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二字包罗万象，在广义的层面上，泛
指任何人对另一人极其仰慕，简直视若星斗，想要追踪其行，借其光明，勉励自己，谋求看齐。例如孔子，就曾对周公崇敬有加。言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
（《论语•泰伯》）此言固然是在强调纵有周公的才学，如果还存在骄傲和吝啬的毛病，优点再多，都不足观，但已经透露出了对周公的赞赏。孔子还曾言，甚矣吾衰！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 述而》）自己年老与许久没再梦见周公有何关系？是否做梦难道会受到年龄的限制？
深究其里，孔子生于鲁，长于鲁，鲁曾是周公的封国。爱周公，爱鲁国，更爱鲁国保存的周礼，甚至还爱周公之政。历史上，周公曾告诉鲁公，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无求备于一人。1
（《论语•微子》）此言无非是指君子不怠慢其亲族，不让大臣抱怨没被信用。老臣故人若无严重过失，就不要将之抛弃。不要对某一人求全责备。鲁公正是周公的儿子伯禽。孔子既爱周公之政，若还年轻，当可义无反顾前去继承和推行，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梦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早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其间的寓意正是，以梦想填充梦境，以梦境佐证梦想。梦境之来难以被人完全掌控，但长期追寻某种梦想亦可让梦想进入梦境，以梦境的不可控乃至无意中即来，展示出对梦想追寻的高度自觉和始终不弃。只可惜垂垂老矣，就连梦境都时有时无。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各种影视作品和流行歌曲大量涌现，把演艺人员送到了亿万观众的面前。有些演员受到追捧，璀璨如星，引人观望，构成了追星二字的狭义寓意。广狭并存，到底该追怎样的星，泥沙俱下的混乱中隐含着纷争。最引人担忧的便是，追星无度甚至影响年轻人的成长。
能否借用法律予以规制，同样是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一、追星的类型分化和意义指向且看《追星族》讲述的故事，2
女儿赶紧拉着祖母求助。祖母一则让儿子放下脚，二则转身告诉孙女，你父亲全是为你好，既然不让你搜集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你不妨听一听有意义的声乐作品。说着说着，就唱起了传统戏曲，不仅未能让孙女萌生兴趣，而且没有获得儿子的认同。少女又想要通过电视观看当红明星的现场演唱，谁知父亲竟在电视上贴了封条，难免惹怒了女儿。祖母则把封条撕掉，给孙女提供各种方便，但现场演唱已结束。孙女扭头就跑，边跑边哭。祖母赶紧去追，父亲最终表达了一番无奈，甚至唱起了女儿追星学来的流行歌曲。
显而易见，故事中的一对父女难有共同语言，前者忧国忧民，具有非常强的历史责任感，后者却喜欢切近的明星动态。前者虽不曾高度认可流行文化，但又并未彻底贬低，后者则完全拒绝历史知识。整体来看，故事的讲述其实已经点破了追星具有不同的类型。如果说
教育制度乃至教科书把郑成功等历史人物视若星辰，倡导的是浑圆化追星，那么追捧当红演员表现出来的则是扁平化追星。所谓浑圆化，无非是指引导人们跨时代认可历史人物的光辉，继而以其为榜样，争取做到圆通周到的模仿，以便于提高自己的气节，而历史人物的光辉早已受到滔滔历史中各代人的审视，并且在经历长时间的检验后，其品格受到后来人的高度赞赏。所谓扁平化，则是指因喜爱同时代当红明星的风华，通过加强对其了解的方式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风华还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检验，能否始终立得住，恐怕都会是疑问，甚至难保不是一时的，说不准何年何月就会化风而去，并且追捧的意义只是在于满足自己当前的喜好，等到明星风华渐逝，免不了就失去了追捧的动力。故事中的父亲无疑认可前者，一旦面对后者，简直难以招架。
