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曾指出，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不事力而养
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矣。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 五蠹》）此番论述指向资源存储的有限或者无限直接决定着人们争与不争。以取之不尽的资源供养数量有限的民众，无需竞争，就会让人人皆能偿其大欲。若资源有限，想要偿其大欲的人却是无限，该如何分配资源，免不了会引发竞争。由此需要考虑的问题便是，如何引导和规制竞争才能不至于让社会失序。
如果资源属于私人，只要能确保你我达成合意，公平交换，既不违法，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以你之足填补我之不足，或者以我之足填充你之不足，即可达致有序。资源若是公共的，那就比较复杂，最起码需要让符合条件的人展开公平竞争，合法合俗，确保分配公正，方有可能不滋生纷乱。接下来仍要借助于两部喜剧作品展开探讨，重点展示人们动辄就想让竞争裹挟私情，甚至借助于人情对公权力运行做出勾兑处理，致使公共资源的竞争式分配与徇私式赐予、战争式谋取发生纠葛。更需要反思，竞争是否只涉及输与赢？难道不需要顾及体面？如何顾及？
，
句主任回到了家门口，摁门铃等着女儿来开门。开门的是蔡某。她和郭某一看，误以为又来了一位送礼的，甚至想要把人轰走。句主任岂会离开。郭某为了表明自己不与来者为伍，撒谎说道，我是来走亲戚的，我是句主任的表哥。蔡某口误说道，我是句主任的表嫂。
郭某干脆冲着句主任说道，为了孩子的事，你心情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你送礼可就不对了。句主任看到了郭某和蔡某带来的礼品，紧接着问了一句，既然你们明明知道送礼不对，那为什么还要送礼？蔡某回答，你傻呀？不送礼，办不成事！句某又问，你们本心里是不愿意送礼的，对不对？蔡某答道，若非万不得已，怎会心甘情愿送礼。句主任的女儿来至大家面前，冲着句主任喊爸爸。郭某和蔡某看着句主任，一下子就明白了此前的言行不妥，尴尬间又提起了来意。句主任最后说道，只要是人才，我们肯定录取。欢迎你们监督我们校方的录取工作。
显而易见，大学招生涉及人才选拔，意在把高考成绩优异者选出来录取，以便于继续培养。招生名额属于公共资源，又是稀缺资源，并非人人都能获得，各位考生需要公平竞争，方有可能被录取。如何竞争，才算公平？故事中已经点出要按照考试成绩排名，以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择优录取。两位或者更多考生的分数若是一致，该怎么办？其实不妨加试。加试一次，如果依然难以在分数上区分出高低，还可以加试第二次。以此类推，直至区分出高低。
唯有如此，方能确保分数之外的其他因素不会影响录取工作。人才选拔为什么要执着于在
分数上区分高低，正是因为经由历史和社会检验，相较于其他评价标准，分数最客观，会以具体数字呈现在考生和家长群体面前。由高到低，按顺序排名，清晰明了，简易直接。若不以分数为标准，难免会致使人才优劣的评价工作陷入混沌状态。
例如先秦战国时期，田齐设有稷下学宫，堪称当时养士之风的缩影。2
就两条记载来看，齐宣王设宫养士，的确招揽到了不少人才，但只是养而不任用。关键问题是，即使要任用，又该如何挑选能被自己所用的人才？孟子、淳于髡等人纵有才学，他们的学说难道就一定适合在齐国获得落实？
况且他们激辩争雄，难分高低，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用来挑选出最优秀者。即使让宣王任凭自己的喜好挑选，又该如何确保不会喜一喜二还喜三？因而养士却不任用指向的其实只是不任用为官。任凭诸贤议论国事，则未必不具有潜在的寓意，即无需挑选出最优秀者，由此可以免于承受难以挑选的负累，同时还能兼听诸贤以争雄的姿态发表更激烈的国事意见。另外，还可以兼顾喜一喜二和喜三。
