那么韩非子恰恰还曾强调，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所谓不危不非，即是不可挑战！臣以君为上，子以父之是为是，否则君者和父者便可予以压制。悄然间就不再与儒家强调的父慈子孝苟同，而是倡导为人臣者全盘顺从其君和为人子者逢事都要顺从其父。
孔子的确曾说过，唯女子与小人，是为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 阳货》）此言极易被视为贬低女性。首先来看小人二字，古来注解从未把它释读为道德败坏者，而是指仆人。7
把难养二字直接断定为贬低，到底是立足于儒家本身解读儒家，还是在望文生义的同时掺入了契合法家的解读，其实并不难分辨。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子事父，妻事夫，如果不能全盘顺从，反而仍要表达不逊或者怨艾，言表难养，免不了就具有了贬低性指斥的意味。
前面几章曾提到，汉代《白虎通义• 五行》更是强调：“子顺父，臣顺君，妻顺夫，何法？法地顺天。”相较于荀子笔下的天地，作为人伦的比附，还取其时间寓意，方才言说人伦与天地万世同理同久，甚至相始相终，而天地自然是永恒的存在，到了《白虎通义》中，以法地顺天同时打造三种伦理，则是取用天地的空间寓意，即天地悬隔，上下垂直，塑造着君的单方意志独断，还有父和夫的高高在上。区别于君臣除却特殊情况，通常不具有血缘关系，以顺字论，即是要让原本分立的双方在意志考量上保持高度一致，父子则通常具有血缘关系，同样以顺字论，便是要抹杀以父慈子孝打底的双方互动，断不给不同意见的相互砥砺留有空间。既然以天地言事，那就是要表明天地何其至高宽广，区区之人怎可与它们相悖，自然就凸显出了三顺同样是不容挑战的无条件顺从。婚姻的缔结终将变得极其简易，代价便是需要让子女乃至女性牺牲掉自我意志。
至此便造就了传统社会的父权、皇权和夫权观念。况且《白虎通义》原本就属于汉代官方确立的意识形态。同样在汉代，哪怕的确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关键问题在于，所谓独尊儒术并不是除却儒家再无其他，而是只具有表面上的象征意义，即儒表法里。荀子还曾强调，礼者，本末相顺，始终相应。（《荀子•大略》）韩非子论顺，固然接壤荀子，但已经完全不同于荀子。观诸《白虎通义》，毕竟以韩非子法家的主张打底，何止远离了孔子儒家，甚至远离了荀子儒家。儒家的论断一旦被法家接壤绑定，必将促使儒家之论失去儒学底色，以法家之态尊崇儒术难免就是要去除儒家之柔然，补入法家之刚硬。法家的三顺搭配着三权，在后世便成为了奉天法地的纲要钳制。
直至清代，正如《红楼梦》各章节描述，喜读儒家四书五经的贾政，在其子贾宝玉面前罕有慈父形象，固然可以算是拳拳父心，恨铁不成钢，但贬斥多于慈爱。某天遇见贾宝玉要去学堂，便询问正在读何书，获知已经读至《诗经》第三本，甚至觉得不甚了了。若论谁能做到思无邪，贾宝玉恐怕远胜其父。哪怕他并不喜读四书五经，而是喜读《南华经》即《庄子》，9
综上可见，人们若能以思无邪的姿态追寻爱情，那又何尝不是在追寻纯粹的爱情。既然孔子曾提点思无邪，便可断定儒家势必会对人们追寻纯粹爱情表示支持，或者说人们对纯粹爱情的追寻原本就会蕴含着儒学意蕴。如果说在先秦《诗经》记述的年代，人人皆有可能获得纯粹的爱情，那么到了汉代至清末，擅写爱情诗歌者其实未必真能得到爱情。再至当代，人们同样可以追寻纯粹的爱情，何尝不能算是历经几千年的历史涤荡，婚恋观念正在向先秦回归，但又不能算是简简单单的复制，其间免不了还存在着古今差异。
情的追寻缔结婚姻？且看《昨天 今天 明天》讲述的故事，10