流行文化遍地席卷，有时的确就像是一阵飓风，所来所去，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又恰恰正是来了一阵又走了一阵，促使人们的认知接受越发呈现出开放格局，并且挑战、检验和凸显着眼前时代是否具有足够的包容度。阵阵席卷自然而然会在人们的认知和时代发展中留下印记，实现层层积累。日常生活和社会景象必然会一并变得越发多姿多彩。甚至可以说，当某种流行文化猛烈来临时，一旦受到万众追捧，就极易转化为价值观念的强势输出。有的人若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便是要依据自我的价值判断主动隔离于客观实际的社会发展风向，不可避免亦会被风向甩开，还会失去与其他人对话的部分凭藉，终究致使自己认知接受的开放度和包容度趋于萎缩，成为人群的背离者。诸如此类，无不说明流行二丨激声特邀丨追星的寓意与亲子关系的结构紧张字会对人们的抉择趋从产生规制效应，3
正如故事所示，相较于成年人，青少年更易于接受流行文化。因为他们的价值判断还没定型，并不是死板一块，本来就会对自身以外的流行事物释放出接受的空间，有时可能还会无条件乃至不辨善恶地去接受。成年人固然更善于辨别善恶，但又会因为价值判断趋于定型，在面对流行文化时免不了会挣扎。一则以自身原有检验外在新来，若发生了对垒，哪怕最终的胜者属于自身原有，亦是无法逃脱一时对垒曾对自身予以捆绑。二则唯有挣脱捆绑，挺立自身原有，方能凸显出自己雷打不动的主体性，但又在社会风向面前表现得固步自封。
若积极接受外在新来，恰恰又恐于拉低了自身原有。故此问题的解决无非只有两种策略：其一，主动针对流行文化展开分类，积极接受自己原本就喜欢的那部分，促使自身原有的价值判断渐显延长；其二，不做主动接受和排斥，只诉诸无意或者偶然听闻，促使自己认知接受的开放度和包容度趋于扩大。亦如故事中的父亲，何其排斥女儿追星，但自己却学会了女儿追星掌握的流行歌曲，要么是出于无意，要么就是并不排斥所有的流行文化，而是做了分类和选择。
任何时代其实都会存在流行文化，一如唐代文学家白居易在其《长恨歌》中曾指陈：“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如果诗文确指史实，那么由杨玉环陪王伴驾和杨家一时昌盛，所引发的正是社会上曾一度流行生女重于生男的文化。二如《晋书• 列传第二十五》曾记，潘岳
（字安仁，世称潘安）美姿仪，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寥寥几句就点明了容貌风华极易引起异性的群体观瞻。如果说孔子跨时代追慕周公可以算是浑圆化追星的史上显例，那么潘岳曾受到同时代众人的追捧便可以算是扁平化追星的史上显例。
尽管他同样早已被记入历史，但除了容貌一流，其他方面则难以称得上顶尖，怎能与周公相比。毫无疑问，扁平化追星的主要寓意就在于主动接受眼前时代风向的侵染，借力于耳目填充自己的喜好储备，浑圆化追星的主要寓意则在于壮实自己的心志，谋求实现跨越时代的精神提升。缘何要让当代青少年掌握明末清初的郑成功属于民族英雄之类的知识，除了可以借此滋养出他们的爱国情怀，其实还有励志的指向，即引导学生日后能像郑成功那样功勋卓著。不否认今时今日的流行文化同样可以倡导励志，但它未必洗尽了铅华，难以确保不具有任何粉黛杂质，无论如何都不能与五千年的历史积淀相提并论，而励志之论在历史中简直可以称得上俯拾即是。
种励志故事：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文王拘而演《周易》之书；仲尼厄而作《春秋》大著；屈原放逐，赋《离骚》悲歌；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已至；孙子膑脚，遂使《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之文；韩非囚秦，恰有《说难》《孤愤》出；众知《诗》有三百篇，大底成于圣贤发愤。