又如汉代，曾通过察举方式选拔人才。所谓察举，是指乡举里选，由侯国和州郡地方长官在各自的辖区内借助于舆论考察和选取人才。凡是贤良方正（行为端正、品德贤良）者，能孝能廉（孝敬父母、办事公道廉正）
者，茂才异等（能力出众）者，能言极谏（敢于批评、勇于和善于提建议）者，皆有接受考丨激声特邀丨公共资源的竞争式分配与人情勾兑核的机会。通过考核者，除了可以留在州郡被任用，还可以被推荐给皇家，因而察举又叫荐举。追索背后的制度设计原理，区别于战国田齐的稷下学宫是由顶层政治人物设立，意在招揽精英思想家，察举则兼顾普通百姓的发声。
如何兼顾，具体言之，任何人都会置身于人群，品行优劣，自然会受到周围眼目的共同审视，从中选出优秀者，给予考核机会，即是认可乡里的公断和风评。无论是谁，若要获得周围人群的褒奖，免不了需要以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每日言行，简直像是考生考试，所到之处皆为考场，周遭众人恰恰类似于考官和阅卷者。关键问题是，如何确保人们皆能表里相符？一旦有人表里不一，那就无异于考试作弊。
据《后汉书• 陈蕃传》记载，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其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此番记载，便指出赵宣曾因尽孝而享誉乡里，堪称大贤，以至于州郡数请，被推荐给了名臣陈蕃。一经询问，既然五子皆是服丧时所生，那就是在墓道中与妻生了五子。如此看来，娶妻生子，全不曾耽误，缘何还要居于墓道，便是有意招摇，以作伪手段窃取虚名。学界通常认为，察举制度是在塑造和维护名教。3
东汉后期，还存在由名士品评人物的做法，即清议，引领乡里舆论，影响着士人进退。此举固然具有激浊扬清的积极功能，但无法确保不会有人向名士输送利益，沽名钓誉。名士若不能洁身自好，还如何保证自己的品评论断公正？晋代文献《抱朴子• 外篇•审举》记言，那时的有党有力者纷然鳞萃，真正的贤良即使抱稷卨之器，资邈世之量，却沉滞诣死，不得登叙。切切如斯，通过清议选拔人
才，亦是弊病丛生。更重要的是，名士品评和舆论风向裹挟着主观价值判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一词，如何确保鉴别优劣的标准达致统一？一旦无法达致统一，你我各有所评，那就只能散乱共存，终究不如诉诸考试，设计统一的考题和标准答案。
迄至隋代，科举考试的问世，的确把人才选拔交给了出题应试，堪称一项创举。正如《新唐书•卷三十四•选举志上》记言，唐代时取士，依循隋旧。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等。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需要强调的正是，皇家和朝廷能否完全认可作为考察范围的思想学说是一回事，考生能否打心底里认同自己的所学所答，并且作为日后为官的信念操守则是另一回事，但科举考试至少已经让人才优劣的评价标准趋于客观化。
毋庸讳言，尽管出题应试未必能考察出考生方方面面的才学，即分数并不能代表一切，但是，相较于带有强烈主观价值判断色彩的清议舆论，通过考试成绩的优劣比较选拔人才哪怕不能算是最佳选择，至少可以算是最不坏的选择。科举取士恰恰与先秦法家在秦国推行的以军功行赏赐遥相呼应。商鞅曾倡导，兴兵而伐，武爵武任，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商君书•去强》）此言意指战时按军功大小赐爵，非战时则按交纳粮食多少任官。纳粮多少的比较并不难，只需借由量器称重即可。如何考究军功大小，同样可以诉诸数量比较。诸如杀敌多者，功大于杀敌少者，杀敌方首领者，功大于杀敌方普通兵士者等。只要诉诸数量比较，军功大小便清晰可见。科举取士固然不同于商鞅策略，后者重在考究武功，前者则重在考究文德，但它们具有相同的内里，无非都是把人之才能的考评交给了易于比较计量的事物上，因而甚至可以把商鞅策略视为科举取士的历史先照。