正如白云所言，自己固然生在旧社会，但毕竟成长在红旗下。他们的婚恋确切无疑能得到1950年《婚姻法》的支持。作为一种集体合作组织，生产队正是兴起于1958年，结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当时，家庭的功能趋于弱化，并非生产单位，重点在于养老育幼和操持婚丧嫁娶。各家各户皆需按照生产队的安排和分工参加劳动，每年岁末按工分积累分配劳动成果，不可把自己的劳动产出直接据为己有。全民皆不富裕，有时还会陷入赤贫状态，计划性的统一生产和调配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各项需求。11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家庭逐步恢复了原有的各种功能，成为了生产单位。全民积极融入创富时代，财产积累日益丰厚。据学者考察，传统社会的婚姻缔结曾讲求的门当户对，正在悄然回归。原因在于，门当户对原本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在相似的家庭环境中长成的男女更容易缔结婚姻，而家庭环境相似会让他们具有相差无几的生活习惯和规范操守，方便沟通和寻找共同语言。即使出现摩擦，仍能迅速达致和解。12
婚姻即使不涉买卖，但双方背后的家庭财富积累难免会成为他们考量是否婚恋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还会强烈干扰着他们的抉择。不少学者都曾指出，青年男女自身未必能创造出可以支撑起婚姻缔结的各种物质条件，难以与父母的财富积累匹敌，因而极其依赖父母为其操持婚事，构成了家庭成员内部财产流动的常态。13
相比较而言，白云和黑土反倒获得了纯粹的爱情，即在1958年至八十年代初期结婚的那些人最有可能获得了纯粹的爱情。那样的时代早已结束，自那以后结婚的各代人无论怎么
追求爱情，爱情恐怕都未必全盘纯粹。得出此种结论，并不意味着要期待那样的年代再度来临，更不意味着认为那样的年代尽善尽美！只是在于强调，一则纯粹爱情的获得需要时代的造就。二则任何人固然都可以在自身范围内考量爱情，在双方互动中规划婚姻，但无形中就会把外在于自身和爱情的事物囊括进婚恋。三则法律上的相关规定自1950年以来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但它们只是为婚恋的达成提供外在的框架，框架内部的千姿百态蕴含着爱情与非爱情因素的交织并现。
物质财富匮乏时代的爱情追寻，反倒比丰衣足食时代的更显纯粹，说明纯粹爱情原本就需要排斥物质财富积累的干扰，但丰衣足食的时代已然来临，构成了人们追求纯粹爱情时无法摆脱的外在牵制。如果说当年的全民贫困塑造出的只能是人人高度统一的对纯粹爱情的追寻，势必加持着丰厚和清晰的儒学意蕴，那么全民性的丰衣足食塑造出的则是难有统一可言的你我各自框定的爱情追寻，其间恐还囊括着爱情与非爱情因素的交织，促使潜含在爱情追寻中的儒学意蕴终究要接受考验。
回到白云和黑土的故事中，他们又何尝不曾反思家中财富的积累非但没有促使感情沟通随之增多，反而逐渐减少。尤其是随着房屋增设，二人早已各居一屋。相较于同屋同食同寝，即使不想刻意谋面，一对夫妻彼此却还是总能近在眼前，以谋面次数加持感情，各居一屋则意味着双方互动会在空间上受到阻隔，谋面次数的减少难免会与感情的加持相悖。