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司马迁遍述历历，无非是在强调艰难困苦能激发人的斗志，以坚强的毅力支撑起残缺的身躯，无疑构成了对自我的高度挺立。举凡各种文字著作，则是对心智的文字凝结，一旦传世，即可依据功勋成就托举出一位位巨人。南朝宋文学家鲍照在其《拟行路难• 其六》中坦言：“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碟躞垂羽翼！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言语间透露出的是何等的气魄，生世惜时，怎可枉度，断不能卸志罢气。成圣成贤的群体特征，便是不以物质富足作为前提条件，只是在于勇敢向前，奋力去破除重重关隘，直至达致目标。
宋代文学家李清照在其《夏日绝句》中亦曾倡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昭昭此言，宣称的正是要通过拔高志向的方式让自己脱俗，甚至厘清了俗与不俗的区别就在于有无志向，并且是否曾为之不懈努力。
宋代文学家苏轼同样曾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此言点明了立大事的原本都是凡人，但他们会以坚忍不拔的气度促使自己成就大事，而且以大事衬托出凡人的不平凡之处。才能超世固然同样重要，但成就大事必须以大志作为支撑。苏轼还曾说过：“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 游蕲水清泉寺》）此等壮言，喷薄而出，简直比孔子的志向更有张力和活力。既然以流水不绝衬托人生奋进，那便是要抛开年龄的限制。即使两鬓斑白，仍需老骥伏枥。
苏轼又言：“穷不忘道，老而能学。”（
《黄州上文潞公书》）此言更是点明了垂垂老矣仍要学习，而且不能因为受制于物质条件就要抛却志向。苏轼在其《文与可字说》中还曾说过：“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守道行义只需去做，何须关心势与利，修德又何尝不是如此，修成不以得名为必要。
但凡各种事项，若还能承载自己的志向，那就要勇往直前，无需受到志向之外的名利的拖累。除却文学家，其他人的行年纪事亦能表明励志何其重要。例如宋代大儒王阳明，曾在仕途中浮沉，恰恰就是在他被贬谪至龙场驿的那段时光，悟到了心学之门，史称龙场悟道。4
见于史料，阳明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椁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不难看出，俟命便是不放弃，坚决要以孤绝的心志面对得失荣辱。迄至后来，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唐代大儒韩愈在其《进学解》中曾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关键问题是，如何才能确保可以免于随波逐流？平时之论到底能否作用于困境中的志向守护？宋代学人欧阳修曾言，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于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
（《与尹师鲁第一书》）拳拳之言点明了有的人平时论道时群情激昂，大有舍身不惧死的气势，但只要陷入了贬谪等困境，反倒犹如庸碌之类，忘记了曾经的凌云壮志，判若两人。即便像是唐代韩愈那样的有识之士，亦不能免。
且看宋儒程颐的姿态。见于史料，他曾被丨激声特邀丨追星的寓意与亲子关系的结构紧张贬谪至涪州。按常理推断，每日应是灰心丧气，意志消沉，终致鸠形鹄面。出乎预料的是，他归来时，气貌、容色和髭髪皆胜平昔。
门人问，何以得此？先生答，学之力！大凡学者，学处患难贫贱，若富贵荣达即不须学。（《程氏外书第十二• 传闻杂记》《言行龟鉴•卷一学问门》）深究其里，正如程颐所言，此前既已在脑海心间储备下了知识和思想，难道不是遇到困境时用来破除困境的吗？此番作答，无懈可击，直指知识和思想储备说不准何时就能发显出它们的用途，以备不时之需，防范和抵御未来的不可知，避免出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情形。宋代学人黄晞曾言，生而不知学，与不生同；学而不知道，与不学同；知而不能行，与不知同。（《聱隅子• 生学篇》）