，它毕竟于清末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且退出历史舞台的其实只是此前为皇家和朝廷服务的考试，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策略则并未沉潜于史。同时亦不能否认，古今考试的确不同。具体说来，搭接着西学东渐，源自西方的权力分化观念早已入驻中国的各种考试。4
同一门课程内部一旦还要分设各种考题类别，诸如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等，甚至还可以相应地交由几位阅卷者分工审阅。考生针对各种考题的作答，固然要依据相应的标准答案进行评判，但整门课程优劣的评判权已经交由全体阅卷者来执行，避免由一人全盘操作。
尤其是艺术院系招生，文化知识考察和专业素养考察断然两分。前者要求考生统一参加高考，后者则由招生院校具体负责，更需要综合考量考生优劣。凡此种种，完全不同于隋至清末的科举考试只通过类别极有限的试卷和考题论定考生才学，而且只把试卷交由少量几人审阅，有些还会让皇帝一人独断。阅卷人员数量越少，面向考生的优劣评判权就会越集中；
试卷和考题类别越少，就越是会让考生展示才学的空间受到限制。
不难看出，我国自古至今通过出题应试选拔人才，其间的权力设定和运行越发开放。今胜于古的地方就在于，考生成绩的评判权和评判执行权已经无法再高度集中，而是会以粉末状分布于各项考察。以此为背景，故事中的考生家长意图通过送礼把子女被录取的希望寄托在院系负责人的身上，那便是希望院系负责人独揽大权，把考生家长有没有送礼作为评价考生优劣的标准，表面上无限接近于古代科举，但古代科举的主事官员未必不清廉，因而可以算是近古中还带有悖古的嫌疑。
更重要的是，通过出题应试选拔人才，属于人人皆需遵守的规则。正如国务院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序言部分所强调，高校招生应当贯彻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的原则，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新生。故事中的考生家长反倒要逆规则而行，极力让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蒙尘。你送礼，我送礼，促使送礼成为了公开的秘密，甚至一度宣称不送礼办不成事。潜台词便是，礼品的重要性远远高于考试分数，于是不妨借助于礼品输送为院系负责人提供权力出租的机会，以便于权钱交易，而礼品正是金钱的符码。院系负责人若是果真出售招生名额，那就是以权谋私。因招生名额属于紧俏资源，是否还要待价而沽？只让有能力的购买者展开竞价，促使紧俏资源只流向少数人。如此一来，所谓人才选拔，就无异于要遴选出家庭财富积累较多的社会人员，而人才优劣的评价标准终究不再是才学。考生家长直接前往院系负责人的家中，亦会让招生工作失却面向社会的透明性。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礼品输送其实还关联于人情。甚至可以说，哪怕当事人并没有把人丨激声特邀丨公共资源的竞争式分配与人情勾兑情挂在嘴边，但礼品输送的内里必然裹挟着人情。具体言之，如果所要输送的仅仅只是礼品，那就会让权钱交易变得赤裸裸。今日的院系负责人是句主任，明日的负责人是王主任，后日是张主任，以此类推，考生家长想要面见的便只是负责人而已，至于谁是负责人，就会变得无关紧要，即是以权力装点和哄抬具体人员，让具体人员丢失我是我的人格属性，彻底沦为权力的符码，致使送礼行为产生贬低负责人人格的效果，这恐怕未必是负责人本身想要看到的。毋庸讳言，任凭考生家长怎么送礼，反而极易与自己想要的结果渐行渐远。
如何确保负责人的人格不受贬低？怎能不考虑人情！所谓人情，无非是指你我的情分。5