黑土曾感慨，我拿着一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那艘破船？俗语明明有言，距离产生美，但眼下哪里还有美感可言。此番说辞，直指空间距离难保不是心理距离。空间意义上的一堵墙一旦长时间区隔着二人，由实体到象征，怎能不往心理上投影。最终就会致使你我的心中各有一堵厚墙，藉此随时都会释放出彼此隔离的蕴意。所谓距离产生美，言表的其实是二人如胶似漆，若即若离，但仍以相互吸引打底，骤然离开或者拉开距离构成了对感情是否依然存在的检验。迟早回返或者消弭距离则会促使感情越发浓烈，甚至还会对原本早已搁浅的情感表达构成激发，以至于再度复活。
以空间距离可远可近比附心理距离或有或无，美就美在其中隐含着情感的拉伸，似断非断则加持着情感反弹。以旧船票搭配破船，凸显着二人的情感距离并不是肇因于年龄，表面上是由各居一屋所致，实际上却是以财富增多为根源。唐代诗人元稹曾言，贫贱夫妻百事哀。（《遣悲怀三首• 其二》）关键问题是，富贵夫妻又能如何？相较于贫者事事都很难办，富者即使在有些事上比较好办，却未必能确保事事都好办，难道全无一哀？如此说来，贫贱夫妻和富贵夫妻各有各的哀情。由贫贱到富贵，物质财富积累终究会干扰情感表达。若能打破困局，兼顾二者，方是最理想的状态。
面向未来，白云坦言自己想要著书。黑土却言，你要是能写一本，我又何尝不能。二人若是果真投入写作，各有所忙，难道能化解情感距离？在黑土的展望中，他反倒想要带着妻子出门去旅游。白云恰恰愿意跟随同行。此种策略堪称绝佳。因为出门旅游即是要主动逃离家中的空间阻隔，一路上相伴，以每时每刻保持亲密的方式提携情感沟通，自然可以尽力去消弭原有的心理距离，再度激活感情。
总体来看，人的一生又何尝不能算是一段旅程，无论来时路上曾遇见何事何物，迟早都会被全盘人生渐次消化。以区区羊毛搭配宏伟的社会主义，借由毛衣礼物对接罪名获致，烘托出爱情追寻的敢与险，让贫困时期的手电筒等同于现代化家庭生活中的家用电器，无不具有喜剧效果，早已成为白云和黑土生命历程的内在构成。他们侃侃而谈，举重若轻，最是表明他们历经磨砺悄然具备了消化苦难的能力，以至于会以不避过去的乐观姿态面对当下和迎接未来。采访现场的确频频响起笑声，何以至此，至少可以从两方面谈起。
第一，插科打诨，取意诙谐，把原本不搭配的事物搭配在一起，借用故事讲述的力量，象征性地通过塑造新秩序的方式对眼前和心中原有的世界秩序发起挑战，但原有秩序并不会就此隐退。正如俗语所言，理不歪，笑不来，其间蕴含着不妨将其称为新旧秩序对冲论的喜剧叙事模式。具体言之，社会主义建设通常搭配人人为之做贡献，礼物赠送的意义原本是要增进情义，手电筒则只是运用凝聚态物理原理自我输出电源的简易照明设备，现代化的家用电器通常是指电视、冰箱、洗衣机等。诸如此类，作为常识，经由人们的认知，塑造着人与世界的稳定联系，以不能随意打乱的状态支撑着人们日用常行的基本秩序。即使有人在言谈中打乱，并不意味着那些事物真能被打乱，而且周围人群全都知晓日常秩序的原有构造。
伴随着言谈中打乱与实际上无法打乱、有人打乱与其他人并未打乱的交织对冲，人们的情绪难免会波动，笑声的发出恰恰属于情绪发泄的结果。言说者陈述错乱搭配，引起的正是其他人对常识的反思。常识的异常稳固烘托着崭新秩序的构造并不符合常理，于是后者的出现构成了对前者的检验，继而会反向助益于前者越发稳固。周围人群对言说者发出的则是未必带有恶意的取笑乃至讥笑。理一歪，笑即来，何理曾歪，无非就是指裹挟着常识的原有事理乃至秩序。
第二，任何人的一生都会经历甚多，遇见周折，怎能不寻求突破，有时甚至需要迎难而上，属于人生常态。孔子曾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 子罕》《论语•宪问》）此言无非是指经历渐多，知识积丨激声特邀丨最有可能获得了纯粹爱情的那些人累亦会越发丰富，可以使人不再疑惑，更可以免于被迷惑。只以开放心态面对接踵而来的挑战，何须忧虑乃至忧愁，我自勇敢，便不惧怕。以勇气打底，即是要塑造出强大的自我。