此言更是点破了由学到知再到行能让人展现出本质的不同。空有知识储备，如果不能付之于行，只怕仍是枉然。唯有化知为行，方能确保知识有用。综上可见，学习历史知识的意义就在于获取壮大自己的资本。追根溯源，所谓历史，其实只是人们寻求安身立命的一种空间，可以接纳任何人走入，但不会接受人们随随便便留下自己的姓名。因文治武功和学识成就而能彪炳史册的，毕竟只是茫茫人海中的极少数。他们要么能做绝大多数人不能做之事，要么能言绝大多数人不能言之理。历史更欢迎后来人把其中的某些人物迎接出去，以便于产生聚合同类人群的正面效应。
具体言之，后来人完全可以把历史人物视为榜样和典范，将其放在心中，仔细揣摩，再尽力模仿，那便是化过去为现在，推动自己奋发向上，以现在为平台步步攀爬，前去触摸过去的标高，突破原以为的种种不能，谋求实现由内到外的层层蜕变，最终让自己如同被模仿者，而且最好还能有所超越。说到底，无需把迎接出去的再送回，就像泉眼涌动，流淌成河，何曾必须让河流回淌至泉眼，而泉眼依然会有清水流出。若要送回，最好能送回自己，堪比另掘泉眼，方能为历史的河流增水增彩。
史书中记人，便是为无数人的无限复制提供方便。无论后来人正在或者即将面对何人或者何事，只要以历史的厚重傍身，借用史上他人的经验考量自己的生命历程，接受榜样的感召，就会促使历史人物简直犹如第三人那般始终挺立在事发现场，继而就是以我自己的满腔热血去感受历史人物的滚烫温度，亦可让历史人物借助于我的热血再度复活，悄然间就助推着曾经的历史与自己实现了合二为一，早已抛离了时间层面的古今区隔，以至于历史并非只是意指过去，而是还囊括着后来人的眼前此在和后来事的正在发生。过去的已然定型与眼前的正在发生非但不会抵牾，甚至历来都属于各代人的生命历程的必要构成，促使历史本身呈现为过去对现在的开放言说，而现在则是对过去的回响。不妨把此番思考简称为历史作为第三者在场的理论。
反观《追星族》讲述的故事，女儿不肯接受历史，难免就会与历史和生命的厚重擦肩而过。加之当前始终处在扁平化追星的状态，还如何面对未来的各种不可知。博闻强记明星的血型和各种喜好，一则无助于学习成绩，二则怎能壮大心志。不愿听见祖母提起明星的妻子，难道自己还想日后嫁作明星之妻？关键问题是，被追者不知追者，如何谈婚论嫁？亦如周公和孔子，一前一后由商末周初跨越到春秋末年，前者实无可能知晓后者，说明追星的两种类型存在相似之处，即追星不以被追者知晓追者为必要，但孔子终因自身的卓越成就而被世人尽知。故事中的女儿难道会因为追星就能被世人尽知？即使能被世人尽知，又能拿出怎样的卓越成就？
，固然可以被视为一气之下的不得已，但此举兹事体大，一则关涉亲子关系的古今样态，二则关涉当代法律。具体说来，此举极易被视为蕴含着传统父权理念，而且与儒学有关。是否果真如此？据孔子所言，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子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孔子家语•六本》）不难看出，孔子的确认为父母可以惩戒子女，但又强调不能无度，否则就算不义。子女更是无需接受父母的无度惩罚，小惩则受，大惩则逃，且待事后再回到父母面前。若不躲逃，而是接受被打死，何止会致使父母陷于不义，更算不孝。
法家反倒指出，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韩非子• 忠孝》）此言无非是在强调子女要接受父母的一切安排，面对再重的责罚都不可逃避，父母怎能容许子女的言行跟自己相悖。毫无疑问，体罚无度丝毫不与儒家相关，而是深契先秦法家的论断。背后则隐含着传统社会的亲子关系有时会陷入结构性紧张，即父母与子女一长一幼的伦理结构原本要求幼者从长，5
幼者缘何不从长，甚至还会与长者做事是否妥当相关。惩戒子女，便是要促使幼者从长。历经百余年的社会转型，传统的亲子关系和父权理念都止步于清末。迄至当代，参见《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虐待未成年人。何谓虐待？