说到底，礼品输送中隐含着以人情为核心的隐秘对话，礼品本身则属于人情的物质载体和象征性符码。恰如俗语所言，“礼轻情意重”，强调的正是情意和人情重于礼品。人们办事时，即使不考虑礼品输送和接收，仍有必要高举人情。
故事中郭某和蔡某即使与句主任并不存在亲戚关系，但他们张嘴就曾提及表哥、表嫂之类的亲情称谓，那就更是把人情直接锁定为亲情。潜台词便是，有权的亲戚为无权的亲戚谋私，属于亲情层面的理所应当。同时，还需要追索考生家长是如何知晓院系负责人的家庭住
址的？家庭住址属于私人信息，若由招生院系向社会公开发布，那就无异于在提醒某些考生家长可以因需前去。从防止权力腐化的角度来说，招生院系通常不会公开发布负责人的家庭住址。就此看来，考生家长一旦出现在了负责人家中，必是事先通过私人渠道打听到了负责人的家庭住址。
尽管故事中并未交代郭某和蔡某是如何知晓句主任的家庭住址的，但可以推断出郭某与句主任之间应该存在双方皆认识的第三方，蔡某与句主任之间亦是如此，而且夹在两两中间的第三方未必会是同一人，以至于郭某与蔡某此前并不相识，方才出现了蔡某曾把郭某误以为是句主任的故事情节。正是第三方，起到了发布私人信息的功能，透露了句主任的家庭住址，把各方联系在了一起。更重要的是，第三方与句主任何止相识，甚至相熟，恐怕彼此还高度信任，面向郭某和蔡某亦是如此。郭蔡二人直奔句主任家，即是要分享第三人与句主任之间的原有人情。
句主任实际上未必不认可由第三方牵连起来的人情，只是郭蔡二人此来有悖于公共法度，便不想以权谋私而已。说到底，是否认可人情与是否以权谋私并非同一回事。郭某和蔡某极力谋求的恰恰是句主任能够以权谋私，蕴含在其间的正是人情勾兑。所谓人情勾兑，无非是指要把人情掺入公权力的运行，最好还能把两者搅匀，以至于高度融合，无法分离开来。究其实质，就是要借用人情绑定公权力，促使后者的运行不再仅仅只是涉及自身。既然要改变公权力原有的单一成分，势必会让其原有的刚性在运行时受到稀释，以便于展现出弹性，继而能为谋私提供空间。因公权力运行在接受人情勾兑时处于被动状态，就此凸显出的无疑是人情具有压倒性优势，以至于可以裁决公权力运行的方向，或者说人情具有导引性乃至指挥性，致使公权力被牵着鼻子走，便为资源流向的徇私式赐予搭设出了运行的平台。
追索人情勾兑发生的终极原因，亦如故事所示，各方无不知晓送礼会助长不正之风，败坏社会风气，但资源有限，通过合法的公平竞争式分配难以确保人人都能获取资源，不可避免就刺激着人们明明知晓何为违法却依然要违法。考生家长哪怕内心并不想违法，但资源有限会促使人们通过具体行动背离内心的知，直指人情勾兑极易成为人们不得不采用的谋事策略。句主任曾表示，完全理解考生家长的心情，但他又如何能改变资源有限的现状，因而对考生家长心情的理解甚至带有同情的意味，说明句主任未必不近人情，但他亦不想违法。
，恐怕还蕴含着先秦兵家论断的再现。具体说来，兵家曾言，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孙子兵法•兵势篇》）此言强调的重点在于出奇制胜。所谓出奇，无疑是相较于循规蹈矩而言的，意指敢于打破规则，不按常理出牌，一决高下。迄至胜方告捷，败方再无还手之力，那便是以战止战。兵家还曾说，兵形似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紧接着又说，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孙子兵法• 虚实篇》）依循前后所言，用兵何须遵循常理，若能仿照天地间全无一成不变的虚实亏盈和死生短长，就可以大获全胜。另外，兵家还倡导，知彼知己，百
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 谋攻篇》）反观故事，蔡某知晓郭某之子的外在形象不佳，可谓知彼知己，藉此以我之优势攻击你之劣势。按照兵家的论断来看，的确可以算是取胜之道。