接纳万事万物支撑起内心的广阔空间，充实和夯实知识储备，最终就是要以顶天立地的姿态积极超越和凌驾万事万物。15
若不足以构成考验，就不能算作苦难。只要奋力挺身，以人生之浩大，何尝不能吞没一切。迄至事后，即可托举出作为胜利者的自我，藉此审视过往，便是要碾压曾经的苦难。不经意就会发出会心一笑，表达出的正是对苦难的轻蔑，以至于会以轻松的姿态予以戏谑。
说到底，人们的记忆悄然间就会针对过往经历展开意义的再生产。再生产与初次生产相对应。后者指向苦难的频繁来临和人们的即时迎接，意义只是在于增益当时那段人生的意志磨练，前者则是要以整体人生容纳苦难，意义在于促使此前经历的种种只是成为生命历程中的些许点缀，继而只能起到润色和装饰人生的作用。初次生产时，面对苦难，人们难免还会存有忧虑，感到压力巨大，简直犹如大山压顶。再生产时，曾经的忧虑和压力早已荡然不存，满心里全是强大的意志，说不准还会对生命历程产生温存关怀，以至于不得不感叹自己当年何其刚强。见过了大江大河，经历了大风大浪，促使自身的免疫储备越来越充足，日后何须再畏惧溪流中涌动暗潮。
由初次生产到再生产，便构成了人们对过往的一再消化。尽管你我的经历各不相同，但应对人生的态度则未必不能一致。人人皆可凌驾于苦难之上而成为胜利者，故此言说者的陈述难免会引发周围人群感同身受。周围人群发
出笑声，就是对言说者表达出了由衷的赞叹和佩服，因而所发出的同样是会心一笑。不妨把此种喜剧叙事模式称为感同身受引发论。尤其是面对爱情，当事人当年竟要以敢驭险，周围人群无不佩服她曾经的勇往直前。
总而言之，人们对纯粹爱情的追寻殊为不易。时代走势和法律并驾齐驱，塑造着婚姻的形态，深刻影响着婚恋故事的书写。前者带来的某些问题并不是后者能化解的，人们只能凭借自身的力量寻求突破，而恋爱中的男女原本就会积极释放自身的情感，以巨大的力量描绘自己的故事。反观法律，既强调自由，又倡导自愿，无非只是在于塑造婚恋男女的自主权，意在让人们可以借助于法律更加有力地排除自身以外的各种干扰，但又只是指向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可能干预。子女若不曾遭遇阻力，便没有必要让权利出场，因而权利的设定只具有防御指向，未必非要积极进取而表现出进攻性。
毫无疑问，权利作用于婚姻的缔结，会在存身位置上表现出可被移动性，即当事人若遭遇阻力，就可以把权利放置到阻力前面，否则权利便只会处在备而不用的位置。更多问题的化解，例如物质财富积累可能会对爱情追寻产生干扰，其实只能交由当事人在时代走势中自谋抵御。既然法律意在让人们搭接着爱情缔结婚姻，那么婚恋自主权就会化身为爱情主张的外在包裹乃至修饰，即权利以爱情主张为内里，爱情主张以权利为外表，凸显着人们对爱情追寻的自身力量与外在于自身的法律力量完全可以同时发力。
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纯粹爱情的追寻裹挟着儒学意蕴，权利与儒学不可避免就会产生关联性。既然婚恋自主的权利以爱情主张为内里，那么爱情主张越发纯粹，就越是会让权利以儒学为内里，意味着儒学与权利亦可呈现为内外里表的结构性共存。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观念恰恰是舶来品，于清末由西方传入中国，并不存在于此前的中国传统社会，更不曾存在于先秦。当代中国人追寻爱情，原本就起始于对清末民初以前传统父权的扭转，固然可以算是对《诗经》记述时代的回归，但其中毕竟裹挟着援引西方式自由自主婚恋与权利观念的历史走势，藉此便跟《诗经》记述的时代拉开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