不妨再来看第15条和第19条，父母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创造良好、和睦、文明的家庭环境。若要作出与未成年人的权益有关的决定，
事先应当根据其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充分考虑其真实意愿。就此看来，如果事先未曾听取意见，径行做出决定，因子女表示不认同就直接予以打骂，谈何文明，更不能算是和睦，难免会被视为粗暴的虐待，子女则具有反虐待的权利。
显而易见，当代法律同样认可幼者从长，但会让权利观念入驻家庭，反对父母打骂子女，倡导平等对话，意味着幼者从长不再是顺从，而是依从或者依赖长者给其提供成长所需的各方面条件。见于第16条，列举父母应当履行的监护职责，其中的一项便是要保障未成年人具有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引导他们进行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关键问题是，既然要让未成年人休息娱乐，若是不听取他们的意见，就难以保证他们真正地身心愉悦，反之若是全盘听取，那又难以保证他们身心健康。例如扁平化追星，如何才能避免他们陷入无度，父母到底该以怎样的姿态干预，恐怕终是两难。此番情形的出现凸显着当代亲子关系中存在着另一番结构紧张。
具体说来，法律通过赋予权利的方式助力于未成年人成长，其实只是确立起了权利保护的大体框架。一方面，激烈批评再加体罚惩戒，显然涉嫌违法，另一方面，又不宜让其彻底放飞自我。恰恰就是在两者之间的广阔地带，貌似全都属于伦理的道场，但法律未必会转身而退，盖因伦理认可的事务并非都能获得法律的支持和拥护。俗语有言，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毫无疑问，在伦理的论域内，打骂子女何止具有合理性，甚至还可以被视为不得不和必须，端赖打骂属于亲和爱的表达方式，而父母通常又都会爱其子女，至此就显露出了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会与伦理发生纠葛。
反过来看，权利保护无疑构成了亲子伦理丨激声特邀丨追星的寓意与亲子关系的结构紧张互动的底线，即只要不会涉嫌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权利，至于其他互动，无不可以操行。打是行，骂是言，而且还是负面的。除了言和行，伦理互动恐怕还包括亲子之间彼此在自己的心里亲爱对方，但内心状态不属于法律关心的问题，而法律历来都不诛心，6
相较于打和骂都带有严肃的惩戒属性，正面的言语劝导则未必十分严肃，因而父母子女产生各种言语纷争和观念分歧终究难免，凸显着以权利为底线的未成年人保护未必能让伦理互动获得安宁，反而还有可能激发双方畅所欲言和各持己见。最终塑造出的便是每人一座山头的复杂互动，以至于逢事就要展开谈判，有时甚至还会陷入旷日持久的艰难协商。若是依然难以得出双方都能认可的问题解决方案，免不了还会致使父母子女陷入各自为政和不相往来的境地。
哪怕血缘关系仍旧岿然，但伦理关系已遭遇瓦解。子女的一句离家出走，便以最大力度凸显出了血缘关系和伦理关系原本就不同。无论子女出走至哪里，日后是否还会回返，都挣脱不掉他们是何人子女的血缘身份，这极力表明血缘关系属于客观的存在，完全不同于伦理关系带有极强的主观价值判断属性，是否继续维系，全看各方能否在价值判断上达成一致。
在意见对垒中甚至还取决于是否有人做出让步，以便于达致妥协。伦理关系的出现通常以
血缘关系打底，在此种层面上，视二者为同一事物，未尝不可，况且它们都属于亲子关系的内在构成，但只要家庭纷争开始浮现，免不了还是需要关注到二者存异。说到底，当代亲子关系的结构紧张，极易逼显出伦理关系会从亲子关系中逃离。不少调研报告都曾显示出，有些子女何止会离家出走，甚至还会自杀，这便是以更加激烈的极端方式背离伦理关系。7