先秦兵家的论断缘何会在当代的人才选拔竞争中浮现，其实完全不需要当事人熟读相关的文献，并且一五一十加以落实，只要他们做出了相关的行为，或者作何思考，自然而然就体现了出来。需要强调的正是，兵家的论断固然通常适用于两军作战时，指向社会发展的非平时状态，但两军作战又何尝不能算是针对某些资源展开竞争，或者指向领土争夺和守卫，或者指向你我发展皆需要的稀缺资源。当人们面对竞争，而且陷入了你我不能同存的境地，难免就会激活内心对作战的构思，6
以上种种，无不说明战争就是大尺码的竞争，竞争则极易被比附为小尺码的战争，或者说竞争并不完全等同于战争，但战争一定就是竞争。二者一旦可以通约，原本出现在战争中的兵家谋略就极易出现在人们针对各种资源的竞争中。况且自古以来的社会发展本来就储存着大量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人们一旦面对竞争，难免就会把记忆中的史上战争谋略提取到眼前，促使兵家论断于大战时被大用，小争时被小用，指向的都是有我无你式的强力对抗。
反观故事，蔡某面对紧俏资源正是采取了战争式谋取的策略，致力于击败郭某。在传统文化的范围内，儒家恰恰就此提出了与兵家完全不同的主张。据《论语• 八佾》记载，孔子曾言，君子无所争。若有所争，必丨激声特邀丨公共资源的竞争式分配与人情勾兑是比箭。其时，揖让而升，下而饮，意指相互作揖入场，比完作揖一起喝酒。如此一来，方才不失为有礼。7
所谓体面，无非是指心存不忍，谋求我赢但我正大光明，固然可以让你输但不会让你受辱的一种人道主义态度。说到底，就是以规则论输赢，以礼止争。孔子还曾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论语• 季氏》）追索其意，更是强调人们立身行事应当循礼，而学礼属于人之为人的必修课，否则就会让人失态。就此看来，竞争何以残酷，与其说是在于资源有限，莫不如说是在于人将不人。
比对故事中蔡某的行为，在竞争中言说甚至取笑郭某之子的外貌劣势，其意无非是要通过比较而凸显出自己之子在外貌上占有优势。正如郭某所言，属于损人利己，如何算得上是彬彬有礼？更是失却了对他人的基本尊重。除却郭某想要把人情兑入公权力运行，涉嫌逆规则而行，他在竞争中并未贬低蔡某之子，因而契合儒家之论，蔡某则完全悖于儒。
孔子曾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言强调的重点正是，若不依循规则谋求富
荀子曾指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荀子• 礼论》）此番论述点破了争是乱的源头，乱则会让人陷入困顿。礼之所来的意义就在于规制乱象，即需要以礼止争，以礼止乱。
按照子夏的说法，“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商字即子夏之名，他姓卜名商。把四海非亲人比附为亲人，何尝不是人情勾兑的一种表现，意指把亲情兑入非亲人的交往中，促使原本无亲情的地带蕴含亲情。如此一来，是否意味着谈亲论爱不分场域？其实不然！事情如果只是发生在私人领域，而且不会伤害到任何人，完全可行。若是涉及公共事务，那就需要适可而止。正如子夏所言，富贵在天，而不是在亲情或者亲缘。
何谓天？按照孔子的说法，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 泰伯》）追索其意，尧帝有德爱民，老百姓都不知道该怎么颂扬他。既然只有尧帝能则天，那就说明“有德”的本意在于学习天之广覆、天之有容乃大、天之垂爱万物，因而天便是至高至大的德性存在。8
子夏还曾指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 子张》）区别于学字指向的是人们自身范围内的学习，意在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德性修养，入仕指向的则是步入公共领域。子夏强调的正是学而优则仕，并非亲而优则仕，更不是血而优则仕。毫无疑问，亲或者血指向的同样是私人亲缘。既然是否能入仕并不取决于亲或者血，那就是要让公与私判然两分，因而儒家并不支持人情勾兑入驻公共领域。
综上可见，除却故事中当事人的言行原本就契合传统的兵家和儒家之论，借用兵家和儒家的论断阐发故事亦会把事理分析引入纵深方向。既然传统儒家主张公私两分，无疑与当代的公平竞争规则不谋而合。后者意在确保符合条件的各方当事人皆具有公平竞争的权利，以反对以权谋私的姿态，维护公共资源的分配秩序。所谓权利，常规解说，本来就会指向以资源获取为核心的利益所求，同时还可以指向各方能被公平对待。9
毋庸讳言，儒家的论断在当代浮现，可以让人们的权利主张在品质上获得提升，甚至还能借力于它所支撑起的人作为人的基本属性，确保人们在依据权利展开公平竞争时不会出现人将不人的情形，意味着儒家的论断已经入驻权利主张的内部。当代的公平竞争规则需要谨防的正是兵家式谋略的再现。兵家所论恰恰只以取胜为导向，哪怕置对手于死地，都在所
公共资源若是一直有限，除了需要坚持让人们依法展开公平竞争，自然还需要提倡人们应当像儒家强调的那样优雅竞争。四、姓氏文化与公共资源的获取再来看《不差钱》讲述的故事，101111
祖孙二人来到了某酒店，意在宴请毕某，恰巧遇见了在此打工的沈某。赵某所带资金不多，就请沈某帮忙兜事，即毕某赶来后，赵某打肿脸充胖子选购昂贵饭菜时，沈某答说没有，以便于只购买便宜饭菜。毕某说到就到，赵某和沈某因认知观念不同，出现了摩擦，前者一再强调自己不差钱，毕某怎能看不明白。
赵某开始向毕某推荐孙女，而且强调孙女的外祖父同样姓毕，甚至是毕某的同乡。孙女展示才华，高歌一曲，获得了毕某的赞誉。沈某一听，表示自己的歌唱技艺更高，一展歌喉，果然不输于赵某的孙女。双方便展开了机会竞争。沈某亦曾表示自己的外祖父姓毕。赵某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动辄就要指斥沈某的穿戴和外貌简直不男不女。双方竞争趋于白热化。毕某决定让赵某的孙女和沈某以歌唱组合的方式出现在栏目中。赵某一看，自己同样想去参加栏目，紧接着表示自己的外祖父亦姓毕。毕某哭笑不得，索性表示同意，甚至给歌唱组合取名为“不差钱”。
公共资源的竞争式分配与人情勾兑显而易见，故事中恰恰蕴含着公共资源由有限到增设的转变，致力于扭转竞争的白热化。具体说来，电视台举办歌唱栏目，意在为各界提供展示才华的空间和机会，而机会和空间堪称公共资源，但在沈某和赵某起初看来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并不是人人都能获得前去参加栏目的机会，难免需要竞争。赵某的孙女和沈某在毕某面前献艺，同样牵连着公共资源的竞争式分配，并且力求公平。赵某言说自己孙女的外祖父与电视台编导同姓，甚至属于同乡，无非是想要与编导拉近关系，以便于提高自己的孙女能获选参加栏目的概率。兼提同姓和同乡，其意无非是要借助于坦陈后者提高言表前者的真实性。沈某言说自己的外祖父同样与编导同姓，又何尝不是想要提高自己能获选的概率。更有甚者，就连赵某本人，都运用此举为自己谋取前去参加栏目的机会。蕴含在其间的深层次逻辑在于，既然外祖父和编导都姓毕，那又何尝不能把编导当作外祖父，藉此助推着公共资源只在“外祖父”与“外孙”之间流动。
如果其中一人的外祖父果真与编导同姓，那还能算是巧合。诸多人员的外祖父都与编导同姓，恐怕只能算是作伪，因为太多巧合同时发生就不再是巧合。鉴于外祖父与外孙之间通常具有血缘亲情，作伪的目的无非是虚构出亲情，或者说作伪哪怕虚构不出亲情，仍可塑造出人情，以便于让公共资源的流向受到人情的支配。深究其里，那便是要把人情注入到原本没有人情的地方，促使此前不涉及人情的互动裹挟上人情的元素，即人情勾兑。因毕某握有
资源分配的权力，赵某和沈某无不予以仰视，操作人情勾兑的目的就在于巴望着毕某能赐予资源。依循儒家子夏所言，四海之内皆兄弟，就连全无任何亲缘关系的人，都可以彼此把对方比附为自己的亲人，若在四海遇见了同姓的人，那就更是易于激发人们彼此攀亲。俗语亦言，“五百年前是一家”，或者“一笔下不出俩王，一笔下不出俩张”等，强调的无非都是同姓皆为亲人，甚至同根同源，同族同宗。11
依循伦理外溢的逻辑，爱意由家内始出，扩展至四海天下，其间的跨度不可谓不大。你我若同姓，且不论五百年前到底是不是一家，至少能让你我产生可以相互亲近的认知，促使姓氏成为爱意由家内扩展至四海的中介。古往今来，借姓亲近的事例在社会上并不鲜见。
正如孔姓人士，无论身在何地，一概属于孔子的后人，堪称中国姓氏文化的显著代表。又如清代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红楼梦》第二回所述，贾雨村和冷子兴闲谈，前者曾问，近日都中可有新闻？后者答道，贵同宗家中出了一件异事。前者说，弟族中明明无人在都。后者又说，你们同姓，岂非一族？前者又问，到底是谁家？后者答道，荣国府贾家。前者说道，原来是他家。若论起来，自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谁能逐细考查。若论荣国府一支，却是同谱。迄至后来，贾雨村为官果然曾受到荣国府贾家的提携，交情哪怕并不十分亲厚，但屡有走动。以此比对《不差钱》讲述的故事，怎能不算是历史经验的重演。
按照儒家的主张，非亲人彼此把对方比附为亲人，意义在于塑造出人人互亲互爱的交往秩序形态，但在故事中赵某和沈某操作人情勾兑的目的反倒是为了竞争。潜台词正是，既然演唱技艺难分高低，那就不妨再借力于人情勾兑。关键问题是，你能拿捏人情，而我又何尝不能，其中蕴含着你追我赶的寓意。双方都不甘心被甩在后面，致使二者陷入更深层次的对垒状态。既然电视台歌唱栏目意在选用善于演唱的人才，自然会放低对人才穿戴和外貌的考量，但赵某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反倒曾贬低沈某的穿戴和外貌，何尝不能算是依凭眼前所见就地取材，谋求出奇制胜，无异于想要通过类似战争的方式获取公共资源，哪里还谈得上彬彬有礼和优雅，因而高度契合先秦兵家的论断，远离儒家的主张。赵某之子作为文化站站长，向毕某举荐沈某，堪称举贤避亲，大公无私，助益于电视台对歌唱人才的寻觅，甚至蕴含着汉代察举的流风余韵，断然不同于其父只想谋私。
好在毕某最终决定让竞争双方以歌唱组合的方式参加栏目，起到了化干戈为玉帛的效果，化解了因竞争而产生的对垒。更深层次的逻辑在于，以开放姿态选用人才，让人人都能获得展示才华的机会，即公共资源本身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可以让一人独享转变为三人共享，而且在栏目出场的计量单位上，一人是一，由三人组成的组合亦是一，确保人人皆享有参加栏目的权利，那就为原本有可能会在竞争中落败的人员增设了资源。各方一旦以组合的形式在栏目中出场，免不了需要磨合技艺。
潜台词便是，各方日后不宜再彼此把对方视为竞争对手，而是应该视为合作伙伴，更不宜分别再把自己视为独立的存在，而是要努力实现一体联动，相互搭配，甚至彼此包容，同舟共济，以便于在你成就我的同时我亦能成就你，顺利完成演出。既然要化竞争为合作，那就高度契合儒家所强调的君子无所争。
总而言之，结合两部文艺作品来看，且不论公共资源是否的确有限，哪怕只是人们认为有限，通过人情勾兑操作竞争，都会成为极其常见的社会现象。举凡借用姓氏言表情义，或者送礼，皆属于人情勾兑的具体表现方式。
竞争原本具有激发人们提高自身才能的积极功能，但极易受到资源有限的掣肘，难免会引来不良社会风气。竞争规则的设定致力于让人们在规则要求的范围内各显其能，甚至会助推着人们扬己争权，即人人皆有权利竞争。若要获胜，怎可避免要充分张扬各自的才能。关键问题是，扬己争权易于引起我对你的极力贬低，以我失却优雅作为代价，尽可能地换来我能获胜的结果。只要我不曾违反规则，获胜便会具有有效性和合法性。哪怕我曾自损体面，都无关紧要。就此看来，竞争若仅仅局限于对竞争规则的遵守，根本无法保证在我赢得了资源的同时还能存有体面，说不准赢中亦有输，无异于杀敌一千而自损八百。若要兼顾赢得资源和存有体面，无疑需要让人们的权利主张接受儒学的规训，最好能直接展示出儒家式姿态，支撑起权利主张。输赢两分终究不如双赢。如何双赢，免不了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增设资源。以双赢造就无所争，无论怎么增设资源，都会具有满满的儒学意蕴。■