到了故事中，祖母的出现似能在一对父女之间起到润滑乃至促和的作用，其间恰恰蕴含着家庭伦理的代际区隔。所谓代际区隔，无非是指父子两辈人的伦理互动可以借由祖辈的加入，让原来的紧张获得缓冲，亦可促使难分难解的父子关系获得暂时的区隔。父子关系若是原本极其亲密，祖辈的加入反倒会促使父子更加亲密，但仍会出现各自与祖辈分别沟通的分化。种种情形全都关联于家庭伦理自上而下的代际传承。此种互动，并不是当代社会的新生事物。见于传统文学作品《红楼梦》第三十三回，父亲贾政因故暴打儿子贾宝玉，闹得阖府上下鼎沸喧腾，阻拦者未能有效阻拦，挨打者半死不活，打人者大泄愤懑。最终由贾母出面化解了风波，而贾母既是贾政的母亲，又是贾宝玉的祖母。
代际区隔难免还蕴含着极其常见的隔辈亲的现象。所谓隔辈亲，是指祖辈对待孙辈比父辈对待子辈更亲，或者同一人作为父辈时即使未曾好好对待子辈，但成了祖辈之后往往会好好对待子辈的子辈。追索缘由：其一，子辈成长时自己还年轻，孙辈成长时早已年老，历经大半生越发知晓亲情重要，就越是要关爱更加年幼的孙辈；其二，历经大半生越能分清哪些规矩有意义而哪些规矩无意义，于是就会以更加宽容的姿态裁断孙辈的言行是否合规；
其三，伦理传承讲究的是子不教，父之过，而不是祖之过，故此对子辈承担的责任原本就大于对孙辈的，继而会以更加轻松的心态对待孙辈；其四，子辈诞生意味着自己已经后继有人，孙辈诞生则意味着血脉传承越发扩大，难免需要付出更多，因而要更加谨慎地予以爱护；其五，纯粹只是人的天性在发挥作用。
故事中的女儿何尝没有体会到隔辈亲，尽管祖辈与自己在认知观念上存在代沟，但又的确曾依靠祖母对抗父亲。关键问题是，家庭伦理的代际区隔像是一把双刃剑。在父亲抬脚想要体罚女儿的时候，“隔辈亲”足可以产生保护的功效，无需权利出场，就已经把问题化解掉，促使权利只是处在后于伦理的位置，意味着仅凭伦理能否解决问题决定着权利是否有必要出场。
父亲抬脚原本带有殷殷爱意，只是想要惩戒女儿追星过度，而并非故意侵害女儿的身心权益。祖母又何尝不了解，但只要袒护了孙女，那便是对孙女过度追星予以纵容，就显露出了伦理的代际区隔的弊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肇因于女儿没能观看明星的演唱会，致使父子两辈人的原有紧张再次被激化，哪怕祖辈在场，都未能化解。孙女最终逃离，何止不再顾及她与父亲的伦理关系，更是抛下了祖母。
祖母去追固然可以肇因于血缘关系，但追的目的又何尝不是想要修复已经出现裂痕的伦理关系。总而言之，到底要如何破解当代亲子关系的结构紧张，故事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若要全盘回归传统，恐怕并不是良策。如果让权利从家庭伦理领域彻底退场，那又无异于让家庭成为法外之地。在保留权利的前提下，如何让父母的言语劝导具有更强的严肃力度，方为首选。各界的常见做法便是确立严父慈母或者严母慈父的角色分工，单亲家庭还可以让祖辈或者其他人担任慈爱的施予角色，同时还要尽早干预未成年人价值观的养成，其间蕴含着权利和儒学的整合。据《论语• 为政》记载，孔子并提孝和慈。孝是子女以且敬且爱的姿态面向父母，慈则指涉父母以和善疼爱的姿态面向子女。抛开《孔子家语》强调的棰杖惩戒，并举慈爱和严肃的教导模式，甚至让慈中带严，但前提在于保留慈，因而仍旧符合儒家的论断。
若还能让子女尽早学会体谅父母的苦心，自然可以提高他们对孝的认知，无疑可以避免再出现动辄就要对伦理关系发起挑战的情形。其实没必要禁绝他们追星，但最好能引导他们在追星的类型上实现转变。即使无法让他们彻底抛开扁平化追星，但至少要抬高浑圆化追星的分量，在追星的两种类型中拉伸，即可避免他们再陷入扁平化追星过度的境地。浑圆化追星一旦浮现，便会契合孔子追慕周公的儒家表现。
毫无疑问，在权利面前，人人都能成为放大化的自己，即只要以权利之名包装自己的各种诉求，那便是要借助于法律壮大自己的存在，甚至能壮大到足以对抗外来干扰的状态。一旦对伦理关系发起挑战，那就还会成为单子化的自己。挺立浑圆化追星，本来就可以让人们以谦逊的姿态面对榜样，若是一并凸显孝和慈，那就可以把权利归拢到亲子关系中，助推着亲子找准各自的伦理定位，避免未成年人借权利肆无忌惮。一言以蔽之，亲子关系的古今转型终究意味着儒学与权利有必要合作，前者容纳后者，既可以让前者的内容有所保留和有所抛却，以便于适应和满足当代社会的需求，还能让后者妥当地作用于亲子关系，即传统儒学的古今演变给权利的存立提